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成都５月５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李柯勇、储国强、侯大伟)王春邦坐在重建的农房前，乐呵呵地看着孙子。如果不经人介绍，谁也看不出这位５６岁的普通农民有什么特别之处。去年汶川大地震，他被埋地下１６４小时。

    从理论上说，在没有食物和饮水的条件下，人类的“生存极限”是７２小时。而地震发生后，在搜救者和被困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极限一次次被打破，少数人甚至创造了生存１００小时以上的“生命奇迹”。

    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们逃脱了死神的魔掌？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记者回访多位曾经创造生命奇迹的幸存者，听到了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独特体验，看到了劫后重生的新的生活状态……

    那些习以为常的精神品格竟是如此宝贵

    楼板砸下来，被沙发撑住了，留下一条两尺来高的狭长缝隙，这就是大地震给四川省什邡市红白镇中学职工李克成留下的生存空间。起初四周一片黑暗，第二天忽然发现左脚边有个鸡蛋大的小洞，空气可以透进来，隐约有一点光。从这里，他看到了生的希望。

    自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被废墟掩埋那一刻起，５０岁的李克成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坚信亲人、政府一定会来救他。而小洞的发现，更让他坚定了信心。这个管道过于细小，外面的人听不见他的呼救，但他仍然很乐观。

    为了希望，他什么都可以忍受。他吃掉从身边摸到的４张学生作业纸，用一只空塑料瓶接自己的尿液喝。后来连尿也没有了，他就用与妻儿重逢的想像安慰自己。１０５小时后，吊车终于拉开了压在他上方的楼板。

    记者发现，尽管幸存者受困环境和心理状态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从某一方面获得了独特的精神力量。对李克成起了关键支撑作用的，就是“希望”。

    对于王春邦来说，则是“从容”。地震时，他正在青川县石坝乡一座矿山上，不由自主地滚到一辆小拖拉机底下，上方堆了三四米厚的山石。他没有纸可以吃，也没有空瓶子，只能用唯一能动的左手蘸着打湿了裤子的尿液润润嘴唇。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奢望自己能得救，这个地方是荒山野岭，谁也不会想到这儿还埋着人。这么大的灾，山下的家和亲人一定也陷入绝境，就更没啥指望了。

    没有光线，没有声音，没有日夜，王春邦就那么茫然地躺着。开始还想想家人，后来就只剩了一些零碎混乱的梦，最后干脆连梦也没有了。他心气平和，也不着急了。

    这种从容淡然，让他整个身心进入了一种无比宁静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体内的生理循环减缓了，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体力。１６４小时后，解放军战士找到了他。

    “团结”，历经灾难的袁玉松重新认识了这两个字。他和７名工友带着从工棚里抢出的１０斤大米，在绵竹清平乡荒凉的大山里坚持了１７天，成为汶川地震最后的获救者，靠的就是团结的力量。

    为了走出大山，他们曾经花两天时间爬到了海拔约４０００米的高度，可是路断了，结果无功而返。１７天，似乎他们已经被遗忘在了世界的边缘。可是，当暴雨倾盆无处躲藏时，他们紧紧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取暖。当老人、伤员走不动时，其他人就扛起他们的东西，搀扶着他们前进。当锅里的“米粥”稀得几乎是清水，大家都坐在地上绝望地流泪时，总有人咬牙站起来，攥紧拳头说：“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们从没想过要分开。”袁玉松说，“大家在一起还可以互相帮助，一个人就更没法对付那样的环境。而且，我们是一个团队，大家说好了，死也要死在一起。互相鼓励是我们心里最大的力量。”

    “友谊”，这是马元江的深切感悟。地震时，他被埋在了映秀湾水力发电总厂办公楼废墟下，１７９小时后获救。为什么他能够坚持住？后来医生分析过，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坚强的意志、超常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都是重要因素。但他自己记忆最深的，是与另一位被困者虞锦华的生死对话。

    当时，他俩被埋位置相距约８米远，透过砖石的缝隙，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在尽量节省体力的前提下，他们互相打气。

    “如果我出不去，看到我的小孩虞姐你多帮忙。”马元江说。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了，马上要救我们出去了，千万别泄气。”虞锦华说。

    虞锦华在１５０小时后获救，但必须接受现场截肢。她疼得痛苦喊叫，马元江就对她喊：“一定要撑过去，撑过去就获救了。”

    虞锦华被救出废墟时还挣扎着对马元江说：“我一定会让他们救你出去的。”

