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
我国布朗族总人口为91882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及西南部沿边地区，其中，约有3万多人较为集中的聚居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布朗山、西定、巴达、打洛、勐满、勐岗等乡镇，约有5万多人散居于双江、保山、施甸、昌宁、云县、镇康、永德、耿马、澜沧、墨江等市县，布朗山布朗族乡是我国布朗族最大的聚居区，约占布朗族总人口的65%。此外，南涧、景东、景谷、思茅、景洪、勐腊等市县的山区亦有少量分布。主要聚居区的布朗族长期以来和哈尼、拉祜、佤族相邻，散居的布朗族与汉、傣、哈尼、拉祜等族人民亲密相处，十分友好。
布朗族有多种自称，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布朗族自称“布朗”或“巴朗”，临沧市和保山市的自称“乌”，墨江、双江、云县、耿马等地的自称“阿瓦”或“瓦”，思茅的自称“本族”，澜沧县文东乡的自称“翁拱”，镇康、景东的自称“乌”或“乌人”。过去，其他民族对布朗族的称呼也各不相同：双江傣族称之为“腊”，拉祜族称之为“卡帕”、“卡普”，西双版纳傣族称之为“闷”，哈尼族称之为“阿博”或“阿别”，当地汉族及彝族称之为“蒲满”或“濮曼”等。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一称为“布朗族”。
布朗语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布朗语支，可分为布朗和阿瓦两大方言区。布朗族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除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外，一部分人会讲傣语、佤族语和汉语，西双版纳布朗族人兼用傣语的较多。
中国的布朗族多居住在滇西南澜沧江和怒江中下游两侧低纬度高海拔的半山区。布朗族居住的地区一般分布在北纬25°以南的北回归线附近，处于海拔1500米至2000米的山岳地带。这里地形复杂，山高谷深，海拔高差悬殊较大。因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和西南季风影响，气候随地势高低呈垂直变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多种气候类型具备，而在同一地区高山河谷之间又形成独特的“立体气候”。冬天最低气温约3-4℃，夏季最高可达30℃，年平均气温在19-22℃之间，雨量充沛。西双版纳西定和布朗山的年平均降雨量，分别达1209.3毫米和1374毫米，充分体现出布朗族地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特点。
布朗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生长条件。在莽莽原始森林里栖息着金钱豹、云豹、绿孔雀、白鹇、原鸡、白腹锦鸡、红腹锦鸡、蜂猴（懒猴）、飞貊等诸多珍禽异兽。其中属于云南省一类保护动物的就有风猴、金钱豹、云豹、犀鸟等。这里生长着云南杉、云杉、松（云南松、华山松、思茅松）、柏、楠木、香樟树、桉树等优质木材以及紫胶寄主植物、橡胶、各种竹类、柑橘类等经济林木；盛产野三七、龙胆草、贝母、麝香、鹿茸、何首乌、灵芝、三棵针、仙鹤草、茯苓等珍贵药用植物；雷九菌、灵芝菌等食用菌和胡椒、砂仁、草果等药材香料植物也是布朗族地区的特产。充沛的雨量、温热的气候，使布朗族地区盛产热带、亚热带、温带的各种水果，如芒果、菠萝蜜、芭蕉、绣球果、香瓜、番石榴、番木瓜等，此外，还有橄榄、多依、鸡素子果等野生水果。布朗族山区的地下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金、银、铜、铁、煤、云母、大理石等。
布朗族以种植旱稻（陆稻）、水稻、玉米、小麦为主，豆类、杂粮（荞、土豆、芋头等）次之；经济作物有茶叶、棉花、甘蔗、烟叶、麻类及各种蔬菜。自古以来，茶叶就是布朗族先民栽培的著名物产，布朗族所居之地多为云南今日盛产茶叶之地，是云南大叶种茶叶的主产区。闻名遐迩的普洱茶，早在清代就是云南珍贵的贡品，为当时国内的珍贵饮料，到清代晚期，普洱茶已为士庶人家普遍饮用。时至今日，布朗族地区仍是“普洱茶”、“勐库茶”的主要原料产地之一。
历史沿革
史学界一般认为布朗族源自古老的“百濮”族群。中国古籍中很早就有对百濮的记载，《尚书•牧誓》中提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西南诸部落中就有濮人。史学界根据《华阳国志》记载，认为“哀牢”与濮人的关系密切，永昌（治所在今保山南部）一带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区；“濮人”部族众多，分布很广，很早就活动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各地其中操孟高棉语的一支可能就是现今布朗族的先民。濮人在我国史籍中有过许多称呼，秦汉时称为“苞满”、“闽濮”，魏、晋、南北朝时称 “闽濮”，隋、唐、五代、宋朝时期称为“朴子蛮”，或“扑子”、“朴子”、“扑”、“蒲满”、“蒲人”等，元、明、清时期称为“蒲满”或“蒲人”等。
