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
侗族总人口为2960293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地区，湖南省的新晃侗族自治县、会同县、通道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侗族最大的聚居地，全州侗族人口有121万，占全国侗族总人口的40.8%；黔东南州的黎平县是我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全县侗族人口有32万多人。
侗族地区地处云贵高原的东端。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在500米至1000米之间。北部属武陵山脉和苗岭山脉支系，有渠水、潕阳河、清水江流经其间，汇合成沅江注入洞庭湖后流入长江。南部有苗岭山脉，都柳江与浔江流经其间，注入柳江后汇入珠江。境内青山叠嶂，碧水萦回，既有激流险滩，又有清溪幽谷；既有高山峻岭，也有低丘平坝。土壤肥沃，平川及“洞天”盆地星罗棋布，小者数百亩，大者上万亩。终年气候温暖，霜期短，年均气温在摄氏15℃左右，年均降雨量1200毫米。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宜于农、林、畜牧业的发展，为侗族人民开发山区，发展经济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侗族主要从事农业，兼营林业，农林生产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种植水稻已有悠久的历史。侗族地区的万山丛岭中夹杂着许多当地称为“坝子”的盆地。其中天柱县的天柱大坝、高酿大坝，榕江县的车江大坝，黎平县的中潮大坝，锦屏县的敦寨大坝，是侗族地区著名的大坝，稻田面积均在万亩以上，被誉为“侗乡粮仓”。除了坝田外，侗族还在山谷溪流的两旁开辟良田。有的地方梯田绕岭，直上云天。黎平、从江、通道、三江、龙胜等地均盛产糯稻，素有“糯谷之乡”的美称，其中黎平的“香糯”为糯中珍品。除水稻外，还有小麦、小米、红薯、玉米、土豆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主要有烟叶、油菜、大豆、辣椒等。
侗族地区是全国八大林区之一，盛产杉木。锦屏、天柱、黎平、榕江、从江是重点林业县，锦屏还被列为全国杉木生产重点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是湖南省的重要林区县，三江和融水是广西的重点经济林区。侗族地区所产的杉木挺直、细密、轻韧、耐朽、易加工，是建筑、造船、造纸、制作家具的上等材料，早在明清两朝就被当作贡木献给朝廷，民国时期远销大陆各地和海外。侗族历来有人工培育杉木的传统，1949年以后培育出“八年杉”、“十年杉”等速成品种，为祖国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木材。杉木尤以“十八年杉”最为著名。
侗族地区不仅是一个“宜林山国”，也是一个植物王国。侗族地区森林覆盖率一般为26－64%，活立木蓄积量8000多万立方米。树种繁多，共有200多科，1000多属，5000多种。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树种有银杉、珙桐、秃杉、桫椤等；属国家二级保护的有23种，三级保护的有30种。有药用植物2000多种，可药用的真菌100余种。主要有茯苓、雷丸、灵芝、党参、当归、何首乌、虫草、竹荪、天麻、杜仲、黄柏、厚朴、枯梗、天冬、银花、吴茱萸、木瓜、白芍、黄连、八角莲、大血藤、小血藤等，药材资源十分丰富。
侗族地区地质地貌独特，成矿条件好，各种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已探明的有重晶石、原煤、石煤、汞、石膏、锑、铁、黄金、铜、锰、铜锌、硫磺、铀、磷、钾、水晶石、石灰石、大理石、花岗石、铝土等。其中天柱、新晃两县的重晶石蕴藏量约占全国的40%以上。
侗族地区地处长江和珠江中上游的分水岭，生态环境好，森林覆盖率高，雨量充沛，溪河纵横，海拔落差大，水能蕴藏丰富。仅黔东南水能蕴藏量就有210万千瓦，可开发量124.4万千瓦。
侗族地区名胜古迹丰富，人文景观奇特，民俗文化丰富多彩。这里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古城，有中国和挪威共建原生态民族村寨博物馆黎平堂安侗寨，有明代侗族农民起义圣地黎平吴勉洞、吴勉岩，林宽起义的根据地黎平铁炉山，清代侗族农民姜应芳起义圣地天柱九龙山遗址；有中央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旧址，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旧址和榕江县红七军军部旧址；还有抗日战争胜利芷江受降纪念坊；有艺术精湛和雄伟壮观的从江增冲鼓楼和黎平肇兴鼓楼群；有闻名中外的广西三江程阳永济桥、黎平地坪风雨桥。有迷人的榕江三宝风情、乐里风情和晚寨风情，有从江“六洞”风情、“九洞”风情与高增小黄风情，有黎平肇兴风情、三龙风情、四寨黄岗风情和岩洞竹坪风情，有锦屏九寨风情、天柱四十八寨歌场。
侗族自称为gaeml。由于方音的变化，有的地方又称为jaeml或jongl，从词源来看，各地的自称是一致的。在侗族内部，相互之间有称为jaeml laox、jaeml jaox或jaeml danx，但是他们的语言大体相同，风俗习惯也相一致。与侗族杂居的水族也称侗族为gaeml，苗族称为dax gul。当地的汉族称为“侗家”或“侗族”。在侗语里，gaeml意思是指“用木条、树枝等作为障碍物进行设防、遮拦、隔离”，用作族称其本意是“生活在被大山阻隔，被森林遮盖的人们”。
侗族人民有自己语言，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语以锦屏县南部侗、苗、汉民族杂居地带为界，分成南北两个方言区，每个方言又因各地语音的不同又各分为4个土语。侗语方言的形成明显带有受汉语影响的印记。相对而言，北部方言区的侗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交往较密切，懂汉语汉文的人较多，汉文化水平的程度也较高。因此，语言中吸收汉语词汇和使用汉语语法形式较为普遍，语音也趋于简化。而南部方言则保持较古的面貌，元音分长短，有一套完整的促声韵。侗语虽然形成了两个方言，但方言之间的差异不大，内部比较统一。南北方言的语法规则基本一致，方言之间的同源词平均超过70%，不同方言区的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接触就能通话。
