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民生三大难题
——重庆公租房、户籍制度、考核基尼系数三项改革攻坚克难进行时
新华社重庆６月１８日电（新华社记者 刘健 王晓磊 刘卫宏）重庆三记改革重拳，“砸”向百姓怨气大、呼声高的难点领域：“市民住房难”“农民工进城难”“收入差距过大”—— 去年２月，启动住房制度改革，震动全国：未来３年建设４０００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解决３０％左右的“夹心层”群体住房问题；半年后，首次以省（市）为单位开始城乡户籍制度改革，１０年内让１０００万农民工“拥有城市同等待遇”转户进城；今年１月，着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率先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在未来５年将当地“基尼系数”由０．４２降至０．３５，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
尽管仍需继续攻坚克难，但许多百姓开始圆梦：截至目前开工建设公租房２６５０万平方米，居全国首位，已有３万户入住；２００万农村户籍人口转户进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降低社保缴费门槛以扩大社保覆盖面等收入分配改革启动。
在社会转型正在加速、社会建设亟待完善的大背景下，重庆通过改革实践化解社会深层次矛盾，寻求科学发展的突破点。
攻坚克难－－找准体制性缺陷 破解社会难点
能不能选准改革的突破点，是破解“市民住房难”“农民工进城难”“收入差距过大”的关键。
“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电视剧《蜗居》的热播，折射都市“房奴”的辛酸苦辣。重庆解开“市民住房难”的金钥匙是改变“畸形的市场单一住房供应体系”，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双轨运行的城市住房供给体系。
重庆市认为，城市住房供给体系的合理结构应该３０％是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７０％是市场主导的商品房。为此重庆公租房由政府出钱建设，以市场价６０％的价格租给中低收入者，只要年满１８周岁，在重庆主城区具有稳定就业和收入来源的无房户或住房面积低于城市住房保障标准的城乡居民均可申请。
相对于住房难，农民进城难也是城市化亮丽风景下的一道伤疤。一纸薄薄的户口，割裂了城乡利益。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着力于“降低准入条件”。市城乡统筹办专职副主任徐强告诉记者：“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在准入条件上有了创新突破，成为全国城镇户籍准入最宽松的城市。”转户进城的条件印证着这一点：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设定在主城区工作５年、县城３年等准入条件，避免“一窝蜂”进城，适度放宽主城区户籍准入条件，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进城，防止农民流离失所、防止出现城市贫民窟现象；对３１个远郊区县，进一步放开落户条件，扩大城市规模；全面放开乡镇户籍准入条件，鼓励农村居民到乡镇聚居区居住。
“农民工转户第一人”陈刚说：“我一家人在城里打工、生活２０多年了，受够了没有城市户口的苦头。以前两次申请转户，因为没有大专文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３０平方米而被拒绝。现在愿望实现了！”
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同样是难啃的“硬骨头”。重庆市降低“基尼系数”首要在于“富民”，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未来５年，重庆将力争使居民收入占比达到５０％左右。具体措施包括：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降低民营企业社保缴费门槛以扩大社保覆盖面；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提高高收入人群社保缴费标准；通过征收房产税等措施抑制高收入人群收入过快上涨等。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说：“缩小贫富差距不是‘劫富济贫’，而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好事办实——维护百姓利益 制度设计缜密
无论是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还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举措，都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从政策设计、改革目标，到细节调整，重庆市坚持“维护群众利益”的原则，缜密地设计改革方案。
从长寿安顺村落户到主城江北区花园树街道的“新市民”徐树平，拿出一张工资条：“以前我干了２０年，身份是乡下人、农民工；现在我是城里人、正式合同工。每个月的工资条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养老保险１２０元、失业保险１５．４元、医保３３元、住房公积金２０８元……工资也涨了６００多元。”
工资条背后透出的是重庆户籍改革的实质：让进城农民工享受“同城待遇”。否则，城市户口只是一张废纸。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摆脱了“就户籍改户籍”的传统思路，配套设计了土地、社保、教育、卫生等１０个方面的政策，如进城农民与市民共享的保障房体系、完善公平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和子女入学体系、促进就业的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具有实质性意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满足了进城农民享有均等化服务和降低进城门槛的标准。”
公租房建设背后有着更多的问号——会出现“开着豪车住公租房”、“被骗购”等新型腐败吗？
重庆市从制度设计、机构设置、程序审查、社会监督和责任追究等五方面入手，确保公租房的配租公开、公平、公正。关键节点的掌控十分重要：申请公开，建立了联通社保、税收和公积金管理等系统的信息网络，严格审核，网上公示；摇号配租，全程监督；退出严格，对承租人实行年度收入申报核实制度，由于收入提高和自购房等原因不再符合条件的，政府强制收回。
