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中央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并且大幅度提高了扶贫标准。大幅度调整贫困线的原因是什么？调整贫困线对今后扶贫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新时期，针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扶贫，中国政府有哪些举措？个别国家级贫困县“高调炫富”的新闻事件让公众对国家级贫困县的评定机制争议颇多，今后如何完善国家级贫困县的评定和退出机制？

    带着以上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范小建。

    记者：去年中国大幅度提高了国家扶贫标准，原因是什么？对今后扶贫工作带来哪些新的挑战？

    范小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中国以往的扶贫标准比较低。

    制定符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国家扶贫标准，对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推动工作，非常必要。到2011年年底，按新的扶贫标准计算，扶贫对象规模达到1.22亿，占农村人口的12.7%，这么大的规模确实对扶贫工作提出了新的更大的挑战，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记者：扶贫标准提高，贫困人口也大幅增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范小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提高扶贫标准是国际惯例。据我们了解，20年来全球有35个发展中的国家提高过扶贫标准，而且有的国家不只一次。这次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是以农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为前提的，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提高扶贫标准，让更多低收入人口得到扶贫政策的扶持，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也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表明了中国政府实事求是、坚持科学发展的明确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政府更加关注解决民生问题、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的决心和努力。

    记者：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较少，但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很大。少数民族地区脱贫面临哪些困难？新时期，针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扶贫，中国有哪些政策举措？

    范小建：少数民族地区是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已经得到明显缓解。2005年－2010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省份贫困人口从2338.4万人减少到1034万人，减少了1304.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6.5%下降到7%，比全国同期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快了近5.5个百分点。少数民族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的1633元增加到2010年的3131元，增幅高于全国重点县和全国的水平。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不过我们还应看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到2010年底，按照原国家扶贫标准，上述八省区贫困人口占全国的38.5%，比重较大，贫困发生率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出4.2个百分点。这八个省区的很多地方，自然条件比较差、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具有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生存条件差的特点，解决贫困的难度很大。

    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贫困问题，促进民族地区全面发展，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一贯重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在制定新十年《扶贫开发纲要》的过程中，对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给予特殊考虑。一是在划定连片特困地区时，对民族地区给予倾斜，将大部分民族地区纳入扶贫攻坚重点区域。二是把对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三是充分发挥“三位一体”大扶贫工作格局的作用。各项扶贫措施，继续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给予特殊关注。四是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对口帮扶的支持力度。五是重视民族地区能源和生态环境建设。

    记者：目前中国扶贫面临哪些挑战？下一步扶贫开发工作准备采取哪些针对性举措？

    范小建：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但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到2008年，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的13.4%。当前，制约中国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扶贫开发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是扶贫对象规模依然庞大。到2011年底，中国有1.22亿农村贫困人口。

    二是特殊贫困问题更加突出。特殊贫困现象，在西部集中在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在中部集中在老区和山区；东部有少量的连片贫困区。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是扶贫任务最艰巨的地方。

    三是返贫压力大。贫困人口相对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足。同时，市场变化、工程移民、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等因素，也对返贫产生影响。

    四是收入差距扩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城乡收入差距较大。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达到1.48万元人民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虽较2010年有所下降，但仍达3.13∶1。同时，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和农村内部群体收入差距也很突出。

    新时期，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明确“低保维持生存，扶贫促进发展”的工作定位；坚持政府主导，统筹发展，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记者：个别国家级重点县“高调炫富”和以“戴贫困帽为荣”的新闻事件让公众对国家级贫困县的评选机制争议颇多。今后如何完善国家级重点县的评定和退出机制？

    范小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这是国家的既定政策。确定重点县并进行重点扶持的做法，也是应该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在政策落实的过程，有些地方滋长了“等靠要”的思想，或把争取到重点县的帽子作为一种政绩，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应该批评。

    关于重点县，中央的精神是支持政策不变。同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现重点县总量的逐步减少。已经明确，重点县减少的省，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减。按照“高出低进、出一进一、总量不变、严格程序”的要求，各省共调出了38个县，同时又调进了38个县。

    一些省份还探索制定了鼓励重点县“脱贫摘帽”的政策，提倡“不等、不靠”，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带领群众，自力更生，加快发展，力争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具体办法还要总结。

    记者：中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全球减贫事业有哪些促进作用？中国的扶贫开发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供国际社会借鉴参考？

    范小建：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按照每人每天消费1.25美元的标准，从1981年到2008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贫困人口数量从19.38亿降至12.89亿，减少了6.49亿。同时期，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8.35亿下降到1.73亿，减少6.62亿。也就是，比全球的减贫数量要略多一点。可见，如果不包括中国，全球的贫困人口，不但不会减少，反而是增加的。中国扶贫开发在国际减贫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举世瞩目，也是举世公认的。

    多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群众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贫困地区经济全面发展，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中国的扶贫开发，不仅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社会和谐，而且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长期实践中，中国政府积累了丰富的减贫经验。

    一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不照搬照套别人的东西；二是坚持与时俱进、体制创新，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不断探索新的形式；三是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越是市场配置资源，越要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强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四是坚持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

    记者：中国在减贫领域与国际社会有哪些交流与合作？

    范小建：中国政府致力于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贫困问题，同时欢迎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重视积极开展减贫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利用外资进行扶贫。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扶贫领域共利用各类外资14亿美元，共实施110个外资扶贫项目，覆盖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20个省(区、市)300多个县，近2000万贫困人口受益。同时，我们也把国际上一些先进的减贫理念和方法，逐步应用于中国扶贫实践。例如参与式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评估和管理、贫困监测评价等。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事业，致力于构建国际减贫交流合作的平台。2004年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在上海共同召开全球扶贫大会，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联合成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驻华系统每年都举办“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政府还东盟国家组织举办了“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等。近年来，中国政府共完成了40多项国内外扶贫理论与政策研究，培训了91个发展中国家的720名中高级官员，举办了上百次减贫方面的高层对话会、研讨会、名人论坛和双边互访减贫交流。（赵焕新 贺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