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国币”、改“国语”、删除“中国”字样、出境“护照”加注“台湾”等等，近来台湾当局进行的“渐进式台独”，甚嚣尘上。仔细考究当前岛内的“渐进式台独”，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以前岛内各种“台独”的翻版，但是相对于以前的“台独”，“渐进式台独”更具有身段柔性、可操作性和隐蔽性强、欺骗性大、效果明显等特征。那么，以前的“台独”是如何演变成“渐进式台独”的呢？本文就此问题对“台独”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各个阶段“台独”的活动方式与特征进行阐述，以追述“渐进式台独”的由来。

　　零散、无序状态的“武装台独”

　　对于“台独”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笔者以为1947年在台湾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应该是“台独”兴起的一个重要诱因。“二二八事件”后，岛内外一些人借此事件，纷纷在岛内、日本和美国等地拉帮结派，组织“台独”组织，开展“台独”活动。1950年台湾士绅廖文毅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台湾民主独立党”和“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酝酿“武装革命”。1950年2月，台湾人史明、周洁、黄元秘组织了“台湾独立武装队”并积极网络成员，收集武器，准备武装暴动。后被发现，史明逃亡日本（张凤山：《简论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阶段》，《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第1页）。1960年在日留学生王育德、黄昭堂、黄文雄等组织了“台湾青年社”，1965年又改名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积极进行“台独”活动。1956年，陈以德、李天福、林荣勋等留学生在费城成立了“台湾人的自由台湾”，1965年改名为“台湾独立联盟”。1965年全美“台独”分子进行串联，将“台湾独立联盟”改名为“全美台湾独立联盟”。到1969年，蔡同荣掌“全美台湾独立联盟”时，在蔡的串联下，散布在日本、加拿大、美国、欧洲的“台独”组织结合起来，成立了世界性的海外“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这标志海外“台独”组织已走向了联合，并采取统一行动进行“台独”活动。在岛内，1964年9月，时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组织学生散发《台湾人自救宣言》，大肆宣传“台湾独立自决”，后被当局逮捕判刑8年。1967年，台北市议员林水泉纠集许曹德、吴文等人，并与日本“台独”分子联络进行“台独”活动，1967年初，他们成立了“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密谋“台独”活动，准备武装暴动，但于1967年8月，被国民党察觉，这伙“台独”分子200余人被捕判刑。到这时为止，海内外的“台独”活动基本上停止了“武装台独”的暴力活动，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以武装暴力获得“台独独立”的目标。直到1982年，“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成立，其创始人蔡同荣才表示，不大可能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反而透过游说比较有力量。至此，“台独”组织以武装暴力谋求“台独”的目标才告一段落。

　　从“武装台独”的活动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方式和特征是武装暴动。他们采取武装手段求“台独”，主要是因为不满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残暴专制统治。他们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当局，以及“中华民国”。他们叫嚷的“台湾独立”是用以团结广大反国民党的台湾人的手段和工具，当然获得“台湾独立”也是其目标诉求。这一阶段“台独”的活动中心在海外，并且大多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对岛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岛内的“台独”活动影响不大。正是由于当时各“台独”组织的分散性以及势单力薄和国民党当局的坚决镇压，这些“台独”组织纷纷失败。不得已他们纷纷放弃“武装台独”的路线，转而采取了非暴力的“台独”活动方式。

　　体制外的非暴力不合作“台独”运动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坚决打压，自七十年代开始，岛内的“武装台独”运动基本上销声匿迹。岛内的“台独”分子纷纷转变策略，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台独”活动方式。这一时期的“台独”运动基本上可分为“住民自决”、“公投台独”阶段和以民进党为主导的“政党台独”阶段。

　　随着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台湾的中产阶级逐渐强大起来，为了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他们积极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对国民党当局的一党专制与独裁异常不满，于是他们积极进行反独裁的斗争。而这正好被一些“台独”分子所利用。所以台湾兴起了非暴力的反对国民党统治、要求“台湾独立”的运动。由于当时台湾还没有产生代表中产阶级的在野党，这时期的“台独”运动基本上由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领导。在1971年，他们发表了《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1977年，他们又发表《人权宣言》。在这些具有“台独”倾向的宣言里，他们表明了自己的“台独”主张，即发展台湾的民主，台湾住民自决，由台湾全体住民通过投票来实现台湾的“独立建国”。

　　与此同时，在岛内外还有其它“台独”活动，如1974年由张俊宏、黄信介创办的“温和、渐进的改革路线”的《台湾政论》，1979年8月许信良、黄信介、施明德等人创办了《美丽岛》杂志，形成一个“没有党名的党”（黄年：《台湾政治发烧》，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11月版，第4页），进行反对国民党的“非暴力台独”运动。