特别是为遏制“保障房被倒卖牟利”现象，重庆市规定，公租房租客住满５年后，可以成本价＋银行利息购买自住，但是不得上市交易，购买人如需要转让，由政府回购，回购价格为原销售价格加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不会随房价的上涨而上涨。“公租房永远姓‘公’。管住了公租房上市交易的闸门，没有利润可图，就能有效防止腐败。”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局长张定宇说。
记者在公租房摇号配租现场看到，现场工作人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监察部门人员见证了整个摇号过程。至今，已有近５００人被取消申请资格。
以降低基尼系数为目标的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也设计了诸多“硬杠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规处处长梁涛说：“重庆已确定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年限由‘两年一调’变成‘一年一调’，同时，严格监督企业上调人均养老金和社保缴费水平。”
再严谨的改革方案也需要实践中调整完善。难能可贵的是，重庆市在三项改革中，不断吸纳民意。
６月７日，重庆市宣布对公租房政策进行微调。最为引人注目的对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１３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毕业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三类人”，取消了之前“单身人士月收入不高于２０００元，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１５００元”的收入限制。
重庆市去年职工家庭工资及财产性收入人均２９９２元，仍属低水平，因此公租房申请平均收入限制定为１５００元，实际将许多买不起房的人挡在“高门槛”之外。副市长凌月明表示，“微调”主要让更多“夹心层”人群“住有所居”。
无独有偶。去年８月重庆启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规定：允许转户居民３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一个多月后，顺应民意，补充规定：过渡期结束后，可继续按照依法自愿的原则处置农村土地，不强制农民退出土地。一下子解开了许多农民的“土地心结”。
不断完善，甚至自我“否定”，最大限度地顺应群众的意愿，是改革顺利推进的保障。
改革成本——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分担改革成本
钱从哪里来？这是困扰诸多民生改革的难题。重庆市的答案是，一方面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避免改革成为“走秀”；另一方面，巧妙设计，让政府、企业等社会各方共同承担成本，避免改革被钱“压倒”。
记者来到重庆首个公共租赁房聚居区－－民心佳苑，只见超市、小学、幼儿园等配套设施齐全，不亚于中等水平商品房。６０多岁的姜继民一家６口人，每月８００元租到一套８０平方米３室一厅的房子。“以前我一家人挤在３１平方米的小房子，我和老伴打了十年地铺。”
大面积建设公租房，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投入：计算土地出让金减收和建设成本两项，仅在重庆主城区建设的２０００万平方米公租房，约需成本１０００亿元。一边是“百姓安居”，一边是“土地财政”－－面对这道选择题，重庆市选择：摒弃“卖地生财”小账，算好“为民生财”大账。
６．７万元——这是每个重庆“新市民”的进城成本，包括“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仅去年和今年两年预计的３３０万农民工转户进城，重庆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成本约需２０１０亿元。
“缩小收入差距”中，仅扩大就业一项，重庆出资５亿元扶持１万户微型企业，带动１０万人就业；对扩大就业的企业税收优惠，仅去年就达１８０亿元。
清华大学教授王传利说：“解决民生问题，这不仅仅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更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实干，以解决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之间的关系。”
改革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作为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重庆市去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１９９１亿元。“巨大的民生改革成本，会不会使改革无法持久？”面对社会疑虑，重庆市“撬动”社会各方分担成本。
“重庆公租房建设并不是用政府的欠债来筹集资金，而是依赖国有资本发挥‘第三财政’的作用。”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详细地解析了“公租房资金来源图”：重庆市选定的国有建设企业先行筹措资金，财政拨付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国家对保障性住房的补贴——企业融资，争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性和商业性贷款——公租房的房租投资收益率约为６％，用于支付资金利息。
崔坚说，一方面投资建设主体拥有所建公租房的完全产权，享有升值收益，可抵押融资，但无房屋定价权和转让权。另一方面，公租房收取房租，存在现金流，不会形成坏账。
重庆市测算，去年和今年两年转户的２０１０亿元总成本中，企业需投入１２２９亿元，主要分摊农民工转户后的养老、医疗等成本；转户农民个人作为直接受益者，需投入４６５亿元，主要用于缴纳自身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费用；政府“四两拨千斤”也需投入３１６亿元，主要用于转户农民养老保险补助、引进就业企业社保缴费补差，以及公租房、学校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户籍制度改革相当部分的成本不需要当期支付，比如由于转户对象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大规模的养老和医疗资金支付会在一二十年以后。
重庆已启动的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降低社保缴费门槛以扩大社保覆盖面、扩大就业等收入分配改革，也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改革成本，保证改革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