新中国成立以前，侗族人民有语言无文字。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积极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解决文字问题。1956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对14个县22个点的语言进行调查，正式着手侗文的设计工作。1958年在贵阳召开有贵州、湖南和广西三省（区）侗族代表参加的侗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正式通过了侗文方案（草案）。侗族人民第一次有了本民族的文字。新创制的侗文是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以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贵州省榕江县车江话的语音为标准音。侗文的创制和推广对侗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史沿革
侗族先民在先秦以前的文献中被称为“黔首”。秦始皇统一中国，在“黔”的地方设立了黔中郡。唐宋时代，“黔”的名称演变为“峒”或“峝”，“黔首”也演变成为“溪峒之民”或“峒民”。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峒区”设立羁縻政权，委任土官，称为“羁縻州峒”。《桂海虞衡志》记载：“羁縻州峒，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炎徼纪闻》记载：“聚而成村者为峒，其酋长曰峒官。” 羁縻州一般辖有若干“洞”。至今侗族地区不少村寨仍保留“洞”的名称，如黎平、从江的肇洞、顿洞、贯洞一带叫“六洞”，岩洞、曹滴洞一带叫“九洞”，黎平的潭洞、特洞一带叫“八洞”，三江、龙胜、锦屏、天柱、新晃等县的不少侗寨也叫做“洞”。侗族这一族名的来历与“溪峒”之名有密切的关系。
侗族的自称最早见于宋代的史籍，用反切的方法记为“仡伶”或“仡览”。《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载：“乾道七年（1171年），靖州有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在辰、沅、靖州之地，有仡伶、仡览”。辰、沅、靖州之地就是今天的新晃、芷江、玉屏、天柱、三穗、靖县、会同一带，正是侗族聚居区的中心地带。这证明侗族先民居住该地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唐代就已成为单一民族载于史册。明清以来，侗族被称为“僚人”、“侗僚”、“峒人”、“洞蛮”、“峒苗”或泛称为“苗”或“夷人”。民国时期称为“侗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称为侗族。
对于侗族的历史源流，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有四种：一种认为侗族是土著民族，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是在这块土地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第二种认为，侗族是从都柳江下游的梧州一带溯河而上迁徙到今日侗乡的，因为南部方言的侗族中都流传有“祖公上河”的迁徙歌谣；第三种认为，侗族是从长江下游的温州一带经过洞庭湖沿沅江迁徙来的，因为北部方言的侗族中流传的“祖公进寨”歌有这样的传说；第四种认为，侗族的主体成份是土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从外地迁来的其他民族成份。
一般认为侗族是从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的。侗族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商於（越）地，秦时属于黔中郡和桂林郡，汉代属于武陵郡和郁林郡。魏晋南北朝至隋代被称为“五溪之地”，唐宋时期被称为“溪峒”。从古至今，这个地方历代以来都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从历代的文献看，春秋到秦汉，在这里活动的有“越人”、“黔中蛮”、“武陵蛮”；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这里的少数民族被侮称为“五溪蛮”或“蛮僚”，唐宋时又被侮称为“溪峒州蛮”。古代的越人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其内部分为若干个支系，这个族群到了南北朝时期都被称为“僚”。到唐宋时期，僚人进一步分化出包括侗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宋人朱熹《记“三苗”》中说：“顷在湖南时，见说溪峒蛮徭略有四种：曰僚、曰仡、曰伶，而其最捷者曰苗。”这里出现的“伶”，就是前面宋史和陆游著述中提到的“仡伶”和“仡览”。到了明代，尽管侗族已从僚人当中分离出来，但还有人把侗族称为“僚”。如明末邝露在所著《赤雅》中说：“侗亦僚类”。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则说：“峒僚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从而把侗、僚、越几种称呼串连起来。
侗族形成为单一的民族，大概在隋唐时期。唐代，侗族中的上层人物、酋长或首领开始归附于中央王朝。唐王朝在“峒区”开始设立州郡，建立羁縻政权，任命当地的大姓首领为刺史。当时在侗族地区设立的州郡有羁縻晃州（大体包括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全境以及芷江和贵州天柱的一部分）、叙州潭阳郡（领龙标、潭阳、朗溪三县，包括今湖南的芷江、会同、靖州和贵州的锦屏、天柱、黎平东部）、思州宁夷郡（包括今贵州的岑巩、石阡、玉屏、三穗和镇远东部）、古州乐兴郡（包括今贵州的从江、榕江和黎平的西南部）、融州融水郡（包括今广西三江、融水和龙胜西北部）。唐末五代时期，封建王朝衰落，无力统治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侗族中的大姓土豪自称“峒主”，分管诚、徽二州，辖十个峒，今天的靖州、会同、芷江、绥宁、通道、黎平、锦屏、天柱等地均属“十峒”范围。峒作为侗族社会内部的行政区划，峒中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由“峒主”把持。