自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下辖嶲唐（保山）、不韦（保山以南）等县，濮人地区就纳入了西汉王朝郡县的范围。西晋时，永昌濮人的一部分向南迁移至镇康、凤庆、临沧一带。唐宋时期，“扑人”受南诏、大理政权统治，主要从事采集和狩猎的经济生活。此后，逐步过渡到从事农业生产。元初，滇西蒲人已使用铁锄，其首领每年以一定数量的铁锄作为贡纳，上交元朝政府。明朝典籍记载说：“蒲人……事耕锄，……知汉语，通贸易” 。明朝设置顺宁府（今凤庆一带）时，即以蒲人中的贵族充任土知府。经过长期的民族迁徙和部落、部族的分化融合，原先居住在澜沧江和怒江中下游的濮人的一部分，发展为今天的布朗族。
布朗族是富有斗争传统的民族，为反抗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曾和其他民族一起举行过多次起义。其中以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墨江哈尼、布朗等族人民的起义规模最大。起义由田四浪（哈尼族，又名政）领导，起义群众达数千人之多，一度攻占了镇源、墨江的大部分地区，斗争坚持七八年之久。
民国时期，布朗族人民也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1940年前后，西双版纳西定的布朗族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军队的残暴统治，并在拉祜、哈尼等族人民的支援下击溃国民党政府派出镇压的军队。布朗族人民还不断反抗傣族土司和本民族当权头人的统治。1943年西定曼瓦寨的布朗族人民，进行了反抗头人征粮的斗争，群众拒绝交粮，最后将大小18个头人的反动统治全部推翻。
19世纪中叶以后，布朗族人民参加了各族人民共同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云南边疆的爱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布朗山和西双版纳西定的布朗族人民，曾经与汉、傣、哈尼、拉祜等各族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和暹罗军队对西双版纳的侵略，在捍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布朗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地区。一类以居住在临沧地区和思茅地区的布朗族为代表，由于长期与汉族及其发展较快的民族杂处，受其经济和文化影响较深，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保甲制度已遍布这些地区。除坟园、森林尚保留有村社公有的性质外，其余土地已经完全属于私有，地主经济早已确立。地主富农通过高利贷、典当、买卖、抵押和凭借政治特权，霸占良田沃土。在这种体制下，各阶层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已显示出十分的不平衡。例如双江县邦驮乡的一个布朗寨中占总户数6%地主占有了全寨水田总数的30%以上。广大贫苦农民不仅深受本民族地主、富农压榨，还遭受汉族和其他民族地主、富农的盘剥与掠夺。国民党政府与当地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横征暴敛，拉丁派款，更加深了布朗族人民的苦难。
另一类以聚居在西双版纳布朗山、西定和巴达一带的布朗族为代表。他们很早就受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布朗族人民每年必须向傣族领主交纳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实物作贡物。傣族领主在布朗族内部册封一些世袭头人，叫做“叭”，每个“叭”管辖若干寨子，这种辖区也就是向傣族封建领主纳贡的单位。傣族土司还通过分封自己的家臣和亲属为“波朗”（职官名）直接控制各“叭”，加强对布朗族人民的统治，使布朗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组织以及意识形态各方面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傣族统治阶级还不能把自己民族的生产方式完全强加于布朗族，而在一定程度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贡纳。这种统治在布朗族社会从家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新中国成立前，西双版纳布朗族社会存在的土地所有制，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家族公有、村社公有和私人占有等3种土地所有制类型。少数布朗族村寨还保留有由同出于一个祖先的若干个家庭组成的叫做“戛滚”的农村公社。每个家族包括五六户至二三十户小家庭。在家族范围内的土地、森林、牧地均属于“戛滚”即全体成员公有。每年春耕前由家族长主持按户分配一次土地。收获全部归各户所有。这类土地私人不能买卖，家庭或个人只有使用权。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公有制逐渐衰落。
