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６日电（记者 赵新兵 章利新 裴闯 王攀）武昌枪声倾帝厦，百年中华盼复兴。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结束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古老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大门。而在这场波澜壮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中，数百万海外华侨华人居功至伟，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华人在“振兴中华”的光辉旗帜下，凝聚起强大的爱国热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中国革命的舞台：创办报刊宣传共和，毁家募款支援革命，舍生忘死投身起义……
有学者把华侨华人称为“把封建王朝推入共和轨道的历史扳道工”，而孙中山先生则多次动情地说：“华侨乃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寻梦·圆梦：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
１９世纪末，爱国华侨谢缵泰在香港以一幅时事漫画《时局图》向国人发出了“亡国灭种”的警号：以虎、熊、蛙、太阳和鹰为代表的英、俄、法、日、美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中国的版图上肆意瓜分竞争。
危局之中，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美国檀香山。孙中山先生和２０多名进步华侨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建会章程鲜明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从此，“振兴中华”这个缘起于海外侨界的梦想，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历史强音，也成为一个凝聚全民族力量、贯穿中国百年现代史的伟大目标。
从美国旧金山到英国伦敦，从马来西亚槟城到日本东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迅速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
“我相信最大的原因是他们看到中国再不进行革命就没救了。别看他们中间很多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他们的爱国之心与救国之愿在被革命唤起后尤其强烈。”孙中山的曾侄孙孙必胜告诉记者。
中国华侨历史学专家任贵祥研究指出：“海外侨胞主要从几个方面支持革命：参加孙中山在海外创立的革命组织；创办报刊，开展革命宣传；为革命慷慨捐款；直接参加反清武装起义。”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华侨始终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兴中会首批２０多个成员都是华侨。同盟会成立后在海外迅速形成了“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的局面。
海外侨胞和华侨社团大力捐资输财，“解囊相助，不遗余力”，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主要的物质基础。华侨对革命的捐款总数达７００－８００万港元。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武昌起义前的镇南关、钦廉、河口等起义中，华侨均是重要骨干。１９１１年，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７２烈士里有３１人是华侨，李炳辉、郭继枚……一个个华侨的身躯倒在推翻帝制的道路上慷慨赴死，一个个烈士的英名刻在辛亥革命的丰碑上千古不朽。
光阴荏苒，时世蹉跎，但华侨华人追逐振兴中华梦想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
上世纪３０年代，在日寇大肆入侵中国时，海外侨胞又一次掀起共赴国难的高潮。仅当时政府部门的统计资料就显示，华侨捐款达１３亿多元，汇回国内侨汇达数十亿。
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约占四分之三。南洋华侨陈少墨、林文法、蔡云飞等人参加黄埔军校，毕业后转战粤北、桂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回国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４万多人。
“迢迢江阳直向东”。新中国成立之初，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地质学家李四光、原子能专家王淦昌、数学家华罗庚……一大批华侨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科技人才短缺的困局。
改革开放时期，又是华侨华人帮助中国打开、扩大了和世界的联系，带来了资金、市场经济理念和管理经验等宝贵资源。
１９７９年，泰国华商谢国民来到了当时的边陲小镇深圳，取得了深圳市“００１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还和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资建立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成为深圳特区最早、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
“我们敢于率先投资，首先是希望为祖国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其次是看到了１０亿人口的市场潜力。”谢国民在回忆到国内投资的初衷时说。
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８年，中国累计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约６３．６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８９９０亿美元，其中海外华资占近７０％。
朱奕龙１５年前毅然放弃在西班牙的舒适生活，来到西部的宁夏扎根创业。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将一个小作坊式的工厂发展为横跨多领域的企业集团。
朱奕龙告诉记者，今天的中国国力强大，人民安康，ＧＤＰ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作为海外侨胞，我为自己能够参与到民族复兴的大业中而感到无比自豪”。
“我觉得自己正处在百年来距离实现‘振兴中华’梦想最近的地方。”朱奕龙说。
恋乡·爱国：从乡土情怀到国家意识
广东台山华侨曹汤三在鸦片战争后“卖猪仔”到美国谋生，以前赚了钱就寄回家乡，但自从认识了孙中山，就将辛苦赚到的收入和存款全部捐给了革命，而他远在老家的妻子只好做些浆洗的活计勉强度日。
“辛亥革命唤醒了华侨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丰富了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涵。”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在评价辛亥革命对广大海外侨胞的影响时说。
辛亥革命前，华侨的足迹已遍布世界五大洲，总数达数百万。这些海外游子心中时刻保存着浓厚的乡土观念，普遍表现为以爱乡为主的朴素爱国主义。
移居异国之初，由于人地生疏，势单力孤，海外华侨大多加入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结成的互助性社团以便互相联络，其中以国内原籍地所在的省、府、县或乡村为名的组织最多。
为了将华侨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之下，孙中山花费大量精力改造海外华侨会党和其他社团组织。在东南亚各地，孙中山大力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为了改造美洲致公堂，他首先加入洪门，并重订洪门致公堂章程，将三民主义思想融入其中。
与此同时，海外侨胞不断办报纸、写文章，宣传革命，鼓吹共和。“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一位兴中会早期成员题写的诗篇在海外侨胞中广为传诵，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救亡运动的开展，广大华侨的故乡庐墓思想被引向革命爱国主义。越来越多华侨明白，只有祖国强盛才有华侨的扬眉吐气，而祖国要强大就需要革命。
