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顺礼

    1955年9月底，正值金秋。北京城内彩旗飘扬，呈现出一派迎接国庆的节日气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授衔仪式将要举行了。我有幸与在京的军队领导干部亲临中南海参加授衔、授勋仪式。

    我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后，到达北京的。平津战役胜利后，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解放全中国”的指示，我所在的六十五军随十九兵团挥师大西北，一举攻克了阎锡山长期盘踞、经营的反共老巢——太原，并向兰州进军。在向兰州开进的途中，我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到北京中央军委公安部工作。接到命令后，我考虑进攻兰州的任务很重，于是我请示上级，兰州解放后再到北京报到。我的报告得到了批准。8月底，兰州解放了，我立刻在军里交接完工作，几经辗转赶到北京。

    公安部当时叫中央军委公安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是我的老上级。在组建公安部时，他提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各调一名军级的政治干部到公安部任局长，并亲令第一野战军调我任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1950年成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时，公安部的武装保卫局改为总政治部保卫部。总政治部是与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相对应级的，所以总政治部和下属各部的级别都很高。总政治部相当于方面军级，下属各部相当于兵团级。各部的部长基本都由总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兼任。由于保卫部工作性质特殊，所以保卫部的部长由公安部的副部长兼任。1951年，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军要实行军衔制度。1952年为评定军衔做准备，全军开展了“干部评级工作”，以便根据军队干部的级别评定相应的军衔。当时级別的分类与现在有所不同。团以上的职务都分为“准”“副”“正”三级。我时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被评为准兵团级。

    在正式授衔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将被授什么衔，在学习授衔文件时才得知，评军衔的条件是以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和在军队服务的经历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为标准的。由于此前的评级工作，即以“德、才衡量干部现职为标准”，与授予军衔的条件是一致的，所以评定军衔是以干部当时级别为主要依据，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按照编制规定——准兵团多数可定为中将军衔。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一切只等组织上决定。

    在举行授衔仪式前，我们每个参加授衔的同志都领到了由专门机构量身裁制的新式军装。打开那紫色纸壳做的服装箱，里面是非常漂亮的湖蓝色的礼服，礼服的袖口和衣领处都是用金丝线绣的边饰，裤子边线处缀有金黄色和红色的条纹。同时还配有藏青色的领带和庄重的大檐帽。特别是肩章上用金丝线编着两颗大大的金星。看到这漂亮、华丽又威严的礼服，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想到当年先后从江西吉安金鸡村出来的几十个老乡，经过了多年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战争，如今只有我一个人能参加这样盛大的、包含有巨大荣誉的授衔仪式。我进而想到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战友们，牺牲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在艰苦的长征路上，牺牲在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解放而奋战的征程上。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内举行。怀仁堂是中南海里室内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数百名在京的将帅们，穿着崭新的礼服，在怀仁堂中间整齐列队。整个怀仁堂被军人的英武气概所覆盖。下午5时整，毛主席与主席团的成员一一落座。授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开始。在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后，毛主席为老帅们颁发授予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勋章。周恩来总理向共和国的将军们颁发了命令状和勋章。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在数百名将军中，我们这一列的勋章得到了毛主席的亲授。回想当时的情景，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我们的队前，依次与我们握手，并将勋章交到我们手里，在那神圣、庄严的场合，我们每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最好的军姿，感受这美好的时刻。我们这一列第一名是原来二十三基地司令员郑国仲同志，我在第三名。当毛主席向我授予勋章时，我紧紧地握着他那双大手，不由得回想起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举行庆祝胜利的大会时，我第一次聆听毛主席讲话的情景。当时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国民党叛变了革命，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红军要像打狗一样，打倒他们。”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就实现了，我们解放了全中国。 （摘自《授衔故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