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有个家
――２００９普通群众住房扫描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５日电（记者杜宇、朱立毅、崔清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拥有一套住房等于有了一个能遮风蔽雨的家。
２００９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党和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努力让更多低收入群体实现自己的安居梦。
岁末，新华社记者分赴东、中、西部不同地区，来到普通百姓身边，记录政府的所做所为，聆听百姓的所喜所盼。
２００９：改变居住条件 生活更有尊严
在贵阳蛮坡廉租房小区，４６岁的张永秀一家三口住的是一套３７平米两室一厅的房子。屋内铺设了洁白的地瓷砖，厨房和洗手间也干净简洁，整个房屋和城市一般住户并无二致，甚至更加干净鲜亮。
张永秀一家曾经挤在一间１９平米的房子里。如今，看着新房，她打心眼里高兴：“我现在住的是天堂，你看，通水通电通有线电视。”
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贵阳市纳入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有１０５２０户。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低收入者不仅需要居住权，也需要居住的尊严，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
在重庆市华福家园廉租房项目，记者看到，仅仅４６平方米的有限空间，被巧妙地设计成两室一厅，而且户型分布十分合理，完全能满足三口之家的居住需求。
一些城市的黄金地段，一向被认为是高收入阶层购房置业的乐园，如今一些保障性住房也被安排在城市中心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明确要求，廉租住房项目要合理布局，尽可能布置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为齐全的区域，同步做好小区内外市政配套设施建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给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南昌西湖区廉租房的选址进行了变更，从水厂路以北、桃花路以西的地块调整到青源路以北、西桃花河以西的朝阳新区地块。
南昌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副主任刘民说：“新址是西湖区最好的地块。考虑到原来的地块周边环境较差，用地不规整，周边配套设施不完善，为真正改善低收入群众居住环境，西湖区区委、区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和实地勘察，最后决定调整项目选址。”
南昌西湖区低保户龚赣根指着正在建设中的楼房说：“我正在申请这里的新房子。从政府公布的规划可以看出这个位置很有发展潜力。”
有了住房保障，低收入群体也增强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记者走进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的摆贡寨，看到经过危房改造的村寨，用青石板铺成的道路宽敞平整，蜿蜒而上；路边铺设的污水管道直接通向山下污水池进行统一净化处理。
村民黄继祥在外打工已经十几年，现在打算回来发展。他说：“政府出钱把村子整治得这么好，我们就响应政府号召办‘农家乐’，我家楼上的房子就是打算将来让客人住。有了政府的帮助，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相信生活会更好。”
２００９：政府投入最多 建设规模最大
上海虹口区玉田路３１１弄的“外来媳妇”周永芬，一家三口曾和婆婆、嫂嫂、侄子共６人居住在一套面积３３平方米的老公房里。丈夫每月在工程装修队赚的１０００多元钱，一度是家里全部的经济来源。
后来，她家拿到了低保和每月６２０元的廉租房补贴。家里人商量后，嫂子一家拿房贴在附近租房。周永芬说：“这样一来，嫂子和我们的‘蜗居’状况就都缓解了。”
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底，上海市廉租房受益家庭累计已达６万户，与２００６年同期相比增长约１．８倍。
“今年是保障性住房投资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的一年。”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近期举行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说。
２００９年尽管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财政收入一度下滑，中央投入４９３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较上年增长了１７１％，地方政府也加大了投资力度。
刘民说：“今年我市廉租房建设获得中央、省政府等上级补助配套资金共１．１９亿元，市、县配套资金１．１７亿元。到１１月底，大部分县、区廉租住房项目都比规定的时间节点提前１个月封顶。”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截至１１月底，全国新开工和通过购买、改建等方式筹集的廉租住房已经达到１８５万套，２９２万户居民享受到租赁补贴；新开工经济适用住房１２４万套。林区、垦区、煤矿棚户区改造已开工４５．２万套。
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推进，不仅使城镇低收入群体受益，也让许多住在危房中的农村居民感受到温暖。
２００９年政府实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程，中央财政安排４０亿元资金。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显示，截至１１月底，全国农村危旧房改造已开工７２．３万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了满足更多住房困难群众住有所居的愿望，越来越多的城市纷纷降低住房保障门槛，扩大保障范围。
常州市将今年的廉租房保障标准从人均月收入低于５５０元上调为７００元；杭州廉租住房保障范围将从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１．４倍以下家庭扩大到低保标准２倍以下家庭。
