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2007年中科院院工作会议多了一项内容——研究所年度工作交流评议。3月20日晚,89个研究所将按学科领域分成9个小组,开始为期两个单元的交流评议。所长们将在会上报告自己所在研究所过去一年的工作。交流评议不向记者开放,可大家还是敏感地意识到,这也许是中科院科技评价体制改革的新探索。

    其实,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伊始,就把完善科技评价体制作为创新工程十分重要的一环。用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的话说:“完善的科技评价体制,是和谐的学术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借此才能顺利地发展。”如今,中科院在个人评价、机构评价等方面正在进行有益的尝试。

    改革:弱化SCI论文指标

    新学年伊始，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内有一场讨论，焦点是要不要取消研究生必须发表SCI收录文章的量化指标。赞成取消的人认为，近年来遗传发育所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很多课题都处于国际前沿领域，对所里的研究生来说，发表SCI收录文章变得较为容易，因此指标已经没有意义。

    由于中科院采取院所两级管理体制，各研究所在评价体系的制定上有相当的自主性。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很多研究所，SCI这个量化指标不仅在研究生评价上有弱化的趋势，对科研人员、科研小组来说，SCI收录论文数量也不再是决定性指标。

    在中科院物理所，同行评议成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我们更看重的是科研人员课题的水平和创新性。每年各个课题组都把最新进展制作成展板，在大厅里向大家公布，接受全所的评判。”物理所周兴江研究员介绍说：“我们还要请院内外相关专家成立专家小组，对课题组的工作进行评议。”在评议过程中，专家们更看重研究工作是否站在国际前沿、是否瞄准了国家需求、是否具有发展潜力。

    怀疑：能否杜绝人情“水分”

    其实不仅在中科院院内，要不要取消SCI指标，也是科技界一直争论的话题。

    很多科学家并不赞成取消SCI指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邓子新的看法非常有代表性。邓子新认为，没有了SCI的硬性指标很难杜绝同行评议中的“人情水分”。邓子新说：“SCI不是唯一的标准，论文更不能只看数量，不看质量。但如果研究生研究了几年，连一篇像样的论文都没有，怎么能说他是合格的呢？”邓子新认为，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实验—得出结论—上升到理论高度—成文发表，这是任何领域研究的必经之路。 赞成取消的人则认为,SCI论文硬性指标容易使科技工作者把目光盯在那些容易出文章的领域,而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往往是跟踪模仿工作。取消SCI论文标准,实际上是给科研工作者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科研氛围。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SCI指标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通用的标准,作为一项量化指标,SCI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是在整个科研评价体系中,这个指标应该占多大的权重。

    出路:评价标准多元化

    中科院规划战略局局长潘教峰负责中科院科技评价研究组的工作。他认为,应该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潘教峰说:“不同性质科技创新活动的要求不同,不同研究机构的性质和发展阶段不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标准来衡量。”

    潘教峰认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两者目的不同、特点不同、动力也不尽相同,因此两者成果的评价标准也必然是不同的。科学研究是对宇宙和自然规律的探索,就应当争取世界第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原创性的工作就是无意义的工作。因此对基础研究来说,在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上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是其成果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他说:“技术有功利性,主要看其市场价值。对于各国来讲,关系国家安全和核心竞争力的高技术都不会无限制地转让,不能别人有了我们就不发展,否则只能受制于人。因此,对于技术的评价,不能以论文为基础,而应看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中所起的作用。”

    在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研究所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是不同的。潘教峰介绍说,中科院研究所评价体系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年至1998年,其评价特点是采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产出评价,评价指标主要选取了产出类指标,包括获奖、论文、专利等。第二阶段是1999年至2004年,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关注重大创新成果、目标完成度和政策引导,采用了表明重大创新贡献的指标,包括承担战略性科技任务、高质量科学论文、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特邀报告等。第三个阶段为2005年至今,其主要特点是建立以综合质量评估为根本、以政策导向评估为重点、以基础数据测评为基础的综合质量评估体系,关注科技创新能力、整体发展绩效和对研究工作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引导,选取了论文、专利、人才、重大创新贡献等24个基本指标元素,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创新能力指数定量测评体系,并尝试了战略规划评价。

    关键:绩效管理不可废

    在对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评价体制进行深入研究后,潘教峰和他的同事认为,从发达国家科研团体的科技评价看,大致分为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美国模式”就是更多地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来管理,科技评价服务于竞争发展的要求,强调绩效评估;“欧洲模式”就是更多基于科学技术的文化特质,科技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研究质量。潘教峰说:“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美国模式属于强竞争模式,欧洲模式属于弱竞争模式,但美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实践说明,美国模式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潘教峰介绍说,中科院现行的院所两级管理体制源于或类似于欧洲模式,而评价理念与美国模式强调科技生产力属性和竞争发展相近。目前适合科学院特点、符合科技创新活动规律的成熟科技评价模式尚未形成,项目评价、人才评价等主要评价水平,多采用类似欧洲模式的同行评价;研究所评价则以鼓励竞争发展为导向,追求科技创新价值最大化。由于目前中科院各类评价基本相互独立,不同评价体系相关内容、指标的衔接不够,评价数据、结果共享不够,缺乏对科技评价有效性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使被评价者难以适从。

    潘教峰也承认,就中国现阶段的科技发展而言,无论何种评价体系都应突出“绩效管理”。他说:“绩效管理不是产出管理,而是包括目标确定、资源调控、过程控制和科技评价在内的全过程管理。科研需要宽松自由的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散漫式发展。特别是对于我们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科技投入有限、发展任务很重,应当加强绩效管理,在国家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交叉点上确定我们科技创新的目标和方向,并集中有限的科技资源集中突破。”

    潘教峰透露,在知识创新工程三期,中科院将着力构建明确导向、有效激励、分类评价、分级管理的评估体系,形成基于院所两级体制、体现和谐理念、激励竞争创新发展、多信号反馈的科技评估模式。“我们建议研究制定《中国科学院评价管理条例》,并以人员、机构、政策、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等为对象,以产出绩效、效益、创新能力、目标相关性等为内容,组合使用同行评议、定量测评、自评估、现场评估、第三方评估等方法,开展分层次、有重点的科技评价工作。”

    “科技评价体制从宏观上说关系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顺利发展，微观上说关系着每个科技工作者的切身利益。”曾有科学家这样评价说：“在这个领域的任何尝试都必须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尽管如此，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依然对前景充满信心。潘教峰说：“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适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评价体系一定会尽快建立。”   （记者 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