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９月７日电（记者马向菲 吴俊宽 邹大鹏）它是运动员健康的捍卫者，它是体育纯洁与公平的捍卫者，它是国家荣誉的捍卫者！
二十年漫漫征途，中国反兴奋剂从无到有，从一片空白到变身绚丽图画，经历了太多的艰难与坎坷，付出了太多的汗水与努力。
二十年悠悠岁月，时间流逝，世事变迁，中国反兴奋剂从初学者变为领跑者，但不变的是中国反兴奋剂工作者无私奉献，忘我奋斗的身影；不变的是中国坚定不移打击兴奋剂的承诺与努力。
“鸟枪换大炮”－－物质条件日益提高，奋斗精神永远不变
２０多年前北京医科院药物所的一个仓库里，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悄悄起步，为１９９０年亚运会筹备的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在这里落脚。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兴奋剂”这个词还很陌生。
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久，经济不宽裕，条件的限制让负责筹建工作的杨天乐教授遭遇缺钱、缺人、缺技术、缺仪器设备、缺实验室的艰难处境，“由仓库改建的临时实验室”的简陋曾让当时世界兴奋剂检测“教皇”、德国的多尼克教授目瞪口呆。
杨天乐和他的团队要在这种情况下让实验室通过国际奥委会的考试。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短短三年，“而其他国家起码需要五、六年，”７７岁的杨老回忆说。
没有技术、经验请医科院药物所合作，没有人员，从科研单位借，从名牌大学毕业生及硕士中选，为工作有人放弃留学，有的正在美国留学，也请假回来工作；没有足够资金买及极难买到的标准品，请朋友、留学生帮忙弄；没有阳性尿样，工作人员“以身试药”，无暇顾及药物副作用。凭着这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创造了奇迹：１９８９年实验室以优异成绩正式通过国际奥委会考试，成为能独立承办奥运会、亚运会兴奋剂检测的实验室。
主考官克劳斯尼泽尔博士又高兴又惊讶地说：“我主考这么多次，没有一次这么快这么准！”
“大家特别高兴，都流泪了，”杨老回忆起那段２０年前的往事，再度哽咽。
时光荏苒，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也获得了充足的物质保障，“鸟枪换大炮”。实验室从仓库搬入小楼，又在北京奥运会前正式落户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实验室大楼，５０００平方米的面积和一流的仪器，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实验室。尿样瓶再也不用到玻璃厂专门定做，而是从瑞士进口。
“现在的条件和那时相比，变化太大了，”负责过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查的陈志宇不胜感叹地说。
但变化的是物质，不变的是精神。伴随中国人走过艰苦岁月，又走向繁荣富强的那股干劲，从来不曾消退，每一次新的挑战，都会激发更昂扬的斗志。在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名工作者，都带着这样的特质。
筹备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查时，陈志宇桌子上摆着的工作计划表，往往一个月的日历上会密密麻麻标注着上百项要完成的工作。他带领９００多名兴奋剂检查人员，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培训、演练、与２８个国际体育单项协会逐一探讨检查计划、制订详尽的流程与应急预案……每天的睡眠时间极度压缩，但陈志宇却总是一副不知疲倦的样子，对他来说，奥运会的任务就是他的“兴奋剂”。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吴侔天为筹备奥运会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在奥运会前半年经常加班加点，甚至通宵工作。这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率领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检测队伍，成功完成奥运会５０００例药检，被国际奥委会医疗科技部主任沙马什称为“梦之队”。
奥运会之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称赞北京奥运会，除了完美的组织，出色的成绩，现代化的场馆，中国方面的反兴奋剂工作确保运动会的干净纯洁，是这个“真正巨大的成功”中必不可少的一笔。在这个评价的背后，是无数人的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甘于奉献。分管兴奋剂控制的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综合处和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被评为北京奥运会先进集体。
能获此殊荣的毕竟是少数，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背后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汇聚成巨大的力量。面对困难，他们咬牙克服，面对阻力，他们从不退缩，因此一位大学生兴奋剂陪护员能够在炎炎夏日，一路追着骑自行车的运动员，跑到兴奋剂检查站，只为不让这名运动员脱离自己的视线；因此一位瘦弱的女性检查官，会在冬日的早晨５点，出现在某偏僻山区训练基地门口，又在紧锁的大门外、瑟瑟寒风中等待几个小时，只为能在规定检查时间为运动员做检查。
“我觉得我们有一种使命感，”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综合处处长袁虹说。“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在维护正义。”那位检查官说。
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对事业倾注的无限热情，让一代代反兴奋剂工作者无私奉献，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奋斗的，甚至战斗的精神，２０年来从未改变。无数人默默无闻的工作，带来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如今全新的面貌。