李海峰认为，辛亥革命使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华侨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打破了原先狭隘的地缘血缘观念，他们由“家乡认同”转向了“国家认同”。
华侨为革命毁家纾难、舍生取义的事迹感人肺腑、荡气回肠。为支持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檀香山华侨邓荫南变卖商店和农场捐作起义的经费；越南华侨黄景南虽然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卖豆芽小贩，但也毫不犹豫将大半生积蓄捐给了革命……
广东华侨潘受之曾获赠孙中山“节义留芳”横匾，他的女儿潘瑞欢如今已８８岁高龄了。她至今记得父亲当年带她到新加坡时的情形：“父亲指着三幢漂亮的小洋楼说，这就是用他赚的钱盖起来的，他非常自豪。但更让他自豪的是，他后来把自己的辛苦所得都捐给了革命。”
辛亥烈士郭继枚的祖父在南洋经营矿业有成，曾为革命捐助大量金钱。郭继枚在婚后３天就写下绝笔书，偷偷回国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壮烈牺牲时年仅１８岁。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尹晓煌教授认为，辛亥革命促使海外华侨超越了“家乡意识”范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了打造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广大海外华侨走进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中，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
“辛亥革命前后，海外华侨从‘小广东’的地方意识，发展为‘大中国’的国家意识，以及新国民意识的构建，对成为新国民充满了欢愉、期待和展望。”台湾学者汤熙勇感叹道。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使华侨对自身地位和力量有了新的体认。辛亥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被参照，并被汲取出众多宝贵财富使海外侨胞的人心和斗志不断得到砥砺。
１９３９年，马来西亚华侨女青年白雪娇瞒着父母回国参加抗战。她在临行前给父母留下了一封动情的告别书：“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缅甸华侨叶秋莲变卖自己所有的家产和首饰，将所得３万元捐给祖国抗日，自己因生活无着而削发为尼，并留下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
历史学家指出，随着时代潮流和海外华侨社会的演化，由乡土宗族意识向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转化，这是华侨爱国史的鲜明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以更加炽热的爱国热忱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捐资助学、修桥筑路、扶危济困等方方面面都奉献着爱心。
２００８年四川汶川发生８．０级强震后，全球华侨华人的赤子之心越千山、渡万水，迅速汇聚在遭受苦难的地震灾区，短短４个多月就以各种形式捐资赈灾超过１３亿元。
“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会长程君复曾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称为海外华侨华人继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后的“第三次空前大团结”。
目前，华侨华人已在世界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１８０多个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组织，他们在世界各地奔走呼号，广泛宣传和平统一主张，愤怒谴责“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行径，利用各种形式推动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游子·赤子：从背井离乡到荣辱与共
今年年初，为应对利比亚局势恶化，中国在短短十天时间里完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的壮举，共撤出３５８６０人。
海外舆论在评价这一事件时认为，中国的撤离行动“向世界彰显了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今非昔比”，“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海外公民保护能力的巨大提升”。
“国强则侨强。华侨华人在海外当‘猪仔华工’的悲惨境遇一去不复返了。”谈及此事，欧洲侨领、欧洲华侨华人联合会秘书长张曼新无限感慨。
鸦片战争后，殖民者在港澳设立不少“招工馆”（猪仔馆），很多急于糊口的中国人上当受骗，或者被“猪仔馆”的爪牙胁迫签订契约卖身出洋，被称做“猪仔华工”。而清政府对海外华侨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是背叛祖宗的“化外顽民”。
“南海迢迢苦万丈，眼泪滴满七洲洋，做牛做马血汗钱，寄返唐山养爹娘。”谢国民父亲谢易初这样描述自己下南洋时的血泪史。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海外侨胞才因为国家的强盛而扬眉吐气，从‘游子’变为‘赤子’；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闫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华侨华人与国家的关系从单向的‘做贡献’转变为双向的合作互赢。”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所长赵红英说。
“国家发展的脉动，给了我们华侨华人事业拓展的机会，国家发展的洪流成就了我们的个人价值。”年逾六旬的侨商何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由衷地说。
１９７８年，何彪率先到广东佛山投资创建了农业企业。在国家推动“公司＋农户”产业模式的背景下，他在珠海开设了有机肥料厂，生意红红火火。目前国家产业政策对微生物肥料行业给予的支持正在加大，何彪说：“我们将抓住机遇，把企业做大做强。”
国家的日益强大，也使华侨华人感受到作为华夏子孙的自豪与荣光。马来西亚华侨、完美（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古润金每当回忆起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他总是激动不已：“一场体育赛事，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的综合实力，更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说：“以我们马来西亚为例，数千华侨华人在雨中护送圣火，那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人。中国强大一分，我们海外华人就多一分荣耀。”
华盛顿华人社团联盟主席刘平中５岁时离开广东赴美，谈及自己两年前在华盛顿手拿国旗，和数千华侨华人一起欢迎温家宝总理到访时的场景时说：“短短３０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使世界震惊，也使每一位炎黄子孙为此自豪。在国家领导人的访问行程中，我们又一次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励。”
有了祖国的强大支持，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其辛勤打拼和作出的贡献也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每逢春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的政要或地方官员，通过贺信和讲话，向华侨华人祝贺新春。
百年沧桑岁月，镌刻着华侨华人昔日致力振兴中华的丰功伟绩；
百年荣辱与共，昭示着海外赤子未来共襄复兴伟业的豪迈激情。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过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孙中山先生“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伟大理想必将要实现。（参与采写记者：王悦欣、黄浩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