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８日电（记者 白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在广电总局的统一规划部署下，全国数千名电影创作者奉献出２８部电影作品，以故事影片为主，也包含纪录片和动画片等片种。其中既有表现重要历史进程的史诗鸿篇，也有塑造党员形象的动人之作，还有具备诗画品格的优美作品。

    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日前在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这批献礼影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新建立了影片和主要人物形象的信任感。

    《建党伟业》比《建国大业》更臻成熟

    记者：这次的献礼片中，《建党伟业》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部。它和姊妹篇《建国大业》相比，有什么显著特点？

    张丕民：《建党伟业》《飞天》是两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都描述了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建党伟业》在谋篇布局、人物塑造、镜头语汇等电影美学方面，都比《建国大业》推进了一大步。《建国大业》因为人物众多，可能在塑造人物上不尽如人意；《建党伟业》在总结了很多经验不足之后，表现得更加清晰、精准。

    影片展现的是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２１年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阶段。在这１０年中，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３个非常伟岸的身影，摧枯拉朽地对腐朽黑暗的历史捅出了重重一拳。影片中，毛泽东原本是一个带有乡土色彩的普通文人，来到北京后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然后迅速回到湖南和工农群众结为一体。我们还看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建立新社会推翻旧制度那种决绝之心。陈独秀嘶哑的嗓音，李大钊内在的定力，都是经过设计的。虽然《建党伟业》只是写了我党的初步建立，但是群体人物形象的有力塑造，预示了这个党一定会走向胜利和成功。

    记者：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飞天》有着怎样的特殊内涵？

    张丕民：《飞天》不仅是讲述“飞天奇迹”的史诗，更是一部展现“民族生命”的史诗。它从失败者写起，主人公是一个历经３次上天失败的“备份航天员”，但是他不屈不挠的韧性一以贯之，直到最后一举飞天。

    《飞天》看起来是写航天，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寓言和象征，象征了中华民族在走向复兴的过程中，也历经了挫折和磨难，但是我们有信心实现国力崛起，实现飞天梦想，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生命史诗，是一种对生命情怀的礼赞。

    用爱情片献礼过去不多见

    记者：今年的献礼片中，爱情元素非常突出，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气象？

    张丕民：《建党伟业》中的毛泽东和杨开慧，正处于青春岁月，伴随着理想追求和信仰追求，也有美丽的爱情产生，这与革命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

    《秋之白华》《情归陶然亭》是两部纯粹的爱情片，前者讲述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情，后者讲述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爱情。它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以氛围和意境来烘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用内心世界来证明人物的外部行为这样一种创作方法，都具有诗画品格。

    瞿秋白、高君宇、杨之华、石评梅都是相对内敛的人物，但他们中３个人物是坚定的革命者，石评梅虽然没有加入革命，但是她对革命者的爱慕、依恋和追求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就展现了他们对爱情的坚定力量和对革命的坚定力量交织在一起。

    以《秋之白华》为例，杨之华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有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有一场戏，瞿秋白和杨之华相爱后，陪杨之华回家离婚，跟她的前夫沈剑龙彻夜长谈，两人在宣纸上各写了一首诗，然后沈剑龙与杨之华友好分手。随后瞿秋白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３条声明：第一，从今天开始，杨之华宣布和沈剑龙脱离婚姻关系；第二，从今天开始，瞿秋白和杨之华宣布为婚姻关系；第三，从今天开始，瞿秋白跟沈剑龙结为朋友关系。

    如果没有这样的磊落坦白、对爱情的坚定和人生勇气，他可能也很难有革命勇气。他对真理的追求，就像他对爱情的追求一样火热、坚定。这是相辅相成、互相映衬的。所以最后他英勇走向刑场的时候，唱着《国际歌》，坦然地坐在一个山花烂漫的草地之前，说此地甚好，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那种微笑、坚定、从容、淡然都是令我们今天叹为观止的。《秋之白华》像如歌的行板，像诗的意蕴，写出了一对爱情，写出了革命者的情怀和操守。

    《情归陶然亭》中，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爱情也恰恰有异曲同工之处。石评梅有过不幸的情感经历，高君宇有过包办的封建婚姻，两个人要走到一起，也要克服很多障碍和羁绊。所以在活着的时候，两个人内心世界无比纠结，但对爱情坚定的内心都无比强大。没有这种坚定，高君宇也不会在去世之前给石评梅戴上那枚象牙戒指，石评梅也不会在高君宇去世之后抑郁而病，三年半之后也去世了，并且留下遗愿同葬，生不能在一起，死一定要在一起。这是一种磊落、坦白、高洁的爱情情怀，这种对爱情的坚定性，也映衬出对革命的坚定性。

    这种诗画风格，在过去的献礼影片中是不多见的：第一，爱情可以作为主体内容；第二，风格可以诗画描写；第三，革命的情操情怀依然巍然屹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记者：这批献礼片中，还有一部喜剧片——写三峡移民的《老家新家》。这部影片有什么特色？

    张丕民：我们以喜剧片来献礼重大纪念日，真是久违了。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容易概念化：政府怎么关心，大家怎么克服困难融入社会，乡亲们怎么帮助。但《老家新家》回归到中国电影传统中类似《李双双》的一种闪光笔法，结合了当时类型意识中的很多元素，是一部轻松愉快又包含深情的喜剧，实现了对中国经典乡村喜剧电影的一次回归。

    英模片要让观众信服

    记者：这批献礼片中，有９部塑造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这些英模题材影片有什么突破？

    张丕民：这些英模片以各自的角度挖掘这些人物身上最能够震撼心灵的精神力量，不断探索英模题材新的风格、样式与可能性。我举两个例子。

    《杨善洲》堪称是这批英模题材作品中相当有特点的一部。影片采取了纪实风格，追求平实、真实、可信，以英模的情感和普通人的情感相贯通，让你在对主人公接受、崇敬的同时，建立对主旋律影片的信任感。

    《郭明义》是一部描写普通共产党员的电影，它把小人物在平常生活中的伟大所在和崇高情怀，一点一滴积聚起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你会突然发现，一个普通的鞍钢工人身上具有这么大的人间情怀。

    总之，绝大部分的英模人物电影都开始关注，人物塑造要鲜活真实，让观众信服。

    打通崇高情感和普通情感之间的通道

    记者：这些献礼影片，整体上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张丕民：现在有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在一个理想和信仰受到各种思潮冲击的年代，怎么样重新建立主流影片和主要人物形象的信任感。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的主流影片不同程度出现了模式化、概念化、说教化的倾向，美学价值受到了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丰富多彩的电影手段和电影美学，来改进主流价值的审美途径和实现方式，重新建立影片的信任度和亲和力。这次的很多献礼片已经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还说《杨善洲》和《郭明义》这两部影片。它们在表演形态和导演手法上都注重了两点，第一是生活的可信度高，第二是情感的真诚性强，努力打通崇高情感和普通情感之间的通道，打通杰出行为和日常行为之间的关联。

    我还要举一个例子，《乌鲁木齐的天空》是献礼片中一个独特的形态，它以普通百姓生活作为切入点，以一个大院象征着民族大家庭，以历史和细节的力量来实现对现实和未来的一种精神关照，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