北宋时期，侗族的首领们先后归附封建王朝，向朝廷进贡地方特产，朝廷则让他们世袭土官。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诚州十峒首领杨通宝向宋朝“纳土”。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首领向光普投宋，被封为古州（今新晃和玉屏境内）刺史。大观二年（1108年），靖州西道杨再立献土地，周围三千余里，户四千五百，人一万一千。朝廷皆封他们为刺史官职，但并未给他们刺史的权力。宋代，由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强大影响，侗族的政治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王朝势力能影响到的地区，“峒首”们也开始创立城池，比附王民，建立学堂。据《文献通考》记载，当时诚州附近的首领已经“创立城寨”，“使之比内地为王民。”而那些住在“峒首”城堡附近的“峒丁”已慢慢地变为“熟户”，那些边远山区则被称为“生界”。
元朝对侗族的统治沿袭了唐宋以来的“羁縻”政策。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征服“九溪十八峒”，侗族地区的土官们大部分归附元朝，朝廷“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立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
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江阴侯吴良收服五开（今贵州黎平县）和古州（今贵州黎平西北和锦屏一带）等侗族地区，得到223峒，人口15000多人。朱元璋对于归附的土官均原官授职。1414年，明王朝设立黎平、新化二府，委任流官直接管辖土司，侗族地区出现“土流并治”的统治局面。吴勉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失败后，明朝在侗族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屯、堡等军事机构，进一步加强对侗族地区的封建统治。
清初，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的统治仍然因袭明代的“土流并存”，但土司的实权已趋削弱，均受到流官的节制。雍正年间，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的部分卫、所进行调整，加强了流官的控制。1725年改五开卫和铜鼓卫隶属黎平府，1727年又改铜鼓卫为锦屏县，改五开卫为开泰县，改平溪卫为玉屏县，改清浪卫为青溪县。1729年，黎平知府张广泗，“以金币贿生苗假道入省，因密记其道里、山川、险阻形势，陈清大帅购募通事，统兵剿抚，略定其地。”平定了雷公山周围的苗侗地区后，在榕江和剑河分别增设古州厅和清江厅。通过改土归流，侗族基本上被纳入了流官的统治范围。
清代，侗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农田水利的建设，提高了水稻的产量。《黎平府志》卷二说：古州（榕江）“上田每亩可出稻谷五石，中田可出四石，下田可出三石。”作物的种类增多，如晃州在道光年间除水稻、小麦外，还有高粱、小米、豆类等10多种，还普遍种植甘蔗、麻等经济作物。手工业是重要的副业。“六洞”的侗族妇女多织染蓝布，天柱、锦屏侗族妇女所织的侗帕颇为精致。黎平曹滴洞所出的“侗锦”，“精者甲他郡。”晃州工匠石雕的屏风、砚台，颇为精巧。清乾隆年间，由于手摇纺车改为脚踏纺车，效率提高一倍，有些城镇已经出现独立的手工业者。嘉庆年间，榕江、三江等地造船工匠已能造出载重二三吨的木船，往来于榕江、柳州之间。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除农村的小集市外，一些集镇和县城，如王寨（今锦屏县城）以及古州（今榕江县城）等地，已形成为较大规模的市场。清水江已成为全国较大的木材集散地。
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两朝，中央王朝不断在侗族地区用兵，进行武力征服。为了补给军需和对侗族人民进行控制，统治者在侗族地区实行屯堡制度，成立卫、所机构。明初，实行“拔军下屯，拔民下寨”政策，封建统治者把侗族人民从肥沃的田坝上赶进深山老林，占领田坝，圈占土地。失地的农民生活于水火，苦难重重。广大的失地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奋起反抗。洪武十一年（1378年），黎平爆发了在吴勉领导下的侗族人民大起义，起义军直捣靖州，席卷侗族地区，古州一带的12个长官司皆支持吴勉。起义军发展到二十万众，公推吴勉为“铲平王”。随后起义军占领黔桂交界地带，威震湖广。洪武十八年（1385年）八月，明朝令汤和为总兵，随同楚王朱祯领兵30万镇压。上黄一战起义军失利，吴勉被俘就义。吴勉起义是侗族历史上的大事件，在侗族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今侗族地区还流传着大量怀念和赞颂吴勉的故事和歌谣，侗族人民把吴勉塑造成为一个神话英雄。吴勉领导的侗族农民大起义失败后，明王朝更加紧了对侗族人民的控制。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在今锦屏县地设置铜鼓卫，屯军18000余名，圈占土地354顷，又使得大批侗族农民流离失所。人们忍无可忍，在锦屏上婆洞一带又爆发了林宽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清朝一代，王朝的屯堡制度更为严密，卫以下设立百户、总旗、小旗等，小旗又辖屯军。雍正七年（1729年）设置古州厅时，“设理苗同知一员，总兵一员，千总二员，驻兵二千四百，安屯军二千八百余户，”“以资控驭。”乾隆元年（1736年）在古州设立左、右卫，共有屯堡40个，屯军2519户，每户授上等田6亩，或中等田8亩，或下等田10亩。这些土地都是从侗族农民手中抢夺去的熟田。可见当时侗族老百姓生活的悲惨，就连朝廷的吏部大臣都承认当时抢夺民田的做法过了头。乾隆二年（1737年），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宋奏：“贵州于深山邃谷招募屯田，尽夺生苗衣食之地。目今残败之余，潜居岩穴，觅食维艰，待至秋成，必聚众催命为变，残杀掳掠，不可不予筹也。”在封建王朝的压迫下，侗族人民不断发动起义，而每次起义被镇压以后，人口逃亡，田园荒芜，无数人家的田产变成“绝户田土”，而这些绝户田土又变成了屯军的土地。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天柱县一带的土地已高度集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日益加重，再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又爆发了姜映芳、姜芝灵、梁维干等领导的侗族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持续了20年，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侗族人民除了深受封建王朝的压迫之外，老百姓还要受到土司的剥削。