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及时出台并全面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2008年年中，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对我国经济影响端倪初显，中央迅速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9月份后，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扩散，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明显加重。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央争分夺秒部署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果断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提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迅速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之后，陆续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很快形成并全面实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一揽子计划内涵丰富，是一个把促进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保障改善民生相统一的政策体系，共有四大支柱。一是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实施两年新增４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新增中央投资1.18万亿元，实际执行结果是新增1.26万亿元，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等方面建设和灾后恢复重建。二是大范围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包括汽车、钢铁、船舶、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流等十大产业）。三是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加强科技支撑。四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二、坚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力度和重点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时，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顺利实施一揽子计划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撑，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2009年年中，针对信贷投放较多较快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同时提出，在经济企稳向好的关键时期，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下半年，更加注重把促进经济增长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着手研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部署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政策，引导产业健康发展。随着经济回升向好，2009年四季度明确提出把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推动经济由政策刺激向内生增长转变。

    2010年，在稳定政策的主基调下，及时调整政策力度，提高政策的灵活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4月初重启三年期央票发行，6月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全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3个百分点，两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共0.5个百分点。2010年四季度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全球较早实行刺激政策的退出，平稳实现了由非常条件下的非常措施向正常状态有序过渡。

    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减弱与通胀压力加大并存，物价上涨较快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宏观调控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包括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3个百分点、3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共0.75个百分点等，引导货币信贷增长向常态回归；同时大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搞活流通，加强监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从2011年8月份起逐月回落，遏制了一度出现的物价过快上涨势头。下半年，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宏观调控一方面坚持基本取向不变，保持政策基本稳定，继续控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暂停发行三年期央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重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重点支持民生工程特别是保障性安居工程，重点保证国家重大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困难和矛盾。

    2012年，在世界各大经济体增长全面减速、各种风险不断暴露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大，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5月份明确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预调微调力度，集中部署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在保持财政预算支出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优化支出结构，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扩大利率特别是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出台“新36条”及42项实施细则，鼓励民间投资；出台实施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等。经过不懈努力，扭转了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下滑趋势，四季度经济增速回升到7.9%，实现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今年经济发展打下好的基础。

    三、大力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积极稳定外需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政策立足点始终放到全面扩大国内需求上，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7年的82.1%提高到2012年的102.2%，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0.1%下降到2.6%。一方面，重点扩大消费需求，构建长效机制。主要包括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培育和扩大汽车、家电等消费热点；大力优化消费环境等。消费快速增长，结构加快升级。另一方面，大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政府投资尤其是中央预算内投资向“三农”、重点民生领域、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向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形成了一大批支撑未来发展的优质资产。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带动社会投资，放宽市场准入，有力调动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2012年民间投资增长24.8%，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1.4%，较2007年提高8.9个百分点。

    毫不放松稳外需。国务院先后4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出口工作，5次出台支持进出口发展的政策措施，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支持出口企业，鼓励增加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五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2.2%，从世界第三位提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国际市场份额比2007年提高2个多百分点，进出口结构优化，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

    四、兴利除弊，高度重视防范化解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隐患

    面对这样一场大的金融危机冲击，谁也无法预见它的巨大危害性和持续时间。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实施了超常规应对政策，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升级，财政政策仍然面临严峻挑战，欧洲一些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困境之中。我们在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积极作用的同时，重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较好处理了兴利与除弊的关系。

    财政政策运用坚持统筹兼顾，注重综合平衡。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9年的2.8%降到2012年的1.5%左右，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始终保持在安全水平。严格管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范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货币政策运用注意把握稳增长、控物价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金融体系运行稳健，银行业风险抵御能力持续增强，2012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降到4929亿元和0.95%，拨备覆盖率提高到295.5%，资本充足率上升到13.3%。

    坚持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多管齐下，不断完善和深化政策，严格控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着力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加强市场监测和监管等。随着一系列政策落实到位，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