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２日电 国力日增，中国经济政策在国际经济舆论场中的热度也在升温。从中国—东盟博览会到最近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到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围绕一个星期以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及的一些经济政策要点，许多海外专家和媒体跟踪评论。这些看法有赞赏，有疑问，有观望，也有期待。对于转型求变的中国经济，关注来自海外的不同观点与视点，其建设性价值不言而喻。
要点一：新的“支撑带”
问：李克强总理近日在南宁参观中国—东盟博览会时说，要做好内陆开发大文章，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着力打造东北老工业基地、中西部沿长江区域、西南中南腹地三大新的经济支撑带是必然选择。这一论述透露了何种政策信号？对中国经济意义如何？
答：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科特·罗泽尔：中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主要是一个扶贫问题，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
日本大和总研常务理事金森俊树：三大新的经济支撑带可以说是“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勃兴”地域振兴政策的延长线。再提上述问题，与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有关，也可视为本届政府重视的“城镇化”政策一环。新政府意识到，推进各地的城镇化建设，不仅在于推动高楼大厦等基建投资，更需要培育各地的产业支撑。这是正确的方向。
韩国“中国政经文化研究院”理事长李映周：李克强总理这次亲自关注东北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并希望推动这些地区的开发，对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缩小中国目前存在的“四大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阶层差异、民族差异）、以及促进地区平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这样的做法虽然保证了平衡，但实行起来有难度，开发内陆需要充分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让市场竞争来决定最终经济中心的归属。
要点二：开放新领域
问：在９月６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并在推进结构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在这些领域扩大对民资开放，其意义、挑战与风险有哪些？
答：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杨大力：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我非常赞赏李克强总理的话，通过改革来增加制度红利。打破垄断是释放红利的一种方式。这一点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金森俊树：这些政策不妨视为始于２００５年以来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延续。能否提出更加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更为重要。毫无疑问，中国宏观经济正在迎来转型期，不能像以往那样仅仅依靠加大对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是有必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此，确实有必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各个经济领域，并改善国有企业效率。
纽约大学副教授约瑟夫·福迪：推进上述改革的风险在于，可能表面上管制放松了，但实际的行动较少，并且改革推进的速度可能较慢。
史剑道：这样做是想发出变革的信号，但发出信号容易，真正意义上引入民间资本并非易事。中国政府需要通过降低国家在这些行业的参与度，来鼓励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要点三：打破“三重门”
问：李克强总理在６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要坚决打破各种对民间投资制造隐形障碍的“玻璃门”、“弹簧门”，彻底拆除“表面迎进去、实际推出来”的“旋转门”。对此有何评价？
答：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王红：李克强总理提到各种“门禁”是指具有掌控力的政府部门的设限，而不是其他经济力量。这种现象的背后还是由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生产、争资源，而李克强总理的这个提法诚实公开，体现中国政府已意识到民资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潜力，将会更重视它，给它更多发展空间。
金森俊树：在中国，即使制度上认可民间资本参与国有经济领域，但实际上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等妨碍民间资本参与的不透明壁障，重要的是要加大这方面的改革力度。
李映周：民间资本对石油、铁路等领域的投资非常困难，因此，政府有必要改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今后民间资本多样化投资创造土壤。有必要使政府官僚“最小化”，切实有力地为民间投资提供途径和渠道，以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之时，使中国经济能够通过扩大内需、搞活国内市场等方法得以稳定、健全地增长。
要点四：明确“上下限”
问：在大连达沃斯论坛召开前夕，李克强总理１０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明确了中国经济运行中几个关键数据的合理运行区间，包括ＧＤＰ增幅、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情况。对此该如何解读？
答：《华尔街日报》：中国政府明确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下限”，防止过度波动。明确“下限”是要确保稳定增长和就业，ＧＤＰ平稳过渡到今年的７．５％，既是自然经济规律的趋势，也是再调整措施的结果。明确“上限”是要防范通货膨胀，今年ＣＰＩ涨幅３．５％左右。如果经济运行保持在这一合理区间内，而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那么市场和社会将抱有稳定的预期。
（执笔记者：刘丽娜、傅云威，参与采访记者：刘凡、樊宇、闫亮、张保平、冯武勇、权香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