在宋代“每丁岁仅输租三斗，无他徭役”。明、清时期，老百姓不仅要向土司交纳一定数量的粮米和钱款，还要交纳棉花、侗布，甚至还有鸡鸭和猎物。此外，还要为土司服许多额外无偿的劳役。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侗族地区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帝国主义、清朝官吏、封建地主以及高利贷者的层层剥削下，侗族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一直到1949年以前的侗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仍占主要地位。黎平县占总人口4.2%的地主，占有总耕地面积的26.6%，而占总人口54.2%的贫雇农，只占有19.9%的土地。天柱县章寨地主每人平均占有土地为贫农的20倍以上。地主阶级主要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而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则采取不等价的方式对农民进行剥削。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保甲制度，利用封建上层人物充当伪乡长、保长和甲长，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再加上天灾，侗族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1920年7月中旬，天柱县暴发瘟疫，城中病死300余人。1925年，天柱大旱40余天，田土龟裂，粮食无收，继而水灾爆发，斗米价涨1200文，加之当年瘟疫流行，死者甚多。1926年侗族地区发生灾荒，人们只好挖蕨根、吃野菜度日，饿死的人不计其数。黎平岩寨共20余户，当年全部饿死。侗族民间流传这样的歌谣：“提起丙寅年，两眼泪涟涟，饥荒加匪患，尸骨像杉山”。
国民党政府还执行民族压迫政策，强迫民族同化。1932年三江县成立“改良风俗委员会”，制定同化计划，强制侗族人民“一律改用汉服”。1937年国民党军队在榕江强迫侗族人民改着汉装。1945年从江县的乡长、保长勒令侗族妇女改装，激起侗族人民群众的愤慨。
侗族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辛亥革命期间，杨勉之、谭毓坤、王天培、李世革等侗族子弟，是革命斗争的中坚人物。王天培、李世荣等将领，在武昌起义和北伐战争中身先士卒，“智勇双全，勋荣卓著”，为革命做出了贡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侗族人民的历史和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时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侗族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30年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时，无论是红七军、红八军的转移，还是红二六兵团南进，在经过龙胜、三江、通道、榕江等侗族地区时，都给各族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特别是1934年冬，红军长征再次经过侗族地区，从广西龙胜经湖南通道转兵到达贵州黎平，在黎平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将长征引向遵义，扭转了被动形势。
在解放战争中，侗族人民自发地进行革命斗争，组织武装游击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桂北龙胜游击队”、湘桂黔边区人民解放军总队、通道“人民翻身队”（后改为“防匪大队”）等武装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残余土匪势力作斗争，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消除了侗族地区的百年匪患，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革命的各个时期，一大批优秀的侗族儿女加入革命斗争的行列，他们有的成为革命的先驱，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锦屏侗族青年龙大道，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和卓越活动家，著名的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榕江侗族青年罗统一，19岁投笔从戎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三穗侗族青年杨至成，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南昌起义、湘西起义、井冈山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历任军需部长、后勤部长，被授予上将军衔。新晃侗族青年曹玉清，20岁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反围剿，长征时三次过草地，参与创建川陕和洪湖革命根据地，被授予少将军衔。会同侗族青年粟裕，19岁参加共青团， 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参加创建中央苏区和历次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指挥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湘、皖、赣边区，参与指挥苏中战役和孟良崮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指挥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军事家，历任师长、野战军司令员、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授予大将军衔，是1949年以后我国军阶最高的少数民族籍将军，历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届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侗族曾有过较为原始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古代的侗族社会有一种“款”的社会组织。