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社论强调，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社论指出，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就要大力采用先进技术，不管哪个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把它学过来；要从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要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工人、技术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成果。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贡献。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的双方的军事对峙状态；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应当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就此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

    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自1958年开始的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宣告结束。

    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地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产给予奖励，即“五定一奖”。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后，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林彪、“四人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歪曲、篡改和利用，制造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全面夺权的理论，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扩大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准确，维护它的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对我们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十分必要的。

    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从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四人帮”搞乱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它的矛头针对各级领导干部，是向党中央夺权。

    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指出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会议决定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同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

    1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

    1月11日，中共中央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策措施，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由于认识的局限，当时仍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他还对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予支持。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是我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一项重要政策。当前，认真落实这项政策，不仅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必要的，而且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1月18日至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前一阶段的会议。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研究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这一阶段的会议在春节期间休息5天，开到2月15日休会。会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多年来被歪曲了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国际形势进行讨论，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以及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换文，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等。

    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2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鉴于该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已经出现包产到户，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的意见得到省委的同意。此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该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农民也自发地悄悄采取了包干到户的做法。

    2月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0条：(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二)减轻农民负担，严禁“一平二调”；(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四)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五)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六)开放农村牧区集市贸易；(七)严禁开荒，保护牧场；(八)积极发展社队企业；(九)努力办好国营农牧场；(十)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2月10日，《内蒙古日报》将《决定》全文发表，公告全区，并配发了《狠批极左路线，坚决贯彻十项政策》的社论。截至1980年底，全区3673个牧业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占牧区生产队总数的96．7％。

    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总结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14条”）。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六家企业做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14条”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文件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试点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到1979年底，84个试点工业企业比1978年总产值增长14．7％，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2％。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我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的自卫反击战自2月17日开始，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结束。

    2月17日至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并通过了以彭真为主任的法制委员会组成人选。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随即开展了各项立法工作。中国的法制建设在中断多年后开始恢复和发展。

    2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 “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中央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3月1日，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3月份起，提高粮、棉、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萧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提出：萧劲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

    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介绍了安徽滁县和淮北地区一些社队实行的“定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做法及显著成效。这一做法实际是包产到户。

    3月8日陈云写出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这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一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部分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弄清这两部分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一个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他还提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3月9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同成都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就当前经济领域内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有一定范围的市场经济作补充，很有必要。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同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危害深重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达成折衷的意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不许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3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扩大中国银行的权限；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授权管理国家外汇；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就财经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报告》指出，1971年8月13日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对教育战线17年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影响极坏。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的，并由此制造了许多冤案。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这两个错误文件，并要求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请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4月2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平反大会。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此前，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酝酿。针对1979年计划中留有很大物资缺口的问题，陈云曾于1月1日和5日两次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批示：“我们要从总方针上来一个调整”。“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对这个调整过的计划，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陈云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有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3年的调整时间。23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两年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邓小平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中央决定，为这一事件公开平反。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上讲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着重讲了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宣布：中央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讲话强调：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这种思潮是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至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开始形成。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3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