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２日电（记者 张汨汨）（１９４９年旧闻：新华社大连十一月八日电　……可是田桂英坚决地和女伴们说：“不学会开火车咱们谁也别出阁，只要小子们能干的活咱们闺女就干得了。”

    临到考试时，又是铁路局长，又是总工程师，好多苏联专家技师都要亲自看看她们的成绩。加上段长、司机和男女翻译，监考的人比学生还多一两倍。这个考一句，那个考一句，几乎把整个机车都问遍了。结果，除了两个新参加的以外，六个女火夫都被提升为见习司炉。

    她们的消息传到东北各地，远在北满的妇女也来信要求跟她们一起学开车。十月末我去访问田桂英时，她们六个已升为正式司炉。田桂英说：“我现在一心只想在明年‘三八’节能考上正式司机”。）

    亲历者说：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篇新闻播发时，田桂英还不是真正的火车司机——她当时刚刚升任机车组的司炉。所以她对新华社记者说：“我现在一心只想在明年‘三八’节能考上正式司机。”

    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１９５０年３月８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妇女节，田桂英领到了司机证。“是铁道部长亲自发给我们的。”如今已７９岁的田桂英回忆。那天，大连市在火车站举行了盛大的典礼，９个姑娘操持的机车被命名为“三八包车组”，组里司机、副司机、司炉岗位齐备，田桂英是司机长，姑娘们的平均年龄才２０岁。

    “三八包车组”负责大连到旅顺这条线路，实行三班倒。从３月８日到８月末，她们创下了安全行驶３万多公里、节煤５１．７６吨的纪录。在以后的３年里，姑娘们行车２０多万公里，没发生一起事故。

    １９５０年，２０岁的田桂英当选全国第一批劳动模范。“大家选我向毛主席献锦旗。我想了好几天，见了毛主席一定要说：代表东北工人祝毛主席身体健康！哪知真正献锦旗的时候，我不争气得很，眼泪流得‘哗哗’的，一直哭到下台，啥话也说不出来。”

    一时间，全国的报纸杂志都在报道“三八包车组”事迹，田桂英从机车车窗探出半个身子的侧面照，被印在各地的宣传画上，她们的故事还被收进了当时的中小学课本，全国上下都知道新中国出了女火车司机。“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田桂英回忆说，“从那以后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了，觉得女人一点不比男人差，男人能干的活，女人也能干。妇女的地位高起来了。”

    “三八包车组”一直工作到１９５２年底。１９５３年，９个姑娘被送往各地的铁道学校学习。田桂英进了辽宁省工农速成中学，后来考入唐山铁道学校机械系，毕业后被分到沈阳铁路局机务处，当了一名牵引计算工程师。

    “我们９个人分散到全国各地，有当教师的，有干技术的，有干行政的。开火车之前，我们当中最高的才小学文化，有几个一天书都没念过，做梦也没想过还能有现在的样子。”田桂英说。

    开火车也让姑娘们放弃了很多生活。田桂英直到３５岁才结婚。她说：“从参加培训开始就禁止谈恋爱，等到同意你找对象，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基本上都结婚了。所以我们几个人，找对象不是比自己大很多，就是找了个小女婿。”

    “文革”中，与当时一大批劳模一样，田桂英受到冲击，被扣上“假劳模”的帽子，下放到农场劳动。“文革”结束，田桂英得到平反，回到铁路局，在工会做行政工作，直到１９８５年离休。

    离休后的田桂英仍然闲不住，“老太婆也不能在家坐吃等死。”近几年，她参加了沈阳劳模物业公司，每周到北运河义务清理环境卫生。“我们几十个老头老太太，都是离退休劳模，给运河清淤泥、除杂草，刮风下雨叫去就去。”田桂英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充实。

    当年的９姐妹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曾经聚会过一次。“大家抱在一起又哭又笑……那会儿，已经有几个人不在了。”

    田桂英这一生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对于荣誉和坎坷，她一直看得很平和：“我做的那点儿工作拿到现在，算个啥，只不过是因为那会儿是刚解放的时候。可是党和人民，到现在都没忘了我。”

    田桂英的家里现在还挂着当年那张开火车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曾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女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