“款”是村寨间或地域性的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又称为“合款”，主要的目的是应付外族人的入侵和盗匪的掳掠。“合款”组织宋代就有。款有小款、大款和联合大款。小款是相邻的村寨或数十寨的联盟，常以联款时的户数命名，如“千三款”，由从江县的银潭、占里、谷洞、帮土和黎平县的双江、四寨等村寨组成的一个小款，号称有1300户。“千七款”是由从江县的高千、央里、则里、德秋、会里、弄吾、平友、流架等村寨组成，即有1700户组成的“款”。大款由若干个小款组成，上述的“六洞”又称为“六洞款”，其范围包括今天黎平县的肇兴乡和从江县洛香乡和贯洞镇，224个村寨，方圆近500平方公里。侗族历史上曾有过“九十九公”联款议事，其范围大致包括今贵州的黎平、榕江、从江、广西三江和湖南通道5个县的侗族村寨，是一次盛大的联款会议。
“款”的组织较严密。“款首”从寨老中推举担任，无任职期限，有事则主持款会，无事则在家务农，无报酬，是一种义务性的职务。“款脚”，即专职的通信联络员，负责与各寨的通信联系，承担鼓楼火堂用柴和遇警击鼓报信，其生活费用由村民负担。“款坪”是款境内较适中的空旷地，是全款民众集会的地点，一般立有“款碑”。“款约”是一款之内的村规民约，由寨老和款首们议定，是款辖区内村民的行动准则。“款军”由款内的壮丁们组成，是抗敌御匪的主要力量。联款之内，凡有重大的社会政治、军事问题，都要召集款众到款坪集会，名为“起款”，平时逢农闲时节则组织各寨举行赛芦笙、斗牛、讲款等娱乐活动。
“埋岩”也是侗族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因其在集会时将条型石头的一截埋入土中，故名。埋岩起源很早，侗族大部分地方已没有留下这种制度的遗迹，只有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部分侗族村寨还可以看到残存的埋岩制度和岩规，在滚贝侗族乡还保存有八处完整的岩，其中有滚贝村的处理田产岩，同乐村的处罚偷盗和拐卖人口岩，尧贝村的联合防匪岩，吉羊村的处理婚姻纠纷岩，大云村的男女交往应守侗规岩，之朵村的对付杀人放火岩，必伞坡的对付官兵骚扰岩，尧岜村的侗、苗、汉通婚岩。在执行埋岩制度的地方，埋岩是维持社会安定、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生产生活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和原始的立法形式。岩也有大岩和小岩之别，大岩指地域范围较大的埋岩。小岩则指一村一寨之岩。每岩都有岩主，民间称为“执斧头的人”，负责埋岩会议。
过去侗族的村寨都由寨老们来管理，寨老又称为乡老。他们大都是寨内有声望的族长和头人，也有少数是青壮年。他们都能说会道，懂得本寨历史和风俗典故，办事公道，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寨老没有特定的经济收入，依然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村寨办事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公益。寨老的职权是主持召开本寨村民会议、代表本寨参加合款会议、负责制定款约和执行款约、维护社会秩序、调解各种纠纷、带领寨民抗敌、参加合款联防、指挥作战、组织公益事业、组织宗教祭祀活动、组织村寨间的联谊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侗族的寨老制已成历史的陈迹，但老人管寨的遗风还存在，很多村寨还组织有老人协会，协助行政做好卫生、防火等工作，发挥老人的积极作用。
“卜拉”是侗族进入到父系社会以后的社会组织，由若干个血缘关系较近的家庭组成，以男性为中心。一个卜拉少则三四十户，多则一二百户。过去卜拉有自己的族长，有行为规范，有公田、公山等公产。通常一个侗寨居住一个或数个卜拉。流行建鼓楼的地方，每个卜拉都建有自己的鼓楼。鼓楼是卜拉力量的象征，也是集体活动的场所。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以卜拉为单位进行。不属于该卜拉的村寨或成员均被排斥在活动之外。从外面迁入的零散家庭要想在寨中立足，必须加入到本寨的卜拉。由于非宗族成员的加入，卜拉不再是纯血缘集团，而是以血缘集团为主的基层社会组织。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意识上卜拉都影响和制约着小家庭的生活方式，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扶助，共同抵御外侮的共同体。各个家庭的婚丧喜庆活动都是以卜拉为单位进行；年老体弱、鳏寡孤独者，卜拉各家都自觉照顾；成员之间产生纠纷由卜拉内部解决。在改革开放以前，卜拉在一些侗族聚居地区仍起相当大的作用。改革开放后，由于人口的流动，成员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很多地方的卜拉观念已渐趋淡化。
风俗习惯
侗族居住的村寨一般具有依山傍水的特点。侗寨一般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寨边梯田层层，寨脚溪河长流，寨头村尾树木参天。大的侗寨六七百户，小的二三十家。侗寨的房屋建筑，一般是用杉树建造的木楼，有一至二层的小楼房，也有三到四层的大高楼。近河或陡坡的寨子，依地形建造吊脚楼。一般是楼上住人，楼下圈养牲畜或堆放草料杂物。侗寨一般由民居、鼓楼、寨门、寨墙、戏台、禾仓、禾晾、水井、石板路、池塘、排水沟等不同功能的建筑和设施组成。在南部地区，绝大多数村寨里建有供奉“萨”的神坛。祖公建村立寨，首先要择地建立鼓楼和“萨”坛，然后才规划道路、布局民房。
鼓楼是侗寨中最具特色的建筑物。一般的村寨建有一座到两座，较大的寨子四到五座。鼓楼是一种木结构重檐建筑，建筑手法综合了中国木结构的“井干式”、“穿斗式”和“抬梁式”工艺。鼓楼底部一般呈方形，少数呈六面形，中央设有火塘，四周配有长凳，是鼓楼的实际使用部分。多数楼内不分层，贯通到顶。外廓密叠的层檐为装饰性楼层，飞阁重檐，层层而上，气势雄伟。重檐层数均呈单数，从3层到15层不等，形式有四面倒水、六面倒水、八面倒水等数种，每层都有飞檐翘角，檐板绘有反映侗族风情的彩绘。广西三江、龙胜和湖南通道一带的鼓楼多为楼阁型，贵州黎平、从江一带的鼓楼多为宝塔型。从江的增冲鼓楼、三江的马胖鼓楼和通道的马田鼓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鼓楼建筑的杰出代表。鼓楼不仅是侗族建筑艺术的结晶，更是侗族文化的载体。古代以来，凡聚众议事，制定村规民约，调解民事纠纷，抵御兵匪等重大活动均在鼓楼进行；逢年过节，迎宾送客，对唱大歌，“多耶”踩堂等均在鼓楼进行；平时闲暇，人们则聚集在鼓楼休息，谈论家常、讲故事，弹琵琶、唱古歌，或说古论今。
