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开启了西藏历史新纪元
——藏学专家谈西藏民主改革历程和
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重要意义
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１日电（记者 谭浩）５０年前的雪域高原，发生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社会大变革－－
１９５９年３月，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为维护西藏封建农奴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奴迅速觉醒，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平息了叛乱。
此后，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如燃烧的烈火，彻底焚毁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民主政权。从此，西藏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开辟了康庄大道。
为了纪念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西藏人大表决通过，把每年３月２８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提醒后世勿忘历史。
废除农奴制是西藏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
“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脚印。”
这句谚语是１９５９年之前西藏农奴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张羽新告诉记者，当时的西藏地方上层建筑是“政教合一”的三大领主（西藏地方政府、贵族、上层僧侣）联合专政，有一整套的专政机器－－军队、法律、法庭、监狱等。
“农奴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任意对农奴打骂和处罚，甚至割舌、挖眼、砍手、剁脚等极为残酷野蛮的刑罚。”张羽新说，１９５９年之前的西藏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农奴，在通过放高利贷等直接进行经济剥削外，有的寺庙还设有监狱、法庭，以及各种刑具，可以随意滥施酷刑、掠夺民财、奸淫妇女等。
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昌珠镇凯松居委会，就是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凯松庄园，是跟随达赖出逃境外的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在西藏山南地区的６个庄园之一，凯松的村民都是原来庄园里的农奴。
“全庄园除两三户人家外，其余都陷于赤贫状态，那时，全庄园没有一个不赤脚的妇女，没有一户人家有足够的盐茶吃，到处是一片萧条的景象。”这是新华社记者郭超人笔下凯松庄园民主改革前的情形。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忍无可忍的农奴们曾发动了上百次小规模的暴力反抗，但都一次次失败了。著名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活佛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西藏地方广大农牧区的农奴反抗和逃亡的事件也连年增多，许多原先村落繁盛的地区变得荒凉颓败，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已像油尽的灯火一样走向没落。”
在很多藏学专家和史学家看来，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西藏贫穷落后的根源，不废除，广大僧俗群众将永远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进步、富强的康庄大道，更不可能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
“然而，在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没有马上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对此，张羽新表示，这是因为还有不少西藏上层人士对民主改革心存疑虑，担心其政治、经济利益受影响；不少僧俗群众也有沉重的、历史形成的心理负担，对民主改革也需要一个了解和认识过程；特别是西藏上层人士中的亲帝反动集团不断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骗群众，挑拨民族关系所造成的民族误解，一时还难以消除。“所以，在实行改革的社会条件还不成熟时，中央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即对西藏的改革既‘不加强迫’，也不消极等待，更不急躁冒进，而是积极创造条件，稳步前进。”
但是，西藏上层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则阳奉阴违，施展一切阴谋手段妄图阻止民主改革。在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地方政府中掌握实权的鲁康娃、罗桑扎西等，公然组织伪“人民会议”，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执行，唆使流氓、坏分子围攻中央驻藏代表和解放军驻地，袭击反帝爱国人士，企图挑起内乱。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对西藏的民主改革被迫提前进行。张羽新向记者诉说当时的情形－－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８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实质上成了西藏自治区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在张羽新看来，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必然走向灭亡；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万农奴，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不断奋起反抗、斗争，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他们的民主革命意识开始萌芽。特别是“十七条协议”签订、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藏后关心群众疾苦的模范行动，使广大农奴受到了启蒙教育，民主革命意识逐渐增强，自我解放的觉悟不断提高，终于汇成了冲垮封建农奴制的滚滚巨流，这是西藏民主改革最主要的动力。
民主改革开创了西藏历史新纪元
这是西藏历史上感人的一幕－－
在１９６０年秋天，２０万西藏农户欢天喜地拿到了土地证。得到了自由和土地的人们围绕在熊熊篝火旁，日以继夜地歌舞狂欢，欢乐的泪水浸湿了他们的氆氇衣衫……
据张羽新介绍，改组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坚决贯彻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团结带领百万农奴展开气壮山河的民主改革运动。在民主改革中对参加叛乱或没有参加叛乱的区别对待－－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没收其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并进行批判斗争和法律制裁；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由国家赎买，然后分配给农奴和奴隶。