“一诺千金重”－－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坚定立场从未改变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一幅万人反兴奋剂签名长卷被送往国际奥委会总部瑞士洛桑，卷首，是中国领导人的郑重签名。
二十年来，中国反兴奋剂工作从检查数量到法制建设再到制度保障，无一不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但不变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表达的反兴奋剂斗争的立场和决心。
国家体育总局前科教司司长史康成在回忆他１０年的反兴奋剂历程时这样描述：一路走来，其实并不容易，有时走的甚至很艰难，但我们始终坚持着，坚持着……
这仿佛是中国反兴奋剂历程的写照。无论是无知引起的误服误用，还是中国体坛极少数人中一度出现的“不用吃亏论”，“查得出是兴奋剂，查不出是高科技”的错误思想，又或是１９９４年广岛亚运会之乱以及１９９８年珀斯游泳世锦赛之痛，每一次经验和教训不但没有削减中国的决心，反而成为一种动力，推动着反兴奋剂工作的发展。
上世纪９０年代的奥运会期间，一位运动员因身体不适服用了一些常见药品，结果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被相关国际体育单项协会判定为误服并减轻处罚，后来使用含有麻黄碱的感冒药造成阳性的案例也有发生，类似的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反思。
针对种种问题，制订专门的反兴奋剂法规的工作从２００１年启动。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专门成立“中国反兴奋剂立法研究”课题组，又请来２０多个政府部门代表进行座谈，随后国务院法制办积极介入，《反兴奋剂条例》２００４年颁布，“条例”对含禁用物质的药物生产、销售、进出口、使用、处罚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如今进入药店，凡是含有兴奋剂目录中物质的药物都标明了“运动员慎用”字样，误服误用完全可以避免。
“法制办的同志告诉我，这部法规从制定到颁布，速度非常快，足见中国政府的决心，”袁虹说。“条例”颁布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不过５年，由政府而不仅是体育组织从事反兴奋剂工作的概念才开始成形，中国在世界反兴奋剂斗争新的大幕拉开时走到了前面。
２００６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２００７年，独立的反兴奋剂机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成立。
为实现“举办一届干净奥运会”的承诺，中国在全国范围进行综合治理，１２个部门联手全面整治从生产、销售到使用相关物质的问题。“综合治理涉及兴奋剂影响可能达到的所有方面。可以说中国政府在反兴奋剂的深度和广度上在世界范围内都罕有，”袁虹说。
“海岳尚可倾，口诺终不移”。中国人自古崇实尚信，当今的中国更在为一个重承诺、守信用、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不懈努力。在反兴奋剂领域，中国的态度从未改变，为保护运动员健康，维护体育运动的纯洁做出努力，实践着庄严的承诺。
前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庞德称赞道：“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花这么大的力气，这么认真、投入而且毫无保留地进行反兴奋剂工作。今后，我们将把中国作为世界反兴奋剂的榜样，把中国的经验向全世界介绍。”他的话，诠释了中国为实现承诺付出的努力与诚意。
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
曾几何时，几起影响巨大的兴奋剂丑闻重创了中国体育的声誉，中国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屡屡成为一些人含沙射影攻击的对象。但中国凭借多年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扭转了外界的看法。
中国对兴奋剂“零容忍”的态度，每年超过１００００例的兴奋剂检查，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以及在国际上积极的身影，让中国加入了世界反兴奋剂领跑者行列。每一个切实的进步都在改变着世界的目光，让他们的态度慢慢从挑剔和质疑转为接受与信任。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举行年会，主动出资邀请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派人参加；挪威、西班牙等许多国家都派人来中国交流经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缉思在一次采访时曾讲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自我塑造的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别人的评价也变了。中国反兴奋剂工作正是走过了这样一条路。
“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开创性的措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科教司司长蒋志学说。
但罗格曾提到，全球有４亿人从事着体育运动，但是地球上却没有４亿个体育圣人。世界范围内，反兴奋剂工作者都面临着用药手段更加先进、高超和隐蔽的难题，否则美国前短跑女皇琼斯如何能够顺利通过１６０次药检而没有阳性纪录？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也面临同样严峻的考验，特别当中国竞技体育蓬勃发展，金牌与荣誉所带来的回报节节攀高，更加重作弊的动机，反兴奋剂斗争的形势还远未到乐观的时候。
蒋志学说，反兴奋剂的斗争是长期、艰巨和复杂的。中国必须不断改进以跟上形势的变化。比如时代的发展已使得２００４年颁布的“条例”出现一些不适应情况，对于体育方面可能的修改正在向全国体育系统征求意见；科研和教育的投入还将进一步增加。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透露，中国反兴奋剂在计划着战略调整，将更多关注科研和教育。反兴奋剂科技总体一揽子计划正在进行中；今后，反兴奋剂教育将从体育层面扩大到社会层面，课堂上的中小学生也许有一天会在课本中读到关于兴奋剂的内容。
中国反兴奋剂，路漫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