在侗族聚居的地方，有河必有桥。桥梁大都建筑在村前寨尾的交通要道上，有木桥、石拱桥、石板桥、竹筏桥等。其中名为“风雨桥”或“花桥”的长廊式木桥，以独特的艺术结构和高超的建筑技巧闻名中外。风雨桥长四五十米至百米不等，宽五至六米。以青石砌墩，用巨大的杉木连排作桥身，上建桥廊，并在桥的两头和中间建有鼓楼式的阁楼，上覆青瓦，桥的两边设有栏杆长凳，供行走之人遮风避雨和休息。在侗乡风雨桥到处可见，南部地区临近村寨的溪河上几乎都建有风雨桥。广西三江集风雨桥之大观，有大小风格各异的风雨桥108座，其中的程阳永济桥和岜团桥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贵州黎平的地坪风雨桥、湖南通道平坦的迴龙桥和皇都的普修桥都是侗族地区著名的风雨桥。风雨桥和鼓楼都是由侗家工匠设计建造，不用一钉一铁，全用榫头卯眼套扣接合，牢固异常，可延二、三百年不损。在侗族山区，还有许多供人休息的凉亭，叫“风雨亭”，建筑也很精巧雅致。
侗族饮食习俗很有特色。侗族以大米为主食，也食用小米、玉米、小麦、高粱、薯类，但一般为调剂口味而搭配。肉食以家养的禽畜为主，有猪、牛、羊、鸡、鸭、鹅等，尤喜食鱼类。蔬菜品种较多，以青菜、白菜、萝卜、茄子、豇豆、黄瓜、南瓜、冬瓜、白瓜、辣椒最为普遍。妇女们经常上山采集野生竹笋、菌子、蕨菜等佐餐。男人们农闲时猎取野猪、竹鼠、山鸡、鸟雀等食用。酒在侗族饮食中有极重要的位置。酒多以糯米酿成，家家都会自酿自烤。侗家好客，以酒为礼，以酒为乐，平时则以酒消除疲劳。糯米、油茶、腌酸和鱼是侗族人民最喜爱的传统食品，这类食品与民族习俗息息相关，被公认为是侗家风味。大部分地区日进三餐，很多地方早餐吃油茶，而把午餐称为早饭。进餐时一般都摆低桌短凳，使用碗筷，合家围桌而食。有“牛瘪”、烧鱼、血浆鸭、红肉等特殊食品。以“油茶”、“酸宴”和“合拢饭”款待宾客。
侗族服饰的衣料，过去以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普遍使用机织细布，自织的侗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物。侗族服饰多种多样，不同年龄、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装饰，有左衽、右衽、对襟；有布扣、铜扣、银扣；有裤装、裙装；喜青、蓝、黑、白各色；有头饰、颈饰、胸饰、腰饰、手饰、脚饰等等。其中头饰达50余种，以银饰为主，有银花冠，银簪、银梳、银发链、银耳环、银耳坠、银耳线等。妇女盛装时，唯见银光闪闪。妇女的发式较特别，分前、后、左右挽髻或盘发辫于头顶，有明显的地区差别。
侗族的民间手工艺制品种类繁多，有刺绣、挑花、编织、彩绘、雕刻、剪纸等，大都实用美观，特色鲜明。侗族妇女善刺绣、挑花，图案有花鸟鱼虫和飞禽走兽，绣于胸襟、领襟、袖口、头巾、枕巾、被面、背扇、袜底为饰，形象生动，色彩绚丽而调和。编织有色彩鲜艳的侗锦，图案精致的侗帕和形式多样的花腰带。彩绘一般见于鼓楼，桥梁，庙宇的栋梁、檐板及匾额上，多采用工笔画法，内容多采自汉族历史故事和侗族民俗风情，也有各种鸟兽图案，色调鲜艳，神态生动。其它如雕刻、剪纸，以及日常生活常用的竹、木、藤等的编制，也都精致实用，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
侗族社会青年男女社交自由。每逢节日，农闲或劳动之余，姑娘和小伙子们便聚在一起唱歌游玩，用歌声来播种爱情的种子。这种社交活动南北地区有所不同，北部地区是白天在山坡上进行，称为“玩山”或“赶坳”，聚会的地方叫“花园”；南部地区通常在晚上的家中进行，男方称“走寨”，女方称“坐夜”，习惯称为“行歌坐夜”。侗族的婚姻，一般都经过“说合”、“订婚”、“迎娶”等过程。北部地区还有“讨八字”的习俗。解放前，曾流行姑舅表婚，姑妈的女儿要优先嫁给舅家为媳。女子婚后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婚后新娘即返娘家，遇有农忙、节日或重要事情，接回夫家住数日后又返娘家，有的往返数年，直到怀孕生子后才长住夫家。
侗族的家庭是以男子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小家庭，两代或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也很普遍。这种大家庭通常是祖父母、父母与最小的儿子居住。一般情况下，儿子成婚以后，生育了儿女便与父母弟妹分居。分家时，要请舅父及族中的长辈到场，所有的田地、耕畜、房屋、家具、农具等由儿子们按人数均分。家庭中老人受到尊重，分家时要先留下父母的“养老田”。“养老田”随父母，父母跟谁居住便由谁耕种。家庭财产通常只有男儿才有权继承。南部方言区，女子可享有母亲陪嫁的田地以及平时自己积蓄的私房。在有女无儿或儿女全无的家庭中，可以招赘或立嗣传承。绝后家庭的一切财产则按照“有房归房，无房归戚，无戚归众”的习惯法处理。
侗族丧葬实行土葬。正常死亡的成年人可以埋入祖上的坟山，非正常死亡的人或未成年人夭折则埋于僻静的荒野。贵州从江和黎平一带过去有“停棺待葬”的习俗，人死入殓后将棺材停放在效外，等待本房族与死者同年同辈的人都死后，才一同择日安葬。
侗族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侗族地区被人们称为“诗的家乡，歌的海洋”。侗族诗歌的韵律严谨，题材广泛，情调健康明朗，比喻生动活泼。抒情歌优美细腻，真挚热情；叙事歌委婉曲折，含意深长，是侗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诗歌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开天辟地、万物来源的神话以及豪放悲壮的英雄史诗，有叙述祖宗迁徙的古歌，有歌颂青年男女坚贞不渝的诗篇和控诉阶级压迫、叙述劳动人民疾苦的长诗。农民起义领袖吴勉、姜映芳的故事和“珠郎娘美”的传说，更是叙事诗歌里动人的篇章。民间的故事传说，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表现手法富于浪漫色彩，体现了侗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追求自由、战胜邪恶的善良愿望和乐观主义精神。
侗族人民善长音乐，唱歌在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年长者教歌，年轻者唱歌，年幼者学歌，歌师传歌，代代相传，成为社会风习。侗族大歌，琵琶歌，拦路歌，均是侗族音乐的优秀代表。“大歌”是侗族音乐中的精粹，主要特征是在音乐上形成了复调结构与表现手法。侗族民间有传统的歌班、歌队组织，每逢节日或歌队出访或迎接歌队来访，以对唱“大歌”而获得声誉。歌班演唱时，领唱与众人合唱相结合，分出高低音声部，其完整的多声部结构是中国目前所发现最完美的民间合唱，被誉为“天赖之音”。