“对他们保护过关，并且不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在叛乱了的农耕区实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在没有叛乱的地区实行双反（反乌拉、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在寺庙开展三反（反叛乱、反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在牧区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两利（牧工、牧主两利）。”张羽新说，经过２年多的斗争与艰苦工作，民主改革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民主改革开创了西藏历史新纪元，更打开了西藏和全国人民一道奔向现代化的大门－－
通过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万恶的封建农奴制，扫除了西藏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铲掉了外国侵略势力同西藏少数上层分裂主义势力相结合图谋“独立”的政治基础－－三大领主专制；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在血泪中苦苦煎熬的藏族僧俗群众，焕发了健康向上的勃勃生机，被束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切实保障，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弘扬，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加快西藏经济建设，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
５０年弹指一挥间。西藏的民主改革，经过历史的检验，越来越证明它对西藏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
民主改革初期，长期的压抑使一些翻身农奴竟失去了当众表达自己意愿的语言能力。当家做了主人后，他们想把心里话儿说出来，一时间，就对着扎起的草人，一遍遍地练习开口说话。
酸楚的故事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
失去了做人的权利，人不如牛马；一旦人的尊严与自信回归这些差巴、堆穷、朗生的心上，他们能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美好的明天。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廉湘民说，通过民主改革，铲除了封建农奴制的上层建筑，废除了三大领主对全部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和农牧民人身的占有和奴役。广大农奴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确立了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百万农奴得到彻底翻身解放，成为国家、民族、社会和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藏族人民长期被禁锢、压抑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大批行政管理和其他各类专门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也正因为民主改革废除了三大领主专制的封建农奴制，西藏广大僧俗群众才获得了真正的信仰自由，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弘扬。”张羽新表示，民主改革以前的旧西藏，有大量农奴出家为僧尼，人数约１２万，其中大多数是被迫去支僧差或为生活所迫，而并非出于个人信仰。“民主改革后，在废除上层僧尼的政治、经济封建特权，实行政教分离的同时，中央政府再次重申要‘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俗习惯’，广大僧俗群众才真正有了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张羽新说。
正如一些正直、不带偏见的外国学者所说的：这对西藏广大僧俗群众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吴天威博士，全面考察了西藏民主改革后的发展变化，深刻指出：“对广大的西藏人民用委婉的术语‘解放”，比用于中国的其他民族更为恰当。”
“这一天，值得西藏人民永恒铭记”
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西藏人来说，３月２８日是个大日子。
“经历过苦难，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段黑暗的年代中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廉湘民说。然而，他认为，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对那段历史很不了解。“去年‘３·１４’事件的参与者中，就有不少是不明真相的年轻人。”
“如果他们了解旧社会的苦难，就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在廉湘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纪念日的原因。“纪念日将让人们牢记，西藏曾有这样一个时代。在农奴制度下，根本没有达赖喇嘛不断美化并赞颂的天堂。”
廉湘民把“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比作美国的９月２２日。１８６２年的那天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推出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是所不同的在于，解放后的农奴拥有了选举权。”他说，在美国，１００年以后黑人们还在为自己争取选举权，于是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西藏而言，民主改革意味着西藏人权得到保障，意味着社会制度的跨越式进步。
“西藏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实行民主改革这一事实，不仅值得西藏人民纪念，也值得全国各个民族共同纪念。”廉湘民说，我们只有正确对待、认识历史，才能珍惜现实，走向未来。
一些藏语言学家表示，过去的藏语词汇只有“主”和“奴”而没有“人民”。民主一词也是在１９５９年以后才诞生的。现在如果认真统计一下，藏语词汇在半个世纪里有了不少新成员，特别是近些年来，藏语中增添了科学、律师、行长、经济、股票以及市场经济等众多的新词汇。而在这每一个词汇的后面是一支支现代专业人员队伍。
过去的５０年里，整个藏民族的命运发生着巨变。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认为，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对于西藏广大干部群众饮水思源，进一步增强爱党、爱祖国、爱新西藏的感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对于进一步揭露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此外，设立纪念日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牢牢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也十分具有意义。”列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