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刘元旭、刘敏、王海鹰）“发烧”的肉价、“高企”的菜价、“跟涨”的大宗商品、“待涨”的水电油气……当前物价虽已“高位回稳”，但“控物价”形势依然严峻。
粮食丰产，食品却领涨；产品提价，企业仍喊亏；两头诉苦，中间直喊冤——面对扑朔迷离的物价矛盾，代表委员们寻根究源、建言献策。
“粮食丰产了，食品却领涨”——如何减轻百姓“餐桌负担”？
“排骨一个月一个价，最高时每斤涨到３０多元，菜、米、肉也赛着跑上涨，口粮开销占工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说起“一日三餐”的花费，北京西城区居民张秀英直叹“太贵”。
在新一轮物价较快上涨中，食品价格被视为“领头羊”，让百姓感觉“餐桌负担”越来越重。
全国人大代表、纺织女工张晓燕深有感触地说，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消费主要花在“吃”上，感受更明显。“现在早饭吃一碗馄饨和一套煎饼果子要八九块钱，比前几年涨了一大截。”
央行发布的２０１１年第４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６８．７％的居民认为，当前物价“高，难以接受”。
百姓感受背后有统计数据支撑。去年８月以后物价涨幅虽然开始回落，但全年５．４％的涨幅仍远超年初４％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食品价格上涨１１．８％。
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为何食品价格仍大涨？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委员认为，“表面上看农业丰收了，食品价格不存在大幅涨价的基础条件，之所以出现急剧攀升，与去年的投机性炒作、一直以来粮食生产结构性弊端，以及调控预警相对滞后都有关系。”
那么，如何为百姓餐桌“减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认为，“控物价”与“增收入”，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要避免中低收入群体陷入“收入跑不赢ＣＰＩ”的尴尬。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减轻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
“政府还要完善市场调控和监管，消除季节性、结构性农产品短供，严防投机炒作。”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委员说，“同时还应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代替散户种养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竞争能力。”
“产品已提价，公司仍喊亏”——如何减压企业“成本上涨”？
涉足食品行业的天津华明集团董事长刘乃兰委员已年近七旬，她常常逛菜市场，也感觉当前物价偏高，她道出了“成本上涨”刚性拉高物价的无奈。
“糖价从十年前每吨１０００多元涨到４０００多元，另外人工、水电等其他成本也在上涨，食品厂生产的冰激凌出厂价虽提高三四毛钱，但依然利润微薄。”刘乃兰委员说。
对于成本推动，青岛即发集团董事长陈玉兰代表也深有同感。她说，作为一家主营纺织服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去年仅用工成本就增加２０％。
融资遭遇“趁火打劫”，也是企业转嫁和推高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天津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告诉记者，由于银根收缩，贷款指标竞争激烈，银行变相“抬价”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增，企业只能给产品提价。
另一个物价推手是国外“输入性通胀”。欧债危机发酵，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一些国家滥发货币“救市”，对国内物价上涨形成潜在支撑。
“如果一些企业难以转嫁上升的成本，必将面临生存压力。”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王爱俭代表说。浙江省工商联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全省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成本提升３０％左右。尽管部分企业产品提价，利润仍然被“摊薄”。
“企业的成本变化，直接影响物价走势。”浙江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代表说，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９０％以上，其产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帮助中小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就是“保民生、控物价”。
郑新立委员认为，应当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和融资难度；同时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产品提价对物价的冲击。
“成本上涨是一个因素，但企业竞争力最终还是靠自己。”郝建枝代表认为，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不能一味靠提价，更要向产品创新和转型升级要效益。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如何“挤出”中间降价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曾做过追踪调查：“菜园子”里收购价每公斤４毛钱、６毛钱的蔬菜，让种植户“苦笑”，但到了市民的“菜篮子”里，却涨到了每公斤２元、４元。
菜农抱怨“卖贱”，市民抱怨“买贵”，中间环节则抱怨“钱难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柴宝成委员认为，蔬菜流通环节多、流通费用高是“主凶”。
这一点也得到刘乃兰委员的赞同。她说，流通环节多，不仅导致层层加价，而且增加了损耗、人力等成本，成为推高食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除了环节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主因。”一些物流行业的代表委员说，长途公路运输返程空载率高，利润三分之二缴了过路费和油费，“雁过拔毛”的各种罚款更不用说。
一方面，超市、菜摊的租金随房价攀升水涨船高；另一方面，超市、商场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场费、上架费、广告费、店庆费、返利费、促销费、管理费、年节费等，这些最终都成为物价上涨的“推手”。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人表示，当前国内蔬菜流通成本占最终菜价的三分之二；国内物流总成本在ＧＤＰ中占２１．３％，而发达国家仅为１０％左右。挤压流通成本可为“降价”提供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