侗族舞蹈有芦笙舞、“多耶”舞、耍龙舞、狮舞等。其中芦笙舞曲调繁多，舞姿有“鱼跃”、“斗鸡”、“盘龙”等10多样，秋后赛芦笙，参会的芦笙上千架，方圆数十上百个村寨参加，观众达上万人。“多耶”舞是侗族古老的歌舞结合的舞蹈形式，活动时，参加的人手拉着手或以手搭肩围成一圈，有节奏的踏步徐行，歌词由一人领唱众人合，是侗族地区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侗戏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剧种，产生于清朝道光年间。侗戏台步简单，动作纯朴，曲调唱腔多样，由贵州黎平腊洞的吴文彩（约1798-1845年）首创，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有民间戏班近500个，传统和现代剧目近千出。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剧目经过不断的挖掘和提炼，无论在主题上或艺术形式方面都更趋于完善，反映侗族人民新面貌的现代剧目也日益增多，深受观众的赞扬和喜爱。侗戏的伴奏乐器主要有侗族民间乐器琵琶、牛腿琴以及二胡、铃、锣、钹、鼓等。
侗族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目。一年中的各种节会活动不下百处（次），仅黔东南侗族地区一年之中就有各种节会活动84次。有全民族普遍过的节日，也有一村一寨、一族一姓的节日。春节、活路节、尝新节、三月三、林王节、牛神节、芦笙节、花炮节、大雾梁歌节、四十八寨歌节、斗牛节等节会最为隆重。节日的内容广泛，涉及时令、生产、祭祖、信仰、姓氏、英雄、爱情、娱乐、体育等。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侗族还有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汉族传统节日。
侗族信仰多神。山神、土地神、水神、井神、树神、石神、火神、雷神均是崇拜的主要对象。侗族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人死以后，灵魂就离开躯体回到祖先住的地方，因此虔诚地崇拜祖先。南部地区崇拜众多的女性神，称之为“萨”，意为祖母。女性神中有镇守桥头的女神，有传播天花的女神，坐守山坳的女神等等。在众多的女神中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尊神“萨岁”，她神通广大，主宰人间的一切。黎平、榕江、从江、龙胜、三江、通道等地的侗寨都建有“萨”的神坛，神坛有专人看护管理，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烧香敬茶，每年的新春是寨人祭“萨”的日子，届时举行盛大的祭典。平时寨中男女歌队出行，戏班演出，举行芦笙赛会或进行斗牛活动等，都要事先到“萨”坛前祭祀，以祈求平安顺利。传说这位“萨”是古代侗族的一位女英雄。
侗族还信奉佛教和道教。明清以来侗族地区建有不少的寺庙和道观。部分地区信奉巫教。有的地方受汉族的影响，还信奉雷祖、五昌、五岳、飞山、文昌、关圣帝诸神。
过去侗族在生产生活中有很多禁忌，如“土王”之日不能动土，妇女不能触摸铜鼓，严禁姑娘在夜间梳头发等。
发展现状
1949年11月，侗族人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迎来了本民族的解放，长期处于苦难深渊中的侗族人民获得了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中央人民政府派出民族访问团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到侗族地区访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侗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并了解侗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强了民族团结。1951年至1952年，侗族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1953年至1957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侗乡大地，给侗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从此侗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发生了深刻的巨大变化，农、林、牧业、水利、电力、工业、交通、邮电、商业、财政、金融、文教、卫生、体育等各项各业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尤其是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侗族人民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明显进步，人民群众的生产条件得到普遍改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侗族地区陆续建立自治地方，主要有龙胜各族自治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外还建立了30多个侗族乡。在这些自治地方的侗族人口占全国侗族人口的95%。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现了侗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从基层到全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都有了侗族代表，一大批侗族优秀干部分别担任了从基层到省级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党的领导职务，侗族人民享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
