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这一思想，将对我国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了打开视野，强化对这一崭新历史命题的全方位解读，记者与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座谈，他们围绕“中国特色军民融合”问题发表了很多有见解的观点和看法。
站在历史战略高点上的创新
记者：长期以来，我党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都坚持“军民结合”的方针。现在提出“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既与“军民结合”一脉相承，又有了新的发展。它的创新点在哪里？
胡光正（军队建设研究部副部长）： “军民结合”是我国国防建设一贯坚持的指导方针。最初，这一方针主要用于指导国防工业建设。1952年，毛泽东在听取二机部汇报时，首先提出了“军民两用”的思想，其思想精髓与以后的“军民结合”相一致。但由于当时国防工业的目标是应对战争威胁的急需，加上后来10年动乱，“军民结合”思想并没有真正落实。甚至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国防工业仍处于军民分割状态。改革开放后，面对国防工业效益不高、产品单一和依赖国家财政过多等弊端，邓小平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这是对毛泽东“军民两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世纪之交，江泽民又提出了在军队后勤保障、人才培养、国防教育等方面实现社会化的思想，使“军民结合”的范围有了拓展。
张东辉（军队建设研究部部长）：从这个历史过程看，军与民的结合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从“军民结合”到今天提出的“军民融合”，更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当前，不论经济建设还是国防建设，对资源的需求都在加大，资源短缺是共同的压力。将国防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能有效避免重复建设，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形成国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胡锦涛主席高度关注军民结合问题。2005年3月，他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提出“把国防建设融入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一次理论上的大飞跃。这一飞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军民结合的范围，由国防科技工业领域拓展到国防建设的各个方面；二是将军民结合的层次，由依托军与民两方面的协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次；三是将军民结合的程度，由军民行业“板块式”对接深化到融为一体。
王淑梅（军队建设研究部博士后）：胡主席关于“军民融合”的战略思想，具有丰富的新内涵，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能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能依托社会保障办的事都要实行社会化保障；“二个基本目的”，既要坚持勤俭建军，走投入少、效益高的发展路子；又要协调发展，使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互兼顾、相互促进。
张幼明（军队建设研究部一室主任）： “军民融合”战略思想的科学价值，在于针对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反映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丰富了“军民结合”的内涵，把“军民结合”理论上升到一个新境界，是新世纪新阶段的核心价值理论。从实践上讲，“军民融合”是一个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层次更高的大融合，是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正确方略。
多元化发展模式留下的思考
记者：走军民结合发展道路是一个普遍规律，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策取向都倾斜于此，但方式多元，道路迥异。这里，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武希志（军队建设研究部研究员）：军民结合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其军民结合程度和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军民一体化模式。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经济科技条件和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则，把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军事人才等国防需求，贯彻到经济社会体系之中。例如，美国武器装备研制生产90%以上由私营企业承担，美军的管理、技术、服务人员大部分在社会上招聘。二是军民分离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形成两个独立的系统，前苏联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三是混合发展模式。主要在实行市场经济但综合国力又不发达的国家实行。例如，印度的骨干国防工业是国营企业，承担大部分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同时又尽可能广泛利用私营企业，是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的发展模式。
张东辉：尽管它们的发展模式不同，但有相同之处：一是重视制定军民结合的发展战略。美国、俄罗斯等国通过颁布法律和制定相关战略，从国家层次上统筹军民结合。如美国在《国防工业技术转轨、再投资和过渡法》中提出要推进军民一体化，在《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战略》和《国防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推进军民两用技术。二是利用大型科研计划推动军民一体化。法国和日本的大型科研项目注重“民为军用”，提倡借助新技术革命，充分利用民用高科技推动军事技术的发展。三是后勤保障民间化。美国国防体制改革信奉一句名言——“凡是地方能做的事，都从国防系统移到地方去”。国防部作为“挑剔的买主”，凡是能在市场上买到的，直接拿来满足军事需求。四是军队人才培养社会化。美国地方大学为军队造就60%的军官和40%的上将；英军新任命的军官全部在地方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俄罗斯军队在地方院校培养的军官占每年新任命军官的25%左右。这样做不仅节约大量国防经费，而且还不断给军队注入新的思想理念。
胡光正：除了成功的经验，不少国家也都走过弯路。如处理不好军需与民用的关系，经济建设不考虑国防需求，民用设施不考虑国防功能，国家虽富但国防很弱，像海湾战争前的科威特。再如，战略判断失误，像冷战时期的苏联，对安全环境过于悲观，过度向国防建设倾斜，“要大炮不要黄油”，使经济建设陷入困境，最终导致国家解体。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偏重于军或是偏重于民的做法，都是危险的，都会造成国防与经济比例失调，给国家造成灾难。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来说，富国与强军的统一是一道难解之题。特别是当今国际社会中，大国崛起更依赖于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必须具备强大的综合国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国防投入，使国防建设跟上经济建设的步伐，实现国防与经济两大建设的同步和资源配置的匹配。
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彰显特色
记者：推进军与民的结合，选择发展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如何才能超越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局限，鲜明地体现中国特色？