在西双版纳布朗族中存在着村社公有土地所有制。每个村寨由几个至十余个不同血缘的家族（“戛滚”）所组成，一般有100户左右。生产工具、房屋、牲畜等属个体家庭私有；土地、山林、水源等属于村社公有。各家族对于村社公有地实行长期占有使用制，通过家族内每年定期分配土地实现单户生产，其收获为各户所有。村寨以上的头人“叭”则完全由傣族土司册封，他们接受傣族领主赐给的铁链、银刀、金伞后，充当傣族土司统治布朗族人民的代理人，定期为傣族领主收缴税贡，摊派劳役，征集兵员等。
当时，在家族公有和村社公有的土地内，已经出现土地私有制。个别村寨内土地私有程度较深，耕地、宅地、茶园大部分已通过频繁的买卖或变相掠夺等形式，转变为头人、富裕户所私有。很多村社成员丧失了土地，沦为富裕户的佃农，这类土地具有完全私有的性质，即可自由买卖、典当、出租给任何人。各家族民主产生的村寨头人和家族长，往往凭借自己的地位，长期占有使用数量多质量好的土地，有的还具有一定的特权。由于土地占有不平衡，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傣族土司和国民党的残酷掠夺，促使高利贷、雇工、租佃等剥削关系发展起来。随着各村寨内部阶级分化的产生和发展，原始公有制便日趋解体。
风俗习惯
布朗族居住在山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十分利于植物生长，所以，“靠山吃山”是山地民族生存的一大特点。像其他山地民族一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广袤的森林资源，使得布朗族适应自然并从自然获得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采集、渔猎和刀耕火种。这样的生存方式就形成了稳定的生产风俗文化。直到今天，虽然现代农业正在逐步建立，但是某些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前，刀耕火种依然较为盛行，采集和渔猎仍然是人们维持日常生活的补充手段。
过去，布朗族的刀耕火种创造出人随地走、地随山转的轮耕法，一般把村寨的土地划分为若干片，在严格的规划下，实行有序的轮垦，使地力得到休息，避免毫无节制地砍树烧山，以保证刀耕火种农业的正常进行。
布朗族的传统纺织技术十分高超，在历史上享有盛誉。布朗族的服装多是自制的土布做成的，以蓝、黑二色为主。其纺织原料是自种的棉花、苎麻和葛线麻等。用棉花和苎麻可以纺织成土布，用苎麻和葛线麻可缝麻袋或挂包。布朗族的纺织技术起源甚早。千年以前的汉文史籍中就有濮人以木棉织布的记载。《广志》说：“木棉濮，土有木棉。”“黑僰濮，出桐华布。”《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说：“有梧桐木，其花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西汉初年，这种用木棉纺织的布曾被蜀商大量运往关中一带销售，属当时的上等纺织品，倍受世人的青睐，以至于规定了它的交换价格，说明当时濮人的纺织手工业发展水平已经很高。明清时代，康熙《楚雄府志》卷一说：“蒲蛮，山居火种，妇人织火麻布为生。”乾隆《景东直隶厅志》卷三载：“蒲蛮，女织棉布。”又据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黑濮，宁洱有之……颇知纺织。”这些史料说明了布朗族先民的纺织历史久远，曾经拥有杰出的纺织技术。今天，在布朗族地区，仍可以见到一些妇女沿袭祖传的纺织技术，精心制作布料和手工艺品的情形。
布朗族的纺织机有腰织机和水平织机两种。腰织机是自制的，结构简单，由织篾、梭筒、腰带、木砍刀（即挡纱板）、竹筒、竹棍等组成。纺织方法也很容易掌握，前边用一根粗细适中、约1.6米的竹筒横拴在两根柱子上，将纱线叠成双层，在此筒上滑动，作为经线。靠近织布人一端也有一个较细的竹筒，把纱线绷紧拴在腰部，经线的中央夹层还安置一个小竹筒和竹棍，用来上下分纱。妇女坐在小矮凳上，双足向前方蹬紧，然后用左右手来回地将细竹棍引线穿纱，同时还要用双手操纵挡纱板不断地把纬线挡紧。一个技术娴熟的妇女，若是不停地织，每天能织出30厘米宽2.5米长的白布。织出的布可用来缝制上衣、筒裙、包头巾、背小孩的背带、裹足布等。纺织品种有斜纹布、平布和彩锦。如将棉线染成红线、黑线、蓝线，可以织成各种条纹花布，美观大方，深受群众喜爱，也是缝制筒裙的好衣料。近代，布朗族妇女从傣族那里学会了使用水平织机，纺织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至今，在双江布朗族村寨里，家家户户都有老式的压棉机、纺线机和织布机。他们依然自己种棉花、织布和做衣服。特别是双江布朗族妇女善织“葛布”和“阿娃毯”，远近闻名。
布朗族的服饰文化别具一格。生活于群山和森林之中的布朗族，以其独特的方式装扮自己，注意突出个性。由于偏爱黑色，他们的服色往往以黑色和青色为主。从各地布朗族男子的着装来看，差别不大。男子上身着黑色或青色无领或圆领长袖对襟短衫，下着黑色宽裆裤，裤腿短而肥大，头裹黑色或白色布料包头。男子有佩带手镯的习惯。青年男子头缠黑色或青色包头巾，老年男子喜欢蓄长发，将发辫盘于头顶，用白色头巾包头。而今除了老年人穿大裆裤外，中青年男子一般都改穿汉装。
布朗族妇女的服饰则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特色。西双版纳等地的布朗族妇女，上衣为左右两衽的无领窄袖短衫，或黑或白或蓝，紧腰宽摆，双襟在胸前交叉迭合，衣角两边各有一条飘带，以布带代纽系于左侧。上衣下摆、袖口等边沿饰以各色滚条和花边。上衣里面还穿有一件对襟圆领无袖贴身小背心，领口及胸襟处饰以各种彩色花边，胸襟上钉有一排小纽扣，背心多由色彩艳丽的净色布缝制而成。天热时，单独穿上这样的贴身背心，布朗族女性的曲线美得到了充分展示。下穿双层筒裙，外裙为黑色，膝部以上织有红、黄、黑等彩色横条花纹。膝部以下拼接黑色、蓝色或绿色布，用银腰带系裙。内裙为白色，比外裙稍长，裙脚边镶饰有彩布滚边和花边，可谓五色俱全。
