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芯片产业奠基人、国家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启动者之一江上舟于2011年6月27日在上海因病逝世。科技日报2011年12月27日刊登长篇通讯《“他心里装着国家，唯独没有自己”——记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缅怀其为国家、地方科技经济发展鞠躬尽瘁的一生。

    2011年12月30日，曾与江上舟共事多年的国家科技部部长万钢接受记者采访，追忆这位他视为兄长的故人，并从他的视角解读在国家面临产业变革的今天，怀念、学习江上舟的现实意义。

    万钢用四个字概括他认识的江上舟——功、势、明、理。

    “功”，是指他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势”，是说他能在复杂的形势下对产业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明”，则指他能把自己的想法让大家明了并接受；“理”是说他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和操作能力。

    他的学术功底不只在自己的专业上

    “谈起江上舟，我是很有感情的。”万钢说，认识江上舟是在回国后，但知道他却是在回国前。同样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相同理念让两人十分投缘。

    文革结束不久，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多年的江上舟、吴启迪夫妇决定出国求学。1979年—1987年，江上舟在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学习。利用这一机会，他完成了个人能力的建设。“大多数人只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工夫，对总体布局、经济政治制度的研究不是很关心，但江上舟不是这样，他兴趣广泛。”万钢说，江上舟的学术功底不只在自己的专业上，在国外他了解了很多经济、科技发展的理念，学习了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法。

    也许是刚刚经历文革，此时出国的一代人更有紧迫感和危机感。当时正处在欧洲转型前夕，环保主义盛行，“绿党”兴起；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浪潮袭来，信息化给社会各方面发展带来变革。这给江上舟的思想带来冲击。“他对欧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经济发展向全社会共同发展的转型有很深理解。”万钢说，这也为他日后作为战略型科学家，准确地为上海产业布局和国家重大专项筛选奠定了基础。

    万钢在国外的十几年正好经历了欧洲的转型，这让他的很多想法与江上舟不谋而合。回国后，两人“经常一起喝咖啡聊几句”，很谈得来。

    现在万钢经常会跟留学生讲，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要多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国内大局。“希望多一些人能学习江上舟，培养自己深厚的功底。”

    他考虑的是“整盘棋”

    今年上半年，去过三亚的万钢还和江上舟聊起三亚的情况，科技促进旅游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上舟刚回国在海南工作时，很多想法的实现步履艰难，但他敢说、敢干、敢为，在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有很多创举。”万钢说。

    但万钢觉得江上舟真正“发力”，是在上海市经委工作时。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以引进为主向创新为主的转变。上海的发展理念一直比较先进，也在考虑如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负责工业经济布局的上海市经委，既要管眼前也要管未来。因为经济工业的布局不是一两年就能有收益的，今天的决定可能要10年20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正确选择至关重要。所幸的是，作为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他着眼长远的很多想法得以实现。万钢“盘点”了江上舟10年前做的几件事：

    ——上海芯片制造产业的发展便是其一。“如果没有当年上海下决心搞芯片，可能我们今天的芯片进口要远远超过石油。而且今天芯片的主流产品65纳米芯片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产品，芯片的自给自有供给率也在提高。”万钢说。对江上舟开创的上海芯片产业的评价不应只放在10年后的今天芯片制造业规模有多大，而应该看到它带动的芯片设计业、芯片信息产业的下游发展。“现在上海银联、一些超级计算机芯片的应用都形成了能力。”

    ——大飞机落户上海，带动了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也带动生产服务业的转型和传统产业的提升，比如宝钢、上海电机。

    “战略型科学家的眼光要放到10年、20年以至更远更长久的发展看。政府需要有一批人，眼睛盯着变革和前沿。这一点江上舟是称职的。他对经济带来的变化不一定体现在2001、2002、2003年，但对2010、2020甚至2030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万钢评价：“江上舟有很强的判断力，就像下围棋，不是只考虑一个棋子，而是整个棋盘，有多大发展空间，选择何种发展模式，未来应用情况如何。”

    他像是一块“吸铁石”

    11年前的圣诞节，万钢结束了十几年的海外生活回到国内。在北京逗留几日后，前往上海看望老校长吴启迪。吴启迪告诉万钢：“江上舟他们前不久刚做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战略研究，你去和他谈谈吧。”

    第二天万钢便找到上海市经委，第一次见到时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几天后的元旦，江上舟将万钢引荐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万钢在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研发之路由此启程。“他办事就是这样雷厉风行。”

    在万钢看来，江上舟像是一块“吸铁石”，对海外留学生、创业者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对有能力有想法的留学生，不论愿不愿回国，江上舟都要见都要谈，而且总是满怀热情。“有决心回国的，他让你更坚定；有意向回国的他积极介绍各方面情况；对在国外干得不错，暂时没有回国打算的，他和你共同探讨了解国外最新科技产业动态。”万钢说，江上舟觉得这是个共同探讨、互相帮助的过程，“我们帮他们创业，他们帮我们了解国外最新情况”。

    万钢觉得江上舟能成为一个战略型科学家除了独到的眼光，还有魄力。“别人都在忙眼前的事，你去提一个长远的事，不一定能得到反响和共同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得到资源的投入需要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投入创新不像引进产品马上产生效益，你是有压力的。这就需要你有魄力，你要能跟领导、同事、科学家、公众把事说明白。”

    江上舟经常跟万钢说，跟领导汇报就是“三个三”：三句话、三分钟、三张纸。但要做到这“三个三”，却要储备很多。

    每个行业他都了解，话都能说到点子上

    2011年6月27日半夜，随温总理出访德国的万钢接到了江上舟逝世的短信，虽然早已知道这位老友恶疾缠身，但突如其来的消息还是让他愕然。“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为了工作他把自己耽误了。”万钢说。

    芯片产业、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穿梭在多个跨领域的不同行业中，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极为不易。“你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产业发展转型和未来产业发展变革之间的衔接，你要知道细节，要会操作。”万钢觉得江上舟能做到这一点：“每个行业他都了解，话都能说到点子上。”

    江上舟为上海市筛选重大专项时，万钢负责的汽车行业发展必备的大型试验装备“风洞”项目位列第一。“德国公司报价20亿元人民币，你只要5亿元，落成后还要世界最先进，有这个把握吗？”当时不少人表示怀疑。

    江上舟与万钢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怎么组织建设？有哪几个难点？在什么地方可以通过建设风洞实现先进技术的引进？哪些关键设备要引进，哪些我们可以自己做？人才怎么引进？采用什么运行机制，何种筹款方式？“现在实现了当初的目标，当时江上舟给予了高度理解。”万钢说。

    “江上舟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他很多事情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在项目论证期间要十分严密，形成逻辑。有困难你找他，他帮你协调，但平常他是不管你的。他对自己的定位很准，操作细节都知道，管理能力很强。”万钢说。

    这些能力的具备与江上舟持续学习善于学习分不开。他喜欢和留学生、产业界、科技界的朋友聊天，总是利用很短的时间在广泛沟通中学习。

    “结识江上舟10年，我变换了很多角色，从留学生到研究新能源汽车的专家到学校工作组织者，再到科技工作管理者，每一次跟他的谈话都对我有很大帮助，对我有很多指导意义。”万钢说，“江上舟是个纯粹做事的人，他是用他的心在做事。如今我们又处在一个变革的阶段，非常需要像江上舟这样的战略型科学家。”

    当记者问起是否劝过身患癌症十年的江上舟放放工作，多注意身体，万钢不愿再多说。“他是自己耽误了，不然不应该这个时候走。不说了，再说就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