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昆明７月３０日电（记者 陈鹏、李菲、贾楠）精美的苗族刺绣、粗糙的树皮行囊、质朴的土家织锦、奇妙的东巴文字、厚重的龙山黑陶……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差异造就了形形色色、别致多样的语言、用具、技艺和歌舞，它们因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而被固定为迥异其趣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有机组成部分。
７月的昆明，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的举办让中外学者再次获得亲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机，正如联合会主席瓦格斯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让我觉得选择在这个多民族大国举办大会是对的，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宽容和精彩！”
“很难想象没有保护和命名，东巴纸的命运会怎么样”
除了称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美，瓦格斯还高度赞扬了本届大会的举办地云南。“我知道这是一个多民族大省，他们的非遗保护做得很棒，这凸显了大会的意义。”
事实上，拥有２５个世居少数民族的云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做出的成绩赢得了广泛赞誉。“呵护民族民间文化，就是呵护各民族的灵魂，换句话说，是呵护中华民族之魂。云南因其民族最多，保护也就更加迫切。”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省文化馆研究员赵耀鑫介绍，云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领先全国“三大步”：１９９９年率先为民族民间艺人命名、２０００年率先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２００３年率先开展全省普查。
在２００６年公示的５０１项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名录推荐名单中，云南省入围３３项，居全国之首。全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达１６８项，州市一级达３０００多项，县一级多达８０００多项；通过三次普查，６６８位民间艺人获得命名。这样的调查和命名在中国史无前例，使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优秀民间艺人蜚声海内外。
“很难想象没有保护和命名，东巴纸的命运会怎么样”，纳西人和志本是被命名的唯一一位国家级东巴造纸术艺人，已经８１岁的他，善于从海拔３３００米的迪庆山地取材有毒的润香荛植物，层层浇注为坚韧的东巴纸。如今，东巴造纸声名大振，很多年轻人开始走近这门源自唐代的古老技艺。“有东巴纸就能写东巴文，只要它留下来，纳西族的精气神就留住了。”和志本说。
守住了物质文化遗产，就守住了中华精神家园
云南省文化厅非遗专家蔡永辉回忆，中国启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程”由来已久：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就倍加重视，各地文化馆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开展大范围田野调查，抢救、挖掘出一大批经典，如《阿诗玛》《格萨尔王传》《葫芦信》等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孔雀舞、昆曲《十五贯》等，就是那一时期的杰作……
２００３年文化部、财政部等多部委再次启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程”，２００５年，正式更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可以说，２００３年以来全国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守住民族文化基因就守住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逐步形成共识。”蔡永辉说。
２００６年是个辉煌的新起点：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将每年６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规定为我国“文化遗产日”；首批５１８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于当年５月华丽登场。
至今，全国３１个省区市均已建立省级非遗名录，合计３８００多项，５５个少数民族都已有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后有１４８８人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三年来，闽南、徽州、热贡和羌族四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推出，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
蔡永辉认为，尊重差异、理解融合是文化的要义，无论国家还是各省份加大对非遗保护的力度，均显示了对于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文化意识的充分自觉，在“全球化”浪潮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栖和守望对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新力更具有非凡价值。
云南的非遗庙会、浙江的绝技展演、江苏的织绣展览、辽宁的皮影、宁夏的泥塑……今年６月１３日，第四个文化遗产日的全国盛况为这种“共栖”和“守望”提供了有力的注解。
从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３０余载的赵耀鑫对今天的巨变深感欣慰，“越来越多的文化找到了归属，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中华民族奔腾的文化之脉就断不了！”
同心闯难关，民族文化必将迎来辉煌明天
一些民间力量的加入也使非遗保护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云南的“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将民间老艺人请出来，定期发放补助并召集他们到昆明演出；北京一些民营企业也在长期运作民间技艺的演出，让很多老艺人找得了强烈的民族自信……
“源生坊”负责人刘晓津呼吁，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全民族共同的责任，就不能单纯依靠文化部门“埋单”。
刘晓津说，眼下“源生坊”正遭遇危机——几位彝族老艺人的垤施歌舞传人难寻，他们不在了，技艺也就完了。
在云南丽江，１９８３年丽江纳西族的智者——老东巴还有６２个，现在已不足１０人；２００３年，东巴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笆澜缂且湟挪”时，１０多个参与翻译经典的东巴大师早已乘鹤而去。同样，漳州的木偶、南京的云锦、连城的雕版、莆田的戏曲、昆明的评书……全国大量非遗项目都面临传人断代的窘境。
数据显示，我国７６４个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中，５２.４９％的品种因后继乏人等原因而陷入濒危状态，有的甚至已经停产；全国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仍有３６７个戏曲剧种，今天，还在演出的剧种仅为２６７个，整整消亡了１００个。
这是非遗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赵耀鑫建议：保护传承亟需强调一种“动态”，即在原生态环境中促进文化的生生不息，同时也需要一种“静态”的保护，即积极搜集整理各种资料，用纸张、影像等方式把它们保存起来。
动态保护大获成功的例子并不鲜见，凡是与旅游业联系密切的项目都赢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云南大理新华村高度发达的制银手艺、贵州的苗族刺绣、丽江宣科领衔的纳西古乐、内蒙古的保安刀、青海的藏药都凭借强大的市场能力培养了大批后继者。
非遗保护专家、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韦荣慧认为，从全球经验看，市场化是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办法，但过度市场化又面临文化要素被瓦解的危机，有市场价值的得到疯狂开掘，没有市场价值的就被遗忘，因此，如何让政府扶持和民间自觉这两条腿走得更稳更好就成了当务之急。
谈到未来，韦荣慧还是充满信心，“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既已得到重视，我们就有能力闯过难关。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呵护，已经向全世界显示了一个民族大国的胸襟与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