不少地区还在住房保障制度上进行积极探索。甘肃、贵州等地制订了廉租住房共有产权管理办法，让许多低收入家庭能够拥有一套享有产权的房子。
２００９：完善保障制度 未来充满期待
２００９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大力推进，让更多低收入群体实现了自己的安居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摇号出现“六连号”、违规出租、弃购等管理机制体制的问题，百姓对加强住房保障管理，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充满了新期待。
记者一路走来，听到了群众真切的心声：
――“政府搞保障性安居工程我们支持，但我们担心腐败行为，让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享受到这些政策，真正需要解决住房的人还是望房兴叹。”
――“今年媒体上披露了楼脆脆、楼歪歪、楼倒倒，卖那么高价钱的商品房都保证不了质量，保障性住房的质量能保证吗？”
――“可不可以在这里建一个公交站，让出门更方便。”
――“我们这里住有残疾人，没法走楼梯，设计房子的时候要多为他们想一想。”
――“就我这种工资情况来看，属于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因为保障性住房我们买不了，但我们又不算富人，我们的住房难谁来解决？”
……
百姓的呼声，正是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继续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争到２０１２年末基本解决１５４０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公平分配，一些城市不断完善审核手段。
上海市建立了家庭收入核对中心，探索金融、证券、工商、税务、保险、住房公积金、产权管理等信息资源共享。
针对“六连号”事件，武汉修订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将公示地点扩大到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和现工作单位，并增加复核程序。
为了保证住宅工程质量，北京市成立了市区两级保障房工程监督组，建立起了质量监控体系，根据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实施检查和监督抽测。
一些城市还从立法层面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今年６月１日《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目前厦门已经基本形成层面较全、覆盖较广的住房保障体系。
此外，针对房价高，中低收入家庭支配能力不足和外来人口多的特点，北京、青岛等城市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住有所居，既是百姓心声，也是政府承诺。人们期盼百姓心声与政府意志在新的一年能够得到更好呼应。（参与采写：李美娟、叶锋、彭勇、石新荣、马俊）
高房价时代的人间百态
——２００９年有关安居的故事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５日电（新华社记者）一套房子加了１０万元房主为什么还不愿卖？开发商自己买房又会有怎样的遭遇？一本房产证上为什么会出现七八个名字？２００９年末，记者走访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楼市，在房产中介、售楼处、街头巷尾倾听人们与安居的故事，“房子”不知导演了多少出中国百姓的悲喜剧。
一套房子加了１０万元房主为什么还不愿卖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区域经理姚会英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一位房主通过中介挂出一套７５平方米的旧房子。虽然面积不大，而且是十年前的老房子，但由于是在中山公园区块，交通便利，因此房主喊出了１９０万元的价格，相当于每平米２．５万元，并且提出条件：半年之后才能交房。
尽管房子并不便宜，看房的人还是很多，在房价快速上涨、房源稀缺的时期，杀价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一位买房人竟加价１４万元，同意以２０４万元的价格买下这套房子。
在双方来到中介公司，坐下来准备签合同的时候，买家提出，多加这１０来万也就算了，但是希望房主能早点搬走，他们可以早些入住。没想到听了这话，房主突然提出，这房子不卖了，说完拔腿就要走。买房人着急了，立即拉着房主，可越是拉房主越是坚持要走。
一直到最后，这份合同还是没有签成。为什么买房人加了１４万元，房主还是不愿卖呢？后来中介公司员工问房主：是不是因为买房人要你早点搬走，你就不乐意了？房主说，不是，是看到这个买房人这么好说话，加个１０万也没问题，说明自己的房子不止这个价，所以决定暂时不卖了，再等等，看看还能不能卖更高的价钱。
〔记者感言〕房价飞涨，无论是买房人还是卖房人都显得十分浮躁，买房人急着要把房子定下来，卖房人却总觉得还会有人出更高的价。这样的心态把大家都折磨得很累。
买卖双方表现出来的浮躁来自于对市场的预期。要稳定市场对房价的预期，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型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同时要适当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赁房用地供应。
当前，随着中央政策的陆续出台，楼市降温的迹象已经有所显现。
开发商自己买房又会有怎样的遭遇
今年９月，由深圳华侨城地产和招商地产斥资５０亿元打造的豪宅项目——曦城三期开盘，另一家房产公司的开发商看好这个别墅项目，他通过各种关系要到了贵宾号码，交了５０万元的定金，终于定下了一套心仪的别墅，可是这套房产价格不菲，总价约在５００万元。
回家之后，这位开发商和妻子两人左思右想，越琢磨越犯嘀咕：“交了２００万元的首付款之后，每个月还要还３．７万元的按揭，这房子也太贵了，觉得心理压力好大。”在犹豫了１０多天后，两人又找了关系，把５０万元的定金要了回来，房子当然也就退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经过几个月的一路狂飙，这套别墅现在已经涨到了１０００多万元。“我们后悔死了。”这位开发商说。
〔记者感言〕现在的楼市连开发商都说不准，更别说是普通百姓了。人们总是试图理智地去考虑购房问题，可是最终，市场却往往会给理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必须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刚刚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继续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但愿各地切实落实中央的这些政策措施，让市场理性起来。
