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

    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文艺界开展错误的批判和整风的结果。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机关建立起来，并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党委都设置工业交通工作部，工业交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决定》并指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农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5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专业化和协作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改组我国现有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是解放生产力，提高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是经济管理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争取从1965年开始，用3年到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组工作。”

    7月27日和31日，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接见了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他的夫人。毛泽东在接见时说：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李宗仁是6月13日从他旅居的美国出发、经瑞士秘密回国，于7月20日到达北京的。

    9月18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指出：“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会议还讨论了财贸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200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为了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到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1年以来，剪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针对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观点，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戚本禹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攻击翦伯赞的正确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进一步给翦伯赞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上述两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此后在其他一些报刊上也对翦伯赞进行了指名的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翦伯赞终于被迫害致死。

    12月8日至1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以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大权。因此，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