武希志：与外国的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有四个鲜明特点：一是跨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特别是民用经济和民用技术有了巨大发展。实行军民融合正是顺应时代，跨越发展，充分利用多种经济成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国防建设服务。二是互动性。过去的“军民结合”，主要表现为军工企业学会两套本领——实行军转民；国防工业开发民品。这是一种从军向民的单向转化。今天的“军民融合”，则立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是一种军需与民用之间的双向转化，是战略互动。三是全域性。“军民融合”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域，而且拓展到军事人才培养、军队保障，以及基本建设等诸多领域，是全方位和全领域的融合。四是高效性。高效利用资源，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局，也是提高军队建设质量的重要课题。“军民融合”开辟了资源双重利用的新途径，有利于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国防建设效益的新机制。
张幼明：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追求的是富国与强军相统一。中国百年近代史最惨痛的教训是什么？落后就要挨打，国穷就会遭受凌辱，国家必须靠发展经济富裕起来。马克思说，“军队虽不生产谷物”，“但却生产安全”。国防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和经济发展，国防贫弱就意味着大国地位和国家利益的丧失。因此，发展经济必须兼顾国防。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把富国与强军当作两大战略任务，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尽管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却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国航天工业的辉煌成就，就是实现富国与强军两大目标的成功范例。其成功之处，在于军与民有机结合，共用航天人才和技术资源，促进了国防高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国防实力；同时，又带动了民用航天领域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显然，在经济、科技、人才、教育等各个领域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必将使配置于国防和经济领域的各种资源产生合力，扩大国防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交汇点，从而使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这就是中国特色。
当务之急是建立“三个体系”
记者：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要做的工作头绪很多，而路要一步一步走。眼下，从哪些方面入手是当务之急？
王淑梅：首先是建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我国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其特点是集中垄断，与民用科研生产几乎完全隔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时代条件变了，这种体制因投资低效而制约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必须引入竞争，打破垄断，促进国防科技工业向军民融合转型。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着手改革国防工业投资体制，投资民营企业，培植其研发与生产军品的能力和积极性，形成了一整套民营企业研发和生产军品的政策制度。这种投资改革引入了竞争，提高了效益，使同等武器装备的采购价格降低25%以上。目前，美国生产军品的私营企业有约3万家承包商和5万家转包商，承担了美国大部分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90%以上的军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科技和经济实力发展较快，有的产品领先军品2~3代，具备了推动国防建设的实力。
张东辉：建立人才培养体系也是刻不容缓。现在，全国28所地方高等院校设立了后备军官选拔培训机构，数千名莘莘学子加入后备军官行列，并开始从地方招收士官和文职人员，初步形成了人才培养军民融合的局面。但从总体看，军队高素质专业人才缺口依然很大。因此，除了通过军事院校、部队实践和自学成才等途径之外，还应当将军事人才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依托国家教育的大系统，借助国民教育优势和地方科技优势，通过携手培养、联合科研等方法，把军队人才培养与国民教育结合起来，造就更多更好的高素质人才。
胡光正：还有就是建立寓军于民的保障体系。军队保障是军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离不开社会的经济条件。信息化战争消耗量惊人，保障规模扩大，保障需求结构也日趋复杂，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包揽所有保障任务。有眼光的军队，都善于运用民间技术和人力资源，把军队的非核心任务向地方产业转移，开发社会潜力和资源。我军90年代初曾明确提出“逐步形成军民兼容的后勤保障体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保障机构重叠、保障资源分散的现象未能彻底改观，必须加快依托社会实施保障的步伐，走勤俭建军的精兵之路。
着力点落在完善体制机制上
记者：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之路，是思想解放和深化改革的产物。改革越深入发展，触动矛盾越多、越尖锐。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
张幼明：着力点应当指向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的体制机制。胡主席曾经指出，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成为影响军队建设发展和战斗力提高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在“军民融合”方面更为突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军民融合”问题，必须把体制建设作为核心，把机制建设作为纽带。冲破体制瓶颈之后，就会打破壁垒，盘活全局。
王淑梅：体制建设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应是完善国家层次上“军民融合”的管理体制。国防建设是国家行为，“军民融合”要走得顺畅，必须由国家高层进行决策，由军地双方共同组织，依靠各级政府和军队管理部门合力推进。美国就由国会、政府、军队共同出面制定军民结合的计划，内阁的十几个部门通力合作，积极支持国防部的采办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军民一体化的措施。军民结合做得比较成功的以色列，也在国家层次上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对我国来说，加强国家层次管理体制建设，首先是完善由中央统一领导的国防建设管理体制，设立统管“军民融合”的专门机构。其次，还应当完善地方各级政府领导“军民融合”的管理体制。统筹在高层，落实在基层，地方各级政府的实体机构，可以统一组织其管辖范围内的“军民融合”工作。
武希志：机制建设涉及的面比较宽：一是完善论证与决策机制，科学选定“军民融合”项目，力避因决策失误造成资源浪费。二是完善竞争机制，在管理方式上遵循市场规则，除少数特殊项目外，一般都应通过竞争实现效益。三是完善监督机制，用法制监督、审计监督、效益监督等方式，监控、评估项目实施情况。四是完善问责机制、奖惩分明，鼓励先进，淘汰后进。五是完善成果转化机制，打破军用与民用壁垒，使成果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效益。六是完善经费保障机制，以国家投入为主，地方财政保障为辅，社会统筹为补充，体现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责任与义务。七是完善补偿机制，通过价格、税收、信贷和国防采购等手段，给承担国防义务的经济主体以补偿。八是完善互利机制，按照“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一笔投资，两份效益，利国利军。(记者 张国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