布朗族妇女均挽髻于顶，挽髻处插有“三尾螺”簪，逢喜事盛会，发髻上还别有多角形银牌，髻下系有银链等装饰品。头缠黑色、青色包头巾。布朗族女性自幼穿耳，喜戴银质的耳塞和耳环，大耳环坠于两肩，耳环上饰以红、黄的花。年轻姑娘多用鲜艳夺目的丝线或毛线编织彩穗或彩绒球花装饰耳塞，有的下垂至肩，妩媚动人。随着头部的摆动，耳饰一同荡漾，极富动感和青春的活力，给人以轻盈飘逸的感觉。手臂箍有数圈银臂镯，手腕部戴3厘米左右宽的银手镯，胸前佩戴银项链以及各色玻璃珠。年轻姑娘喜在头上佩戴鲜花，中老年妇女则爱以护腿布缠腿。
文身是布朗族先民遗留下来的古老习俗。布朗族男子在十四五岁时就要施行纹身，在四肢、胸、腰、腹部和背部刺上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文身图案颇多，大致可分为鳞刺、字刺、形刺和蕨刺等4种。鳞刺形若鱼鳞又不全似鱼鳞；字刺即将傣文字母按所谓“咒语”或巫术需要排列成表格，刺在身上；形刺大多是动物图形，常见的有龙、虎、狮、象等；蕨刺其形若嫩蕨之尖叶。不论刺哪一种，都按“咒语”、巫术的需要构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文身习俗逐渐发生了变化。
布朗人以大米为主要食粮，以玉米、豆类为辅。布朗族人饮食特点是以酸、辣、香、凉、生为主，烹制方法主要有煮、炒、蒸、炸、烧、烤、腌、生食等8种，虽然烹制技术简单，但仍有自己独特的风味。
布朗族不仅喜食酸鱼、酸菜、酸笋，而且喜欢饮用一种独具民族特色与地区特色的饮料——酸茶。酸茶制法是：先将新鲜茶叶煮熟放在阴凉处，待茶叶变酸后置于竹筒中，塞紧，再用竹笋叶将竹筒包好埋进土中，三四个月后取出，即成酸茶。
制茶、饮茶也是布朗族的一大特点。布朗族善于制茶，长期的种茶实践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制茶经验，布朗族妇女个个都是制茶能手。每年四五月，她们将采回的嫩毛尖放进锅里炒干，趁热装入带盖的竹筒，放在火塘边烘烤，待竹筒的表皮烤成焦状时，喷香可口的竹筒茶就制成了。生活在茶乡的布朗族人品茶极为讲究，他们的烤茶更是别具特色：将茶叶放入特别的茶罐中，放在火塘边烘烤，扑鼻的香气冒出时注入滚烫的开水，浓郁香醇的烤茶就制成了，这是布朗族人待客的上品。
布朗族的用茶方式可谓多种多样，除了饮用外，还保留以茶入药、以茶入食的古老食俗,茶在布朗族的生活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您若到布朗人家作客，热情好客的布朗人总会带着微笑为您端上一杯浓郁香醇的茶水。客来敬茶是布朗人的传统礼仪。
布朗族的传统住房为干栏式竹楼，为竹木结构，既可通风防潮又能避开野兽的侵扰，比较适合山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布朗族人建盖房屋的时间多选择在二至四月或十月进行，一家修建竹楼，几乎全寨成年人都来相帮，二三日即可告成。一般竹楼可住20年，每隔两年就要用茅草翻盖屋顶。布朗族认为，住房主宰着全家老小的平安，因而在建房的过程中，从合土、破木、竖柱到最后迁入都要举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
布朗族的传统房屋分上下两层，楼下关牲畜、堆放柴禾、农具，安装脚碓和织机等；楼上住人，室内中央设火塘，供做饭、取暖、照明之用。楼下地板用龙竹剖开压成宽竹板铺垫而成；卧室与待客之处铺以篾席，进屋必须脱鞋。屋内所有家具几乎全用竹材做成。室内四壁不开窗口，光线十分暗淡。楼室分堂屋、火塘、住室等3个部分。以竹片编织四壁，铺设楼板，空隙很大，但通风却很好。室内无隔板，堂屋、火塘、住室相通。火塘呈一方形，设于屋子中央，上面放置一个铁三脚架，以供烧水煮饭，火从不熄灭。
改革开放以来，布朗族的住房条件也得到相应改善。人们开始改用木板铺楼,并将堂屋与住室用木板分开。以瓦片覆顶，瓦顶镶嵌玻璃亮瓦，结实的木板墙、木板楼代替了昔日的竹笆墙和竹笆楼，但建筑风格基本不变。还有少数致富能手开始建盖钢混结构的楼房。
布朗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青年男女从恋爱到结婚都较自由，但也有受到父母干涉的现象。丧葬习俗各地大致相同。人死后，请佛爷或巫师念经驱鬼，3日内出殡。一般村寨都有公共墓地，并以家族或姓氏划分开来。通行土葬，但凶死者，有的地方行火葬。
布朗山的布朗族人一般实行母子连名制，没有姓只有名，小孩出生3天拴线命名，将母亲的名子连在孩子的名子之后。凡男子都在名字前加一“岩”字，女子都在名字前加一“伊”字。
布朗族的节日与农业生产和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双版纳、澜沧、双江等地区的布朗族受傣族的影响，信仰小乘佛教，宗教节日尤其繁多，如“考瓦沙”（关门节）、“奥瓦沙”（开门节）、桑堪比迈（新年）、尝新节和以“赕”为中心的各种节日活动。施甸布朗族与汉、彝两个民族杂居，节庆多受汉、彝民族的影响，节日绝大多数与汉族相同，只有少数节庆还保留本民族固有的特点，主要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火把节、中秋节等。
