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９月８日电（记者吴晶晶、熊争艳、崔静）“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总有这样一些声音此起彼伏。
中国究竟在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会被误读？我们应当如何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在全国政协“２１世纪论坛”２０１０年会议举办期间，新华社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
ＧＤＰ：“辛苦钱”和“智力钱”
记者：今年二季度，中国ＧＤＰ超过日本跃升世界第二后，国际上关于中国已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甚嚣尘上，您对此有何看法？
赵启正：中国的ＧＤＰ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但我们要冷静看待这种增长。中国人口众多，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的人均ＧＤＰ水平目前仅相当于安哥拉、突尼斯等国的水平；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投入产出比相对较低；从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来看，日本主要依靠高技术、高附加值推动经济发展，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高新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不足。通俗点说，我们挣的是“辛苦钱”，日本挣的钱是“智力钱”。
记者：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差距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启正：差距不少。从国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看，日本成年人或为本科或高中学历，而中国的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高。从长远看，中国的发展潜力要寄托在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上，那么还需要很长时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有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此外，中国的ＧＤＰ增长也与人民币升值有关。这样在折合成美元进行比较时，ＧＤＰ也会增高。
评论“中国列车”：不要戴着有色镜，远处观望
记者：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总有各种各样的论调，从最初的“中国崩溃论”到后来的“中国威胁论”，再到现在的“中国责任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论调？
赵启正：西方关于中国的几种论调不是一种取代另一种，而是并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会出现一种声调比较高的论调。造成这些论调此起彼伏的原因，既包括意识形态的隔阂，也包括经济利益的冲突，还有外国传媒的商业利益。
我愿意把中国比作一辆疾驶的列车，“中国列车”不仅很长——有３０多个省区市的车厢，而且乘客很多——５６个民族的１３亿人。站在路边，甚至站在万里之外观察列车，是看不清楚的，遑论较准确地评论。
事实上，即使身在中国列车上考察中国也非易事，面对中国３０多个省级行政区发展的不平衡、１３亿人口的贫富不均、各地区地缘文化的差异，要想认识到中国的本质并不容易。然而，一些人只是远远地举着望远镜，或者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这列火车，还有人甚至只听到火车的声音，就对中国说三道四。不论西方对中国的观察是否准确、是否客观，中国列车还是在呼啸前进，这就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人民的力量和中国制度的力量。
记者：那么面对这些声音，中国该如何应对？
赵启正：首先，中国应该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中国道路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的、共同富裕的社会，这是方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已经证明的正确方法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也即需要将谨慎与大胆相结合，如果只有谨慎，就不敢前进；如果只有大胆，就是盲动。
其次，中国要主动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影响力，在国际舆论中增加对中国评价的正面因素。开展公共外交是一个重要途径。公共外交是指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形式的、面对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的、意在提高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度的国际交流。良好的公共外交可以间接促进外国政府改进对本国的政策。全国政协正在举行的“２１世纪论坛”就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外交舞台，与会者有来自中国各界的精英，他们能够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能够向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论坛也吸引了多位外国政要和知名专家学者参加，我们很愿意倾听他们对当前世界的形势和中国作用的期望的分析，这有助于我国和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 我想对外国朋友说，在列车下观察中国是看不清中国的，请上车来看！尤其是拜托对中国有研究兴趣的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取下“望远镜”，摘掉“有色眼镜”，亲自到列车上来感受中国。我相信，中国列车的轨道是和平发展的轨道，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必对世界的和谐有所贡献。
“中国案例”：仍是“现代进行时”
记者：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国外有人将中国的发展道路归结为不同版本的“中国模式”，您对此怎么看？
赵启正：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评议“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指什么？说法有十几种之多，定义也相当不一致，甚至有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个词原本不是中国人提出的，那么，你在谈“中国模式”的时候，是在谈哪个定义的“中国模式”呢？如果是指三十多年来或六十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来我们改革开放的理念、思想、实践和实践结果——也包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总括，那我认为叫做“中国案例”也许更准确，不容易有歧义。
实际上，“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还在发展中，有很长的路要走。国际形势在变化，中国国内形势也在变化，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必然也要有新的改革和新的实践，因此并不存在固化的、不变的模式。
中国有许多需要继续改革的问题，诸如，东西发展不平衡，南北发展不平衡，贫富不均，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不够全面和公正，腐败现象的存在等等。中国政府与人民已经看到这些挑战，但应对这些挑战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时间。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有并行的两条路：一是学习，一是创新。
记者：一些国家担心中国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您怎么看？
赵启正：“模式”一词确有示范或样本的含义，但是我们绝没有推广“中国模式”的打算。至于有的发展中国家参考了中国的某些做法，就像中国参考外国的某些做法一样，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不是照搬。学习任何国家的做法都要结合本国国情。
中国故事：敞开大门，讲述自己
记者：人们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圆梦的过程，那么“中国梦”究竟是什么？
赵启正：一个国家的梦必须由全体民众的梦组成，脱离了多数民众的梦，国家的梦就成了空中楼阁，必然是不能实现的梦。二十世纪前５０年，中国人的梦很简单，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地位、政治地位上与其他国家是平等的，但由于在科学、技术、经济上的落后，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这时候的“中国梦”是尽快实现现代化，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今天，“中国梦”可以被描述得更加具体，就是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的全面小康，同时要力所能及地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
记者：“中国梦”引领着我们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应如何向世界说明自己？
赵启正：我借用一位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的比喻来回答。这位学者把世界比作一个大社区，中国原来住在郊区，人们并没有太关注它。突然间，发现中国进入了社区的中心地带，不仅如此，中国这个新邻居还逐渐提高了生活水平，于是这个街区里的邻居就会有种种猜疑，种种流言就会四处流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新来的邻居，就应该敞开大门，邀请周边的邻居来参观，通过和邻居的对话，也许能够帮助这些邻居更好地了解中国。
的确，中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心之后，应当向世界说明我们将在家里做什么，将对周围环境做什么。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政府的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没有经常性的新闻发布，现在已经进行了改革。以往我们不太愿意讲故事，或者是讲不好故事，现在我们也开始经常讲故事了，并且要讲真实的故事，人家听得明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