　　这一时期的非暴力的“台独”运动，以1977年11月舞弊票案的“中坜事件”和1979年的“《美丽岛》游行冲突事件”为高潮。这两次事件是体制外的“台独”势力和国民党当局的面对面的较量，党外的“台独”势力起了关键作用。由于国民党的坚决镇压，这两次事件都以党外势力的失败而告终。其中有152人被捕，主要领导人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徒刑。由此岛内的“台独”活动进入低潮，活动中心趋向岛外。1977年“中坜事件”后，许信良赴美，并于1980年成立了“台湾建国联合阵线”，他主张迁回台湾，促成民主改革，但由于海外“台独”联盟仍坚持“武装台独”，所以未能发挥多大作用。1982年，海外“台独”分子成立“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改变了“武装台独”的方针，代之以“游说台湾建国”的主张，影响较大。

　　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这标志“台独”活动进入了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在野党为主导的阶段，同时也表明海外“台独”势力逐渐成为附属性的角色团体，岛内的“台独”活动逐渐取代海外的“台独”活动，成为“台独”的运动中心。在民进党的领导和李登辉的放纵下，岛内的“台独”活动也逐步公开化、合法化。民进党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活动，以争取民主、自由、“台湾独立”为目标，向国民党发起挑战。如参与“增额立委”选举，以公开演讲、巡回演讲的方式，积极宣传“台独”、“住民自决”，组织集会，海外“台独”分子闯关回台等等。1988年4月17日，民进党“二全一次临时大会”上通过“四一七决议”：“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台湾《新新闻》，1988年4月18日）。1991年10月，民进党“五全大会”上，以“四一七决议”为基础，通过了由林浊水提案的“台独”党纲：“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表明民进党已由自决党转变为“台独”党。但由于民进党内和平的“议会路线”势力占主导，在历次选举中，“台独”并不受欢迎，甚至成为“票房毒药”。民进党在发展中，逐渐开始进行了转型，强调“安全台独”、“淡化台独”。由于李登辉的“台独”倾向逐步明显，民进党开始与国民党合流。

　　这一阶段“台独”的活动方式和特征，基本上采取了非暴力的不合作的“台独”方式，即以集会、演讲、游行示威、参与各种选举与国民党对抗等活动为主。以“住民自决”、“台独”为诉求和手段，以向国民党争民主、夺权利为主流，反对国民党，企图最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一阶段，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岛内外的“台独”势力开始公开勾结，尤其是海外“台独”闯关回台。但由于一方面国民党坚决镇压，另一方面台湾人民主流意识也不支持赤裸裸的“台独”运动，以民进党为主导的“台独”势力便由原来的非暴力的不合作的“台独”运动，逐步转变为朝野合流，两“独”合并。同时，“台独”的反对目标也出现了变化，即由原来专反国民党，变成逐渐与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联合，矛头慢慢转向反共反大陆。

　　朝野合流、隐性和显性合流的“体制内台独”

　　李登辉自1988年1月在台湾主政以来，就开始了他的“台独”之旅。但由于当时他立足未稳，他最初采取了隐性的“台独”，认为“台湾海峡的问题，必须以新的观念来处理”（1988年2月2日中央社台北报道）。随地位的稳固以及对台湾政权的牢牢控制，他的“台独”倾向和“台独”活动日渐明显，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国名就是中华民国”（1992年8月2日《中央日报》）。当然，由于大陆的压力，他最初还未敢大肆进行“台独”活动。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登辉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台独”分子。

　　李登辉统治初期，虽未大肆搞“台独”，但却积极支持搞“台独”的人。1990年召开“国是会议”时，李就邀请彭明敏回台“共商国是”。这以后民进党就成为“国是会议”的座上宾。1992年，针对1991年民进党主席许信良的“命运共同体”说，李发表了他的“生命共同体”说：“要唤起国民建立生命共同体的共识，当时国人普遍都有共同体的观念”（1992年6月2日《中央日报》）。1992年5月，以“刑法100条修正案”的形式，解除党禁，给民进党以合法的身份和言论、行动的自由。针对李登辉的“台独”路线，民进党人也开始投挑报李，积极谋求在“台独”上的合流。首先是在“务实外交”、“参与联合国”、“反共反大陆”等问题上与国民党趋同。但由于国际形势所迫，由于祖国大陆坚决反分裂、反“台独”，以及为了欺骗选民，民进党不得不淡化其“台独”路线。1999年5月，民进党拋出了所谓“统一公投”的“台湾前途决议案”，表明民进党由激进的“台独”转变为追求“事实的台独”。这实际上是沿李的路线走下去。1999年5月，民进党“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阶段性承认中华民国”。这表明朝野两党在“台独”问题上已经合流，以民进党为主导的体制外的“台独”已进入台湾当局的体制内，民进党的“台独”主张也趋近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主张。“隐性台独”与“显性台独”合流。

