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改革破解教育发展难题
——港澳代表委员积极为《规划纲要》建言献策

    3月12日，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委派专人前往北京饭店“两会”港澳代表委员讨论地点，听取他们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座谈会由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代表主持，“两会”港澳代表委员共15人出席。港澳代表委员高度评价《规划纲要》是个非常宏大完整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许多教育理念很先进，能够为未来10年内地教育改革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对《规划纲要》文本和实施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实施要注重统筹协调

    针对教育改革先行先试将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座谈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戴希立委员（香港田家炳中学校长）认为，从《规划纲要》文本看，教育的总体布局是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更要注重统筹协调。比较担心地方领导的素质，他们首先应当是学习型的领导，注意调查研究，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在保障措施方面，建议有一些阶段性指标和考核办法，否则容易落空。建议引进海外经验和理论，试点项目也可以请海外专家参与。另外，以改革突破发展难题是一种勇气，但是改革有自己的规律。目前社会各方面对教育改革期望较高，观点多元，利益多方，互相牵制。要推进改革，首先，改革的专业方案要好；其次，要有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再其次，每个阶段要主动调整社会期望值特别是做家长工作；最后，改革定向后要把握改革节奏，速度不宜过快或过慢。

    李沛霖代表（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长）建议，实施《规划纲要》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关系，一是系统改革与单项改革的关系，必须注意协调和统筹；二是均衡发展与优先发展的关系，缩小差距的同时要有阶段重点；三是敢于放权与善于放权的关系，领导要能够抓大放小；四是群众意见与专业意见的关系，尊重群众要求更要按照教育规律和国情条件办事；五是战略地位与次要地位的关系，教育优先实际上在地方落实不到位，往往是处于经济后面的次要位置。

    徐是雄委员（香港大学植物学教授）认为，要加强引导，及时出台有关政策或规章，保障先行先试能够成功。

    坚持大学类型多元化和特色办学

    内地大学如何建设，成为座谈会上代表委员们关心的话题。

    吴清辉代表认为，目前公开征求意见的《规划纲要》文本，比去年在珠海征求意见时有很大进展，关键在如何落实。要坚持大学多元化和特色办学，大学类型可以多元化，有博雅型大学，也有应用型大学，同类大学也可实现多元化，全国重点建设两所大学少了，应当有十几所，北大清华之外有些学校也有明显优势，可以成为国家某一方面的中心，现在很多学校没有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如我去湖南大学看岳麓书院，就可以打造出高水平的国学机构。在民族教育和双语教学方面，教育部门应当花大力气研究少数民族到底需要什么，大的少数民族可能需要双语，再加上英文其实成了三语，学生负担很重，许多民族可能需要少量保持民族传承的经典课程，其他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赞成政校分开，大学校长不要副部级，同时任期要更长，不要频繁调动，以利形成教育理念和办学特色。落实高校自主权，要有很大承担，要有比较大的动作，大学一定要向这个方向走，让懂教育的教授搞教育。要允许职业教育学生进入专门大学继续学习，继续教育要发挥行业学会在职务规范和专业培训方面的作用。

    徐是雄委员提出，现在与内地合作办学，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浪费许多时间，也助长了拉关系等非正规做法，希望建立综合办公室或委员会，实行“一站式”统筹管理。

    杨耀忠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会长）认为，一个好的教育规划，一定要调动社会资源参与，要积极鼓励社会参与办学，发展优质教育资源，要在法规上加以落实。内地建设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生，应当在全球招聘教师和招收学生，否则只是中国自己的一流。

    罗范椒芬代表（范氏慈善信托基金理事、原香港教育统筹局秘书长）提出，《规划纲要》文本中有关港澳台合作交流只有一句话，建议再增加一些，包括进一步明确香港方面可以在内地办大学，职业教育和中小学也有合作需要。

    要特别重视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

    代表委员们高度重视学生的培养问题。

    黄玉山代表（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表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学生素质教育也要及时跟上，要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现代大学制度试点协议工资问题要特别小心，大学要多讲理想，教育学生不能凡事都讲价钱。

    梁刘柔芬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建议，教育发展，不仅需要沿着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的路径，还要谋划好普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乃至终身学习的关系。要特别重视学生共同的基本素质问题，如理性培养、遵纪守法、严谨治学等。要让学生继承优秀传统美德，增强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成为社会的好公民。

    廖长江代表（香港学术评审局委员兼财务委员会主席）建议，内地职业教育方面现在过于重视技能培养，要加强服务态度和环保意识教育。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要贯穿传统文化教育，努力扩大国际视野，端正做人的基本态度。现在学生视野比较窄，赚钱的意识太强烈。

    费斐代表（香港妇女基金会对外主席兼副会长）认为，高等教育要更加重视道德教育，现在贪腐现象比较严重，大学过于看重论文和学校排名，问题很突出。

    重点问题要重点突破

    代表委员们还就一些热点话题对《规划纲要》文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林顺潮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认为，《规划纲要》文本对0至3岁婴幼儿教育没有过多涉及，鉴于其重要性，建议花些资源研究，对0至6岁学前教育整体提出政策措施。

    另外，从医学教育来说，发达国家基础医学研究生比例很小，大多数是临床医学研究生。而内地相反，有就业时又改变为临床医生的，临床医生花太多时间读与基础学科相关的硕士博士学位，这是教育错配，是制度设计问题。

    刘佩琼代表（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认为，在《规划纲要》文本中，财政教育经费除了占GDP4%的指标，还应该有生均指标；改变文理分科和实行去行政化，操作很困难；支持职业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和西部教育，应当与学成后的就业机会相互匹配，而不是只强调一个方面；高校科研除了团队精神，还要强调独立思考和创新；学术评价和学术道德是大学的基础，一定要严格约束；民族教育应当强调融合与共同发展，不宜过多突出民族身份；像香港那样的高校拨款委员会可能行不通，但是增加专家咨询因素非常必要。

    黄玉山代表（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充分肯定《规划纲要》文本全面完整，但担心《规划纲要》在执行时会发生问题，指出如何实现《规划纲要》任务细节非常重要。比如，教师队伍建设应当向基础教育倾斜，进一步向农村倾斜；职业教育如何改变社会观念和家长看法，工作待遇一定要提高；研究生教育发展过快，特别是博士生不宜多，要提高其含金量；农村孩子进入名牌大学的比例减少，要给他们提供更多机会；对吸引海外人才，可以考虑香港内地共同聘用，逐渐习惯后再在内地稳定下来。

    另外，大学评估如何做得恰当而不扰民，教育监测如何做到有效而精简，这很重要，否则会产生相反作用。（记者 焦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