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标志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户籍制度改革事关亿万国人的福祉，是一项必须优先推进的基础性改革，其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措施之实均属空前。如何解读这一改革？经济学家、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张车伟，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何宇鹏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解读《意见》，并与网民在线交流。

[主持人]对城市的发展将会有贡献，但是市民化的成本也是需要中央或者地方来承担的，在户口统一化过程中，对财政负担怎么划分，中央和地方怎么协调？  

[何宇鹏]市民化成本要由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也就是说个人，比如说在他各种社会保险上，要交足个人的部分。企业来讲，同样要在员工社会保险配套资金上交足它应付的部分，在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上面，也要交足它的部分。现在农民工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基本上都在30%以下，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企业和个人都没有交足他们应该交的部分。没有交足的原因相当复杂，我们在这里不分析。政府同样要负担它在公共服务里应有的支出，这里就涉及到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划分。首先，改革要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上面各自应负的责任是什么。第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公共服务的支出。第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农民工市民化和公共转移支付相挂钩的机制，这样使得财力不足的地区同样能够均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大力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比如说现在在基础设施方面，在相当多领域已经放开了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社会服务方面，也正在逐步放开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总之，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能够共同承担城镇化的成本。

[辜胜阻]重庆有一个研究测算，重庆一个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大概是10万元人民币，在10万元人民币中间，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本人可能承担的比例是各占三分之一。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政府这个层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分担，对农民工高度集中的地区必须有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支持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中间最重要的是教育，比如广东东莞，80%是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光靠东莞政府，甚至是广东省政府都很难，所以对于东莞以及一些外来人口比重比较高的地方，必须要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共同分担。前不久我去了北京的一个乡，外来人口有20万，本地人口只有一两万人，这个乡的领导告诉我，如果靠自身力量来解决20万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非常难的。所以在这些地方，中央、省市和地方政府必须联手来做好公共服务。企业也需要扮演一定的角色，比如说养老，养老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要靠企业。农民工自身也要承担一部分，应该是三方共同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