在众多节日中，布朗族的年节——“桑堪比迈”最为隆重和盛大。“桑堪比迈”的时间多在傣历六月中旬，公历的四月中旬。“桑堪比迈”意即六月新年。西双版纳布朗族的主要活动有浴佛、为家族长洗礼、泼水等，故又称泼水节；临沧地区的布朗族年节的活动主要是堆沙和插花，故年节又称“堆沙节”或“插花节”。过年的时间一般为3天：第一天的活动主要是打扫居家住室、村寨，清洗衣物被褥、炊具餐具，洗澡、梳妆打扮；第二天杀猪宰牛，备办酒席，做糯米粑粑和糯米黄花饭，准备过年所需的酒及其他食品，与亲朋好友共度新年；第三天，西双版纳布朗族称为“麦帕雅宛玛”，意为日子之王来临之日，是新年伊始之日。这天早晨，村民们用竹筒抬来清水供僧侣浴佛，冲洗佛像上的尘埃。每一“嘎滚”成员要向家族长“松玛”行跪拜礼，这是布朗族自古就传下来的规矩。各户要备办两份糯米粑粑，每份上面插上一对蜡条、两朵鲜花送到家族长家。一份放入家族长卧铺上方的“胎嘎滚”内，作祭祀家族神用；另一包献给家族长。各家先给家族长行跪拜礼，然后由各户的男性家长为家族长洗礼，即用少许清水为家族长象征性地洗头、洗脚。边洗边祝福家族长身体健康、长寿延年。祝福完毕，家族长带领“嘎滚”成员一同在供奉祖宗的“胎嘎滚”前祭祀祈祷，然后以“嘎滚”为单位各自到寨子里滴水、祭祀。中午以后，人们穿着崭新的服装，在赶摆场上燃放高升，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即兴跳起刀舞、蜡条舞、圆圈舞等民族舞蹈，共同迎接日子之王的到来。
布朗族民间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口头文学作品，体裁多种多样，包括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叙事诗、谚语、谜语等。其中如开天辟地神话《艾丝露勐坤》，图腾和祖先神话《削木成人》、《葫芦生人》，文化起源神话《火与石》，民族迁徙史诗《从勐茅来的人》、《来自“洪勒南三黑”》，等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布朗族历史情况；而流行于西双版纳长篇叙事诗的《道高朗》，讲述布朗小伙子与傣族小姐恋爱悲剧的故事，哀婉动人，极富于民族特色。这些文学作品题材广泛，优美动人，真实地表现了布朗族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
在布朗族的日常生活中，民歌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布朗族民歌，内容丰富，曲调繁多。每逢结婚、迁新居、过年节或劳动之余，年轻人都爱对歌。按其音调布朗族民歌大体可分为“索”、“胜”、“宰”、“拽”、“脱麻”等几种。这些曲调也因地区差异而各具特色。布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凡节庆婚礼等皆离不开歌舞。
布朗族的音乐绚丽多彩、曲调优美。虽然各地的音乐曲调稍有差异，但各有很浓的特色，西双版纳一带的布朗族的布朗调分为索、森、缀、宰等四个基本曲调。索调在西双版纳布朗族民歌中是最主要且最具代表性的曲调，旋律委婉抒情，节奏轻快活泼，以小三弦伴奏，多用来歌唱爱情、新人新事等。森调婉转悠扬，用四弦琴伴奏，多用于演唱风俗、史诗、长篇故事传说，引经据典教育后代或叙家常。缀调古朴典雅，随和自由，可高亢，可低沉，一般在喜庆时唱，歌手贺新房、贺新婚时，多用这种调式，演唱过程中常出现近乎于吟颂的歌词。宰调欢快活泼，是一种对歌调，对唱范围极广，主要涉及爱情、生产、教育后代等。歌唱时各种曲调固定不变，歌的内容则可根据不同的场合，即兴编唱，以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
布朗族的乐器有打击乐器和管弦乐器两种。打击乐器有鼓、铓锣、钹镲、鱼罄等，其中鼓的种类较多，有大鼓、长鼓、象脚鼓、手鼓、木鼓、蜂桶鼓等，多在宗教活动中使用。管弦乐器有唢呐、羊角号、牛角琴、竹笛、洞箫、三弦、四弦琴、葫芦笙、响篾（口弦）、叶笛等，主要在婚礼、打歌场或喜庆节日中使用。
时至今日，各布朗族聚居区和散居区的音乐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四种音乐文化风格区域类型：以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巴达、西定、打洛、关双和思茅地区澜沧县蛮景等布朗族聚居区为代表的原存音乐文化风格区；以勐海县布朗山为代表的傣化音乐文化风格区；以临沧地区各县布朗族散居区为代表的傣化、汉化音乐文化风格区；以保山施甸县和思茅墨江县等地的布朗族为代表的汉化音乐文化风格区。
布朗族有着丰富多姿的舞蹈艺术，歌与舞常常形影相随，密不可分。民间舞蹈分为歌舞、鼓舞、武术舞3种。西双版纳布朗山一带的布朗人喜欢跳“刀舞”，舞姿矫健有力，青年男女在一起喜欢跳“圆圈舞”；墨江布朗族逢年过节或婚娶佳期，盛行“跳歌”；施甸布朗族地区主要流行圆圈舞和二排舞。在布朗族的传统歌舞中，以鼓舞最具特色，而鼓舞又以双江布朗族的蜂桶鼓舞最为有名。蜂桶鼓舞布朗语叫做“克广”（跳鼓），因其形似蜜蜂桶而得名。它是一项群众性舞蹈，参加人数不限。舞蹈分三步舞和五步舞两种，由男女两队组成，以象脚鼓、铓、镲等作伴奏。动作大方、粗犷、潇洒，舞步刚健有力，节奏明快热烈，场面壮观动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信仰佛教的布朗族将蜂桶鼓舞纳入重大的佛教活动中，舞姿和舞步保持不变，逐渐成为插花节的专用舞蹈，并一直流传至今。此外，蜂桶鼓除在插花节、开门节、关门节时可以敲响外，平时不能随便乱敲，因为平时的鼓声是向外寨发出报丧信号。受傣族的影响，西双版纳布朗族普遍信仰上座部佛教，佛寺以及一切制度都和傣族相仿，也有频繁的“赕佛”等活动。