    马元江记着她的话，告诉自己：一定要挺下去！他又坚持了２９个小时。

    勇气、乐观、坚强、毅力、亲情、关怀、梦想、爱……这些平时人们习以为常的精神品格，在绝境中转化成了强大的生命力，如一盏盏明灯照亮黑暗。

    “重返人间”的一刻获得生命升华

    对生还者来说，获救那一刻相当于从死亡线上重返人间。被困１００小时以上的生还者说，那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从最深的劫难中重生，获得的不仅是第二次生命，更是生命的净化和升华。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６日２３时许，李克成看到自己腿上的楼板被移开了，一道灯光扫过。那一刻，他觉得那灯光比黎明的曙光还要美千万倍。他大声呼救，挖掘机立即停止了作业。他的妻子和女儿哭叫着扑到废墟上，摸他的腿，扒开他旁边的砖石。

    在红白中学废墟里被埋４天多，李克成都没哭过，这时泪水一下就涌出来了。那些天，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心里默念：假如我死了，希望妻子和女儿能够坚强地活下去。果真与妻女重逢了，他还有点不敢相信。他意识到，妻子和女儿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５月１９日中午听见有人说话时，王春邦还以为是幻觉。人们搬开山石，把他拖了出来，他看见了５个解放军战士，还有村里的几个乡亲。阳光太强烈，他只好闭上眼。这时他高兴地确信，自己真的没死。

    在矿山里被埋７天的他非常惊讶，人们怎么能找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事实上，当他独自呆在死寂黑暗中时，外面的搜救一刻也没有停止。有的家属已放弃并开始撤离，济南军区某部的小分队仍在村民指引下继续搜救，最后在一个塌方处听到了王春邦微弱的喘息声。

    战士们用一块布蒙住他的眼睛，用担架抬着他步行整整１５公里，送到了镇上的医疗点。他没有哭，但原本已接近枯萎的心中陡然生出了新芽：生活没有结束，大家没有忘记他。

    面对记者的采访，生还者都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归功于救援人员。在看到救援者的手伸向自己时，他们空前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活是多么美好。

    ５月２８日，早已断粮的袁玉松和７名工友的忍耐力几乎到了极限。前两天，直升机已经发现了他们，但矿山上空有交错的钢丝和一排密集的高压线，飞机多次盘旋，却无法降落。２８日一早飞机又来了，工友们又跳又叫，可飞机这次甚至都没有盘旋，直接飞到远处去了。大家绝望地慢慢往回走。忽然，背后有人喊：“老乡！”

    原来，直升机是飞到了两公里外的一个缓坡上空，４名官兵顺着吊索降落到地面，再步行找到受困者所在地。绝处逢生的工友们紧紧抱住救援队员，失声痛哭。

    在灾难之下，似乎被困者与救援者之间有一个生死约定。在废墟里：“我相信你们会来救我！”在废墟外：“我们相信你还坚强地活着！”这种无声的约定凝结着人间真情，创造了生命奇迹。

    “我希望留住生活中每一个美好瞬间”

    曾被埋废墟１７９小时的马元江如今已经正式上班了，虽然左臂戴着假肢，但基本能够正常工作。他说：“我现在吃什么都香。既然幸存下来了，就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地震中，很多同事不幸遇难。好好活着，就是对他们的祭奠，也是对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最好的报答。”

    一年来，王春邦一家被安置到了离老家约２００公里外的广元市元坝区太公镇长岩村，盖了２００多平方米的新房子，全家８口人住在一起。国家给了２.６万元重建补助，贷款２万元，又自筹了２万元，他家的积蓄基本上用光了。花销不少：引自来水掏１５００元，通电又花了７００元。全家的收入就靠每人８分田地、一亩山林，此外两个儿子在附近建筑工地打点零工。

    王春邦曾经被压７天不能动的右臂还有些麻木，需要吃药调理，但他乐观、豁达：“这里乡亲对我们很好。刚来时住在一位村民组长家里，邻居们送来了油和米，我们很感动。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死都死过一回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也许是被困１７天时间太长了，袁玉松在获救之初表现出明显的后遗症：怕冷，不敢进屋。山间的塌方、滑坡、泥石流不时浮现在眼前，他总是怕头顶的东西塌下来。这种状况到一周后才逐渐好转，而体力的恢复用了几个月。

    记者到来时，这位建筑公司经理正坐在自家板房里看电脑。他为重建住房的资金发愁，因为城里建房的成本比农村高得多。这个３９岁中年男子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黝黑面色上一直洋溢着的自信的微笑。他说：“假如再次面对死亡，我会比以前更加冷静。”

    李克成去年获救两个月后就回到红白中学上班，每天早起晚睡，总是尽可能多干活。他说：“现在想让我休息我都不愿意，因为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他和妻子已经决定以后要把眼角膜捐献给国家。

    地震后，他花１８００元买了个小数码相机，去哪儿都带着。他说：“我希望留住生活中每一个美好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