一本房产证上为什么会出现七八个名字
见过有六个名字的房产证吗？上海国广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销售部销售经理王隆璟告诉记者，别说是六个，七八个名字的房产证都有。
在一些地方，年轻人买房往往由男方付首付，可是房价太高，这笔费用其实通常由男方父母来支付。一些“精明”的父母会多留个心眼，万一哪天小夫妻离婚，那么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房产分割后就是一人一半，为了加重男方的份额，父母就会要求加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男方父母这么“计较”，女方父母常常也不示弱，他们会摆出自己的理由：买了房子之后，月供是小夫妻两人共同承担的，不仅女方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女方的父母可能还会随时接济一点，因此，女方父母也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加上。
此时，男女双方在房屋产权上的份额成了１比１，大家打了个平手，于是一些不甘示弱的父母又提出，为了体现公平，所有出了钱的亲戚，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要上名，于是就有了一个房产证上出现七八个名字的现象。
〔记者感言〕对不少人来说，房子搭上了两代、三代人一辈子的钱，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左右着他们的命运，人们不得不把它紧紧地抓在手里。
要给购房者“减负”，必须继续依靠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整顿，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监测，完善土地招拍挂和商品房预售等制度。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市场，购房者才有可能轻松起来。
为什么有人感叹“上班赚钱有些可笑”
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杭州一所高校的教师王剑今年年初辞去了工作，进入上海一所高校任教。虽然夫妻团聚，但高企的房价仍让他无法轻松。加上小夫妻的上海房东不太好说话，他便准备把杭州郊区的一套房产卖了在上海买房，至少可以抵上首付。
王剑在杭州找到中介卖房，要价９０万元，不久便有人找到他，提出要降３万元，他坚持９０万元是最低价，不能再少。但对方软磨硬泡，希望再谈谈价钱。
其实，王剑心里也有些着急，一方面上海的房价一天天往上蹿，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再和那位难缠的房东打交道，因此他心里盘算，价钱差不多就把房子卖了。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中介的电话，告诉他有人出价９３万元，问他卖不卖，不一会儿，又有中介打电话来出价９５万元，到了第二天，竟然有人出到１００万元，他于是决定，房子先不卖了，再等等看。
“有时想起来，觉得上班赚那点钱真是有些可笑，如果当时９０万元把房子卖了，可能我这三五年都白干了。”王剑说：“其实我挺羡慕那些大学毕业后就来上海工作的同学，他们许多人都早已买了房子，安顿下来。我读了硕士、博士，现在却还为买房在煎熬着。”
〔记者感言〕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房价飚升面前，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让百姓多劳多得，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人们的心中充满期待。（记者朱立毅、杜宇、叶锋、彭勇、崔清新、李美娟）
一个廉租房住户的喜与忧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５日电（记者 崔清新 杜宇 朱立毅）４７岁的王家英一家７口以前住在贵阳市南明区的一间１０平方米左右的石棉瓦房里，外面下大雨时，屋里会下小雨。
王家英每月领取１５５块钱的低保，加上丈夫外出打工的几百块钱收入，除了养家糊口，不要说商品房，就连经济适用房、限价房都不敢奢望，在这样的情况下，申请廉租房成为她改变居住条件的最大希望。
２００９年２月，王家英终于搬进了贵阳市郊蛮坡廉租住房小区的一套３０平方米新居。房子虽然只有一室一厅，但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每月只用交３０元的租金。
蛮坡廉租房是目前贵阳市竣工面积最大的廉租住房项目，一期的四栋楼房被刷成浅黄色和橘黄色，显得格外醒目，这里居住着今年刚刚搬进来的２４６户低保家庭。
据市房管局负责蛮坡廉租房的办事员戴先智介绍，这里的住户大多是低保或残疾人家庭，以前大多租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能搬进廉租房，他们非常感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像王家英家一样搬进廉租房意味着实现“住有所居”。然而，当记者来到王家英家时，心情却难以用想像中的喜悦来表达。
王家英睡在客厅的单人床上，旁边的桌上放着一个洗菜盆，里面只剩一点刚盖底的稀饭，这是她的午饭。厨房里放了几只没洗的碗和凌乱的筷子，好像很久都没有动过。整个屋子里最抢眼的要数放在屋角的一台二手冰箱，乳白色的底色已经发黄。
孩子住的卧室里没什么饰物，有的只是孩子们贴在墙上的港台明星贴片。
戴先智说，王家英家的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居住在廉租房里的困难群众还需要更多关爱。
２００９年６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总体目标是从２００９年起到２０１１年，争取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７４７万户现有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在帮助城市‘最困难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后，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摆在政府面前更艰巨的任务。”贵阳市常务副市长申振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