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是什么样的？我们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国要怎样进行结构性改革？带着这些问题，2014年6月24日16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并与网民在线交流。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投资者信心，那眼下的阶段我们应该怎么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怎么样更好地调动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热情或者是投资的积极性呢？

    [黄剑辉]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观察讨论中国未来中长期可行性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学界各个方面多年来没有完全讨论清楚的问题。根据我近年来的思考，还有根据其他研究者的思考，有这么几点体会跟大家分享。

    第一，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包括欧美的一些学者都是根据凯恩斯主义或者货币学的观点，提出未来中国要从需求端的三架马车入手，强调出口拉动转为内需拉动；第二条是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包括国内很有名的学者也提出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这是很大误区，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因为按照这个操作不仅与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不相符，跟发展阶段也不相符，而且会错失中国未来十年到二十年难得的、高外汇储备、高储蓄、青少年劳动力占比很高的重要发展机遇，会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我们建议结合这次克强总理访英还有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的系统部署，根据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5年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还是应该把改革，也就是从提供新的制度供给入手，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小平理论的核心，增强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从供给端入手提升中国的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由此来制定相关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谈外需转向内需，然后投资转向消费，这两个方面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误导。

    观察韩国和德国，已经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他们是亚洲和欧洲里面实体经济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他们并没有谈过，所谓由出口转向扩内需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也没有谈过所谓投资转向消费的问题。而且过度强调消费，据我的研究，不仅是导致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1929年的大萧条的根源。1929年大萧条就是当年鼓励汽车大消费导致的，2008年这一场就是通过透支需求鼓励住房过度消费导致的危机。

    所以我们觉得核心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从制度供给入手，同时作用于市场的供给端、需求端。去年初看到社科院李扬副院长写过的一段话我印象很深，看了很多遍，他讲到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极早地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政策的重点尽快由短期的救市和维稳转向长期的提升效率和提高增长的潜力，每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自身的结构，以适应全球更新的发展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的竞赛中胜出。

    李扬副院长的这段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很好地思考。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坚持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个改革方向，更好地把宏观政策的重点由短期的、应急式的透支性的需求管理，转向真正的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的国际供给管理，会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源泉。再深入分析一下，因为这点从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看基本上有三种增长方式，一种是斯密增长，就是基于增长要素从而配置和国与国之间贸易的比较优势来形成的增长；第二种增长就是熊彼特增长，就是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的增长；第三种叫奥尔森增长，是源于制度创新的增长，也就是所谓改革红利的问题。

    所以中国未来要关注的一是改革红利，二是技术红利，三是像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还处于要素增长阶段，把这三种增长放在最核心，而不是去考虑透支性的财政政策，透支性的硬票子搞就业，这都是对增长率没有什么提升的。因为美国扩张了半天就业，你进口的东西是越南、中国、墨西哥生产的东西，统一了半天GDP，这边印了钱，你没有GDP，不是你生产的，是你消费的，你消费的怎么可能是GDP呢？怎么可能是国内生产总值呢？所以从理论上都是有很大的误区。

    所以除了刚才三种驱动增长方式以外，我还观察到美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还有世界经济论坛克劳斯·施布瓦先生每年推出全球竞争力的报告，里面也提到三阶段十二根支柱。一是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小于2000美元的时候，都是靠要素组合，包括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健康与基础教育。中国的一些比较落后的省份，大概主要还处于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人均GDP3000美元到9000美元，基本上是中国目前平均水平，2013年中国人均GDP6800美元，基本上中国进入了效率驱动为主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创新驱动，是人均GDP大于1.7万美元的时候，中国沿海省份深圳、上海这些地方都进入到了以创新驱动为主的阶段。

    所以结构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把斯密增长、熊彼特增长、奥尔森增长放在重要的位置，不同的省份要根据自己所处发展阶段考虑有效的驱动模式，这是根本。需求端的那三架马车，比如从出口的角度的结构调整，不是说出口转向内需，这个是误导，出口的话应该是提高我们国家出口产品的改善结构，提高附加值，实现出口产品的升级；投资也不是降低投资率和投资增速的问题，而是应该把投资的质量效益怎么样更好地提升，生产更多的高铁、地铁，还有更多的住房，能够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国开行承办国务院交办的棚户区改造，因为我们是提倡供给学派，比较强调解放生产量，增加产品的供给，压低房价也是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

    从消费的角度，我们觉得应该提倡适度消费，因为不久前习总书记主持最新一次能源委会议，提出一个能源消费革命的概念。不是说过去所谓谈增长好像能源、煤炭、电力不断地增长就是好，其实不见得，你每天用的煤炭、用的资源耗得比较少，效率比较高了，百姓的生活也比较好了，反倒是一个好的消息。所以我认为习总书记主持的最新这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提出来这种新型的能源观，还有能源消费观，为中国指明了非常重要的方向，而且也端正中国多年来鼓励消费、扩大消费的误区，应该是中国古人的思想，叫知止知足，知道停止、知道满足，适度应该是适度消费、有效消费，而不是不断地扩大消费、扩大内需。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