布朗族除了信仰上座部佛教外，还保留着许多原始宗教的传统信仰。人们普遍信鬼神，崇拜祖先。布朗族认为，他们之所以崇拜不计其数的鬼神，那是因为所有的鬼神都有它们各自不同的专司职能，大小及地位高低不同，或利或害，善恶不一。尽管如此，布朗族都一律加以敬奉崇拜。因为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其灵都有欲望，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恶者变得更恶，善者则不愿行善；所以，对所有鬼灵的崇拜，除了迎合和讨好鬼神外，同时也是为了换取鬼神满足崇拜者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上各种各样的需求。为此，在一年四季当中，布朗族祭祀鬼神的活动十分频繁。由于鬼神大都依附于森林之中，布朗族对森林极为敬畏，很早就划定并维护着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龙山森林和坟山森林。西双版纳布朗族崇信的鬼神以管水的“苦拉”为最大，传说为一人头蛇身的怪物，凡遇洪水猛涨或山崩地坍时，它就会出现，如果人见了便会死去，因而人们必须在每年的关门节和开门节祭祀苦拉神，才会化凶为吉。
各地布朗族皆在村寨附近划定一片树林作为龙林，极目远眺，龙山森林郁郁葱葱，形成一道绿色屏障。凡龙山森林范围内的一草一木都被视为神圣，任何人不得砍伐或攀折。除了可在龙山森林祭祀神灵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圣地进行其他活动，否则将遭致厄运。由于神灵主宰着全寨男女老少的旦夕祸福，所以，每年都要进行祭祀。人们通过祭献神灵，乞求除灾得福，人丁兴旺，五谷丰登。
布朗族民间信仰中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祖先崇拜，他们认为氏族、家族的发展和家族生命周期的更迭、延续以血缘世系为纽带，这使祖先观念与灵魂观念牢牢结合。亡故的先人，世世代代以其祖宗在天之灵升入神位，成为氏族、家族延续的最可靠的保护神。坟山多选择在茂密的森林中，这些长眠在坟山森林中的祖先神灵或亡灵是不可冒犯的。在安葬死者时，墓坑不做任何标记，数年之后，四周便长出树木，重新恢复原来的森林植被。布朗族像保护龙山森林一样严格保护坟山森林，除安葬死者外，平日禁止携带刀斧、锄头等进入坟山森林。
森林中的动物不分大小，大象、野牛、蛤蟆、竹鼠等都是崇拜的对象，其中的一些动物甚至被认为是本氏族祖先的亲族，代表着祖先的魂灵，对它们既不能侵犯，更不能伤害。即使布朗族在过去擅长狩猎，但对被当作动物神的大象、野牛也从不捕杀，这非常有益于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
茶在布朗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人们把茶视为圣物珍品，用于祭祀、婚丧，或作为礼品馈赠亲朋好友。由于人们对茶的需要、珍视以及感激而使得茶树最终升华为神灵。因此，布朗人在采摘春茶前，都要祭献“茶树王”，对它顶礼膜拜。茶被神圣化对茶树茶种的保存具有重要的作用，宗教禁忌避免了人为地破坏茶树茶林。
此外，传统禁忌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约束了人们的行为，诸如：不能追逐逃进龙山森林的猎物；凡供过神的、雷击过的、断了梢的、有藤条缠身的、树上有蜂窝、树脚有蚂蚁堆的树木皆不能做建筑材料；不用鬼多的缅树和菩提树作建材；不用日蚀和月蚀照耀过的材料作建材；不用在水塘边能看到树影的树木作建材；不砍坟山的树木；不毁坏龙林里的草木；村寨周围龙山上的树木不可砍来做房屋柱梁；如果砍伐树木太多，全寨会遭殃。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动植物。
由于布朗族一直保持着保护龙山及坟山森林的传统，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布朗族地区的热带山地雨林和生物的多样性，许多珍稀动植物和物种数也远远超过其他森林地带，为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贡献，同时也让布朗族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中生息繁衍。
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布朗族人民和当地其他民族一道，在社会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布朗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20世纪50年代初，布朗山区人民政权建立后，上级政府根据党中央边疆民族地区工作“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结合边疆后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制定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还从布朗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把布朗山选择为“直接过渡”地区进行试点工作，在解除了民族上层的思想顾虑，稳定了群