侗族地区山峦起伏，土质肥沃，适宜林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侗族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林业基地，以丰富的林业资源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年来，侗族地区积极实行国家天然林保护和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林业资源进一步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覆盖率达到50%以上，为长江和珠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建设做出了贡献。侗族地区的水能资源也非常丰富，从1949年到20世纪九十年代，侗族各县陆续建立了水电站。目前总装机容量已近100万千瓦，并全部实现了与国家电网的联网。新晃、芷江、玉屏、靖州、通道、三江、龙胜、镇远、天柱、锦屏、榕江等县成为全国农村初级电气化首批达标县或试点县，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电，入户率达到96%以上。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侗族地区丰富的水资源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如锦屏“三板溪”梯级龙头水电站，是国家在侗族地区开工建设的最大的水电工程，计划蓄水45亿立方米，装机68万千瓦。其下游的梯级电站天柱的白市电站、托口电站也正在筹建过程中。
新中国成立前，侗族地区山多谷深，交通极为不便，当时仅有湘黔公路和桂穗公路两条公路，总里程不到1000公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侗族地区交通设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有209、320、321等三条国道贯通侗乡，实现了县县通油路，100%的乡镇通公路，线路总长达1.5万公里。1972年，湘黔铁路建成通车，穿越怀化，芷江、新晃、玉屏、镇远、岑巩等侗族地区；1978年枝柳铁路通车，通过怀化、洪江、会同、靖州、通道、三江、融水等侗族地区，总长700多公里。2007年4月，西部大开发的十大重点项目之一渝怀铁路全线通车，西起重庆，东至怀化，线路全长625公里。此外，随着铜仁机场、黎平机场和芷江机场的修建通航，侗族地区已形成公路、铁路和民航综合性的立体交通网。
侗族地区不仅风光秀丽、山川秀美，而且拥有极具民族特色的人文风光，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改革开放后，侗族人民把握机遇，大力发展旅游业，侗族地区已成为国内外游客旅游观光的胜地。建筑工艺精湛的鼓楼、风雨桥，以及诸如侗族大歌、侗戏等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成为人们争相享用的旅游大餐。1994年，国家批准黔东南州为首批改革开放试验区，为侗族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1997年，黔东南州被联合国世界文化保护基金会列为世界最高档的旅游区，是“返朴归真、重归大自然”的世界十大旅游景区之一。2004年，黎平侗乡风景名胜区跻身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的行列；黎平、从江、榕江作为贵州省的优先重点发展旅游区启动建设。侗乡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和热情好客的侗族人民，正以饱满的热情欢迎国内外客商和游客到侗乡投资开发、旅游观光。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侗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在最近10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侗族地区以巩固“两基”为重点的教育事业得到全面落实和稳步推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危房得到改造，“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98%以上，中小学的辍学率得到有效控制。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部分县达到50%，职业技术教育和民办教育不断发展壮大，初步形成了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学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以及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的教育体系，群众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的比例逐年增长，还培养了本民族的硕士和博士。侗族人民中也成长起来一大批侗族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和科学家、教授、研究员、编审、高级工程师等。
侗族地区在解放前，穷人有病只好坐以待毙，如通道侗族自治县黄柏寨仅1939年到1940年，由于传染病流行，一百二十多人被夺去了生命。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曾流行于侗族地区的天花、伤寒、疟疾等常见疾病基本消除。特别是近年来，侗族地区大力开展创建卫生城镇、卫生村寨活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农村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已基本建立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部分县还设立了急救中心。妇幼保健、疾病防控等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突发公共卫生救治体系日趋完善，法定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西部大开发以来，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相继在侗族地区开工建设，侗族的广大群众成为直接的受益者。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侗族地区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呈现出更加美好的前景。侗族人民充分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和国家各项民族政策贯彻实施下，侗族人民一定能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共享发展成果，过上更加富裕美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