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

    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北后，在当地党组织、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2月7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

    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临时中央随即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2月至3月，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办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多人。

    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并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1月成立张家口特委，并陆续派宣侠父等许多干部，支持冯玉祥抗日。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很快发展到8万多人。从6月到7月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4座县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等原因，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8月14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9月底抗日同盟军遭到彻底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避往天津，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北平英勇就义。在这之前，他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6月初，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于10月10日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

    6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将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原称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点，一部分编为东方军入闽作战在，企图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结果，东方军入闽作战近3个月，虽然攻克一些城镇，歼灭一部分敌人，但东方军本身也遭到很大削弱。中央军也未能大量消灭敌人。这就使红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6月中旬，红军独立十七师(由湘赣红八军改编而成)和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团。当时未正式建立军团的领导机构，暂由十七师负责人统一指挥。

    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经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样，“八一”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8月12日至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和翌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于28日占领黎川。10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和李德在一起直接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红军在许多战役、战斗中均遭失利。从4月中旬开始，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广昌。“左”倾错误领导者为了保卫广昌，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结果广昌失守。接着，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分兵六路全线防御，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10月28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红七军团军团长为寻淮洲，政治委员为萧劲光；红九军团军团长为罗炳辉，政治委员为蔡树藩。

    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前线抽调九个师大军入闽，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到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

    11月，为了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写了《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两个乡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生产建设、民主建设和支援 革命战争等工作中成绩突出，被毛泽东誉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