众情绪的基础上，推动布朗族人民群众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有步骤地对布朗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布朗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人民政府也根据各地布朗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思茅和临沧的布朗族地区实行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促进了布朗族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到1958年底，各布朗族地区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司头人对土地、山林的所有权，取消了封建特权，免除了民族群众的劳役、贡赋，以及高利贷者的债利和租佃剥削，布朗族人民开始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1985年12月30日，云南省成立以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联合建立的自治地方——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布朗族成为自治县的自治民族之一。此外，还在布朗族较为集中的勐海县巴达、勐满和勐岗，临沧地区的云县、耿马及保山地区的施甸等地相继建立了与其他民族联合组成的民族乡。布朗族不仅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务，而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所在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布朗族还选举出本民族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大力培养选拔布朗族干部，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坚强保障。目前，在州、市、县、乡各级党、政、人大、政协班子中都有布朗族担任部分领导岗位。据统计，2005年，云南省布朗族干部约1700人，约占全省干部总数的0.2%。
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历史上，布朗族经济以农业为主。新中国成立前，社会发展比较迟缓，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许多地方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几乎没有固定耕作的水田，农作物产量很低，旱稻一般收成是籽种的10倍左右。每年平均每人只有粮食190斤。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人民政府努力推动布朗族群众改变传统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学会耕作固定耕地，逐渐减少了刀耕火种的土地面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告别了刀耕火种的传统耕种方式，在固定耕地上获得了稳定的粮食来源。改革开放以来，布朗族地区逐渐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科技人员上山，大力推广运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生产，使用化肥，进行病虫害防治，粮食产量普遍提高。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布朗山布朗族乡（这是全国惟一的单一布朗族乡）为例：到2000年末，全乡共有固定耕地52336亩，比1996年增加了12668亩，增长率为31.94%。耕地面积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布朗族群众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2004年，布朗山乡农作物播种面积47590亩，粮豆播种面积29829亩，总产量535.58万公斤，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53元。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各地布朗族农民还大力发展茶叶、甘蔗、橡胶、紫胶、咖啡、杉松、芒果、桃李、蜜菠萝、香蕉、柑橘、藤篾、南药等经济作物。如双江县忙安布朗族村，1995年种植紫胶3万株，橡胶198亩，村里还建起了橡胶厂，使之成为带动当地橡胶种植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布朗族地区的商业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各地区都建立了民族贸易公司，有的村寨建立了购销店，商品销售总值逐年增长。
