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我国经济增长下滑过快的新情况，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回顾可知，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两个提法相比较，可以看出两大变化：一是导向的变化，由防过热、防通胀转变为扭转经济增长下滑过快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位置的变化，由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上升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为什么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呢？这是由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任务的全局性和艰巨性决定的。

    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来说，我们面临四重调整的叠加，即国内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后的调整与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相叠加，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相叠加，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带来的世界范围大调整相叠加。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长期快速增长，但也累积了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和一些重要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主要表现为“三高五低”，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这种粗放式发展的外延扩展，就是在国际上的低成本竞争，导致经济增长的外向依存度很高。一些重要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是内需与外需不均衡、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协调、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平衡等。这种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受到能源、矿产资源、土地、水和环境的严重制约，受到各种成本上升的拖累，受到国内消费需求狭窄的影响，并易受到国际经济、金融等风险的冲击。

    这些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与我国本轮经济周期多年上升后的调整要求交织在一起。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7.6%回升到8.4%，开始进入新一轮周期。到2007年，经济增长率连续8年处于8%以上至13%左右的上升通道内。在我国以往的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上升阶段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而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持续了8年。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过的。但在经济的连续上升中，也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等问题，使我们面临着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需要调整。这种调整，要求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在此时，2007年夏，次贷危机使美国经济进入周期性调整。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极其严重的、百年难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增长明显减速，使我国外需急剧下降。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美国、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见图表）。国际国内多重调整的叠加效应，产生出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加大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压力，要求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另一方面，更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特别是目前这场危机尚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继续蔓延和加深。

    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急速和重大的变化中，经济增长下滑过快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很多的情况下，扭转经济增长下滑过快的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涉及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仅靠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不够的，而需要各方面紧密配合，也就是需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

    为了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

    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与应变性的关系。在宏观调控的政策转换上，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当一种政策实行之后，要有一个贯彻、落实、消化、吸收和见效的过程，因此要有相对稳定性，政策转换不宜太频繁；另一方面，当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宏观调控政策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应变性，适时转换政策方向，把握好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每次政策转换时，都难免会有不同的认识。相对来说，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下行阶段采取宽松性政策时，大家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而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采取紧缩性政策时，则往往不易形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在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和具体搭配上，有过五次转换：第一次是1993年下半年至1997年，采取的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双紧型搭配”，实行了约4年；第二次是1998年至2004年，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松一稳型搭配”，实行了约7年；第三次是2005年至2007年，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双稳型搭配”，实行了约3年；第四次是2008年上半年，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一稳一紧型搭配”，实行了约半年时间；第五次是2008年下半年起，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双松型搭配”。这些政策转换，有快有慢，当转则转，当稳则稳，及时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经济周期波动中繁荣与调整的关系。在经济周期波动的各阶段之间或各种经济态势之间，如繁荣与调整、上升与下行、扩张与衰退、宽松与紧缩、兴旺与危机、通胀与通缩等，具有一定的相互转换的内在关联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每次繁荣都孕育着下次调整的种子，而每次调整又孕育着下次繁荣的种子。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这种关系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第一，每次调整、每次危机在优胜劣汰中往往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带来科技、产品、管理的新突破。我们应在当前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坚定信心，化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在逆境中寻找和培育新的生长点。第二，在实行宽松政策、推动扩张的过程中，要防止盲目过度扩张，防止催生新的泡沫。在解决眼前问题时，要注意隐含的、潜伏的问题，紧密跟踪形势，及时发现新情况、新苗头，不要累积出大问题。也就是说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在上一轮经济周期的低谷——2001年开始，为了防止经济严重衰退和刺激回升，采取了过于宽松而又缺乏监管的政策，导致2004年经济高峰前后的房地产泡沫，并最终导致2007—2008年的严重危机。第三，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转方式、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一般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要求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保增长、扩内需则会拉高经济增长速度，二者有矛盾的一面。但二者又有相互促进、相互交叉的一面。转方式、调结构，可以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保增长、扩内需，可以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资金支持和市场需求。二者的有机结合，既可渡难关又可上水平，有利于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合理、完善的政府干预，对于弥补市场的缺陷、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秩序、履行国家经济职能、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必然会得到强化。但在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从我国来说，在不断加强和改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同时，还应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市场机制的作用还很不健全。在当前保增长、扩内需中，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有利于鼓励企业合理投资和支持居民合理消费的体制机制。保增长、扩内需，最终还要靠企业和居民的力量，也就是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2004年至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连续保持在5%左右的较高水平，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最强劲的增长。我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外需，促进了经济增长。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增长迅速减速，我国的外部需求急剧减少，这在客观上为我们扩内需、调结构提供了强大的倒逼动力。为了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到扩大国内需求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利用外需。当今世界，以科技迅速发展和生产要素全球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应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结合起来，继续发挥我国比较优势，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以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实力。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在扩大内需中，还有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多年来，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协调，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在这次保增长、扩内需中，采取了许多扩大消费的举措，如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培育消费热点，稳定扩大住房和汽车等大宗消费，扩大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消费。但在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在消费结构向住、行升级的过程中，投资的扩大仍然会使投资率上升。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这次扩大投资与以往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十分重视与直接改善民生有关的各项工程，如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建设力度。在住房建设中，有一个特殊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需要弄清楚。这就是，在国际上统一规定的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中，住房建设是以“投资”计入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固定资本形成”项目中的；而居民购买自住房，虽然对于居民生活使用来说完全属于消费，但在统计中每年仅以很小数额的折旧费计入“最终消费”项目中。这也就是说，住房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年度统计中，以“投资”计入的多，以“消费”计入的很小。当一个国家处于住房建设高潮时期，投资率就会表现得较高。从长期看，居民住房基数扩大之后，在统计上消费率就会提高起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