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试验区：不栽“盆景” 勇当“苗圃”
——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新华社上海１１月６日电（记者 陈良杰 姜微 徐寿松）“进入深水区的改革要有勇气，更要有智慧，这次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方案是体现全国的智慧；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我们有责任、有压力，有目标、更有信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接受新华社记者访谈时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一个月以来，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谈制度创新，他言简意赅：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是意义更为重大的改革，和设定特殊政策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说金融改革，他强调风险可控是前提，改革创新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符合国际化。
话自贸区红利，他直言不讳，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改革红利就体现在制度突破而不是税收优惠。今后不能在全国推广的税制，上海自贸区内绝不做。
“不栽盆景，而是种苗圃。”韩正说，自贸区所有制度、规则，所有改革举措都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实现可推广、可复制。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在２－３年内要实现。
自贸区运行“满月”，“达到了预期目标”
“一个月运行下来，我们感到很满意，筹备阶段所设定的目标都达到了。特别是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都平稳扎实地落地了。”对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满月”表现，韩正开门见山。
正式运行一个月来，上海自贸区各项试点任务和改革措施全面推进。投资管理制度改革落地，取消审批实行备案制，工商登记“先照后证”，一个月内“一口受理”办结２１家外资、２１３家内资新设企业；服务业六个领域的开放已经公布并开始落实，贸易监管制度试点起步，６家企业试点“先入区、后报关”；综合监管制度创新加快，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
对于备受关注的“负面清单”，韩正说，这是中国投资管理中的第一张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的长短，该怎么看？关键看分类的标准，是按大类、中类还是小类分。
“２０１３版”负面清单是参照国民经济的大门类来进行分类的，涵盖１８个经济行业门类，涉及８９个大类、４１９个中类和１０６９个小类，编制特别管理措施１９０项，实际上只管了所有产业小类的约１７％，开放了８３％。
特别管理措施若按照大类列举，清单自然会短，但开放的空间就小；相反，限制措施越具体，所释放的对外开放空间就越大。
“管大类好比管住一幢楼的门，整幢楼就进不去了；管中类好比管住几个楼层，其他的楼层就可以进去；管小类好比管住几个房间，其他许多房间都可以进去。”韩正形象地比喻，“我们现在就是管房间，看上去管得多，实际上比管大门释放出的空间要多很多，是更开放了。”
金融改革是上海自贸区的一大看点，其细则何时出台备受瞩目。
韩正说，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包括四方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跨境贸易结算、外汇管理制度创新，将坚持“一个前提、两个着力点”。即风险可控的前提，对于系统性和区域性的风险，绝对零容忍。两个着力点，就是牢牢把握所有的改革创新都要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为不断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服务；牢牢把握所有的改革创新始终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为金融而金融、为创新而创新。
他表示，金融改革创新的细则研究透了就会出台。
不是政策洼地，是制度创新高地
“自贸试验区的目标不是局部的试验，而是为了长远的发展。”对于自贸区的改革方向，韩正强调，“中央领导明确指出，自贸区的改革就是要制度创新，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和改革大局予以谋划。”也正因为此，“在形成试验区总体方案和筹备、推进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国务院各相关部门的直接帮助和支持指导。我们现在推出的每一项政策设计、制度安排都是在中央各部门的直接帮助、参与、指导、推动下开展的。”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红利”体现在哪里？韩正语气坚定：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不是挖掘政策洼地。政策洼地越多，越会阻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困难也会越多。“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有洼地，就容易出事故。”
自贸区监管模式的重大改革最为企业所称道。“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令相关企业的成本大大降低。因为可以“先入区、后报关”，企业货物入区通关时间可缩短两至三天，物流成本平均减少１０％。“在监管模式上，我们的标杆是国际上公认的先进的、效率高的模式。”韩正说。
投资自由便捷效应也在初步显现。譬如办理企业，从审批到登记注册，以前需要很长时间，而在自贸区最短只要４天。这样的制度红利，有远见的企业更看重。又如对外投资，以前由于审批的流程，一些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执行预期不太稳定；而现在，自贸区的流程很明晰，只要不在列表内就无需审批，一切变得可以预期。
“我们要努力让企业家们有稳定的预期，真正体现市场配置资源、以企业为市场主体。”韩正强调，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效应远比税收优惠大。税制是国家统一的，今后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税制，在自贸试验区不能做。
自贸试验区不栽“盆景”种“苗圃”
“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压力当然是有的，而且很大。”韩正坦言，因为这是完全不熟悉的事业，没有参照物，也没有先例，更不能照搬别人。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深感责任重大”。
不同历史阶段改革的目标不同。改革开放之初，最缺的是人才、资金。于是，为解决这些瓶颈，出台了一整套招商引资的办法，推出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措施。而今天的迫切需求，正是自贸试验区提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入深水区的攻坚战改革，首先取决于政府自身解放思想，甚至自我革命的精神。”韩正说，一方面压力很大，但也很有信心，因为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很明确指出了改革方向。
“从提出方案到充分酝酿、研究、论证、决策，中央领导予以肯定、鼓励，并从国家发展战略和改革大局予以谋划，确定制度创新这个改革方向。”韩正说，自贸试验区的决策过程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制度创新的高度重视，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
如何评估自贸区的试验是否成功？韩正表示，成功与否，就是看能否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目标，通过两到三年的努力，在自贸试验区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跨境投资贸易的新制度体系、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
他认为，要从制度层面去看成果：形成一整套符合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要求的投资和监管模式，就是一种成功。不用老的办法，按照新的规章制度都能管好了，就是一种成功。过去靠审批，现在不审批，企业活力强了、社会活力强了、管理更到位了，就是一种成功。“我们会有一些评估指标，但不会是ＧＤＰ、税收等老的数据指标。”
“两到三年的时间内，所有改革措施都有阶段目标，月月有小结、半年有评估。”韩正说，自贸区每一项改革都有一个列表，列明：以前的制度是怎样，改革的目标、措施是什么，推进状况如何，效果怎样，与改革预期是否符合。在做好每一项评估的基础上，再提出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任何改革创新都可能存在不足，关键是风险要可控。“始终使风险控制与推进制度创新同步衔接，始终使风险处于可控状态，绝对不能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韩正强调，自贸区所有的改革、规则都必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只是自贸区内可以做、上海可以做的，哪怕有些眼前的利益，我们也不会去做。“上海自贸区不栽‘盆景’，它是一种‘苗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