　　这一阶段“台独”活动的方式主要是以民进党为主导，积极进行议会路线的斗争，通过各种选举，与国民党争夺台湾权力资源。在“台独”言行上，为了欺骗民众拉选票，又迫于台湾的主流意识和大陆的压力，民进党采取了“隐性台独”与“显性台独”交替使用的方式，一会儿强调“台湾必须独立”，而且“已经独立”，一会儿又宣称“统一公投”，有意淡化“台独”。同时，民进党与国民党在“台独”问题上基本已取得共识，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联合，“台独”以体制内面貌出现。但由于李登辉在1999年7月9日拋出赤裸裸的“两国论”，引起海内外和国际上的一片斥责声，民进党面对自己这位被国际社会喻为“麻烦制造者”的盟友，鉴于1998年“三合一”选举的失利以及为了2000年的大选，乃一改以前的气势汹汹的“台独”面貌，而采取了越来越柔的“台独”身段，逐步转变成“渐进式台独”。

　　柔性姿态的“渐进式台独”

　　2000年，民进党和陈水扁上台，标志“渐进式台独”的开始。陈上台后，一方面坚持“台独”立场，继续李登辉的分裂路线。另一方面，因大陆的坚决反对以及岛内和国际形势所迫，陈也做出一些缓和两岸关系的姿态，企图以拖待变。陈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所谓的“四不一没有”。但他的“台独党”背景以及其自身的“台独”本质，驱使他朝“去中国化”的方向走去，以柔性姿态进行“台独”活动。他将两岸的主要矛盾从“统独之争”转移到所谓的民主、人权之争，借民主、人权的招牌搞分裂活动（余克礼等：《民进党两岸政策发展演变初探》，《台湾研究》2001年第2期20页）。2000年8月17日，陈水扁发表了“统一不是唯一的选项”的讲话。随后，民进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渐进式台独”行动。如将新台币改成“国币”，将台语（即闽南语）当作“国语”，将地方歌仔戏当作“国剧”，有关中国的字样被铲除，有关统一的标语被拆除；驻外机构冠以台湾头衔，停止使用涉及中国的“国徽”，“外交部”的房顶被涂上代表民进党的绿色，新出版的地图册将台湾列为主页而大陆为附页，“新闻局”带有中国地图的标志被抹掉，多年使用的出境“护照”被加注“台湾”二字，“台湾共和国护照”被允许私下流通；联署提案审议所谓“公投法”草案，提出所谓参选“总统”必须限于台湾出生的“出生地条款”，海外“台独”组织“世界台湾人大会”在台湾集会，高喊什么“台湾正名、国家制宪”等等。

　　“渐进式台独”是“台独”发展的历史必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武装台独”，因台湾当局的坚决镇压和岛内外多数人的反对，以失败告终。体制外的非暴力不合作“台独”运动，虽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一定的挑战，并夺取了一些政治权力资源，但由于岛内外主流意识对“台独”不认同，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势力不得不开始与“台独”倾向愈益明显的李登辉合流，体制外“台独”转为体制内“台独”。由于李在1999年拋出“两国论”受到岛内外的广泛批评，无论是为了大选还是上台执政，民进党当然不愿背“麻烦制造者”的包袱。于是，民进党一方面为自己的党纲所制，另一方面又怕引起各方的反对，便采取了“渐进式台独”的策略。

　　“渐进式台独”的危害性

　　相对于以前的“武装台独”、非暴力的“台独”、体制内的“台独”而言，“渐进式台独”是更危险、更狡猾的“台独”，因为以前的“台独”运动多多少少有将“台独”作为手段与工具的意味，而“渐进式台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台独”。事实证明，赤裸裸的“台独”不但招致大陆的坚决反对、海外华人的反对、岛内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国际上的反感，而且政治风险太大，民进党得不偿失。而“渐进式台独”就不一样了，它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表面上说是不会宣布“台独”、不会搞“两国论入宪”，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地加紧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千方百计地向台湾民众灌输“台独意识”，营造“台独”的文化、心理、社会环境，因而更带迷惑性。台湾当局打“本土化”和“主体性”的幌子，以行政手段推动“台独”实施，图谋的是积量变为质变，由内向外蚕食渐进，先岛内后国际，先舆论后行动，先实践后立法，进行“台独”的内化和深化，使台湾逐步完成“去中国化”和“国家化”。这种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台独”深具危险性。“渐进式台独”不求立即“建国独立”之名，却求逐步“台独”之实，其最危险之处在于使两岸的信任荡然无存，两岸人民感情的撕裂更严重，最终会使台湾的下一代根本不知道中国为何物。（《海峡》，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硕士：傅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