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7月7日至9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会谈。16日发表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69、197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千分之二十六点一和二十五点八。报告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9月5日，林彪、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毛泽东由于事先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他于11日机警地乘坐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一架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安抵北京。当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所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7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7项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枳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