布朗族的医疗卫生条件有了根本改观，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有了基本保障。过去，布朗族地区历史上是有名的“瘴疠之区”，各种疾病流行，鼠疫、霍乱、痢疾、天花、瘟疫等各种传染病蔓延流行，疟疾长年肆虐，严重威胁着布朗人的生命与健康，老百姓饱尝瘟疫之苦。而布朗族聚居区却没有任何医疗设施，有了病只好求神驱鬼。布朗山有个叫新曼峨的小寨，一次瘟疫就死了50多人；曾经有100多户人家的老曼峨寨，一次天花流行，死亡160多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就派遣医务人员巡回各山区为布朗族人民免费治疗，以后逐步建立了卫生所、医疗组，培训卫生人员，大力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布朗族地区流行的痢疾、天花、疟疾等疾病，都已经基本上被控制，群众的健康状况大为改善。布朗族“瘴疠之乡”的帽子也脱掉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布朗族地区的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加大了乡、村、社三级卫生网络建设，除了乡中心卫生院外，行政村大都建立了卫生室，配备了医务人员、药品和器具。目前，布朗山乡有卫生院1所，村卫生室8个，医疗工作者86名。其中，乡卫生院医生14名，乡村医生24名，乡村接生员48名。
布朗族地区教育从无到有，办学规模和人口文化素质正在逐渐提高。新中国成立之前，布朗族地区很难找到一所正式学校，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各地布朗族的教育得到了进一步贯彻。2002年，布朗山乡的学校已发展到44所，其中完小1所，一校一师的校点22个，一校2师的校点21个。共有教职工111名，77个教学班级，在校生1857人。据云南省民委统计，2004年，布朗族在校学生中，小学生11898人，初中生4942人，高中生426人，职高生161人，中专生203人，本专科生180人，研究生3人。据2000年云南省人口普查资料，布朗族平均受教育年数4.81年，比10年前增加1.96年；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人口比率为23.43％，与1990年相比，文盲率下降了36.36％。不过，在布朗族的教育事业上，历史上的“欠债”一时还难以还清：布朗族6岁及以上人口8.25万人，其中，受过小学以上（含小学）教育的占70.79％，受过初中以上（含初中）教育的占14.55％，受过高中及中专以上教育的占3.56％，受过大专、大学教育的占0.55％。目前在布朗山还没有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布朗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的改善，布朗族居住地的村委会和大部分自然村寨都修通了公路，现代通讯设施也基本上能够覆盖布朗族各居住区。人们与外界的交往和交流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而且便捷多了。交通和通讯的改变也带来了布朗族文化生活的较大变化。看电视、唱卡拉OK、打台球等等一些外来的娱乐方式已经成为许多布朗族青年在劳动之余的文化生活，而布朗族传统的唱古歌、跳民族舞蹈、听老人讲故事的传统情景则越来越少见了。这样的变化让人喜忧参半，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则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
现在的布朗族聚居区已经不是过去闭塞的山乡了。可以说，布朗族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提高，部分布朗族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少数村寨走上了富裕之路。但是，与其他兄弟民族相比，布朗族的发展差距依然不小，贫困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困扰和阻碍着布朗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在一些偏僻的山村，群众看病难、行路难、上学难等问题还未能完全解决。加快布朗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进入21世纪，党和政府把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摆在了突出的战略位置，制定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国家规划，加大了政策、资金、项目的支持力度，着力解决人口较少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布朗族人民同其他人口较少民族一道，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勤劳、勇敢、智慧的布朗族人民正在走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正在憧憬着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