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召集华北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前一阶段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依靠工作队，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要求各级领导改变这种状况，文件直接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

    1月8日 召集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讲话。

    在看了中共北京市委通县四清工作团《四清简报》所登《高各庄大队贫下中农群众控诉斗争严重四不清干部窦子祥》一文后，致信彭真，指出：“工作队组织群众斗争的许多方式，是不好的。如大会次数开得过多，在会上打人并实行其他形式的体罚等。”“四清简报印发这个材料，没有对这些加以批判，是不对的。”

    1月9日 同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国民议会议长诺罗敦·蒙达那、政府首脑诺罗敦·康托尔，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感谢他们和柬埔寨王国政府为营救于一九六四年四月被巴西当局非法逮捕、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非法判决的九名我国贸易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所作出的努力。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将《二十三条》下发全党。

    1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 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中央的通知，在点上和面上都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通过这次宣传，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和其他群众得到支持和鼓舞，使得干部和工作队员得到教育和提高，并且会起安定人心的作用，和使极少数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更加孤立。这样，也就能使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使今年的生产建设搞得更好”。

    1月27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由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率领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

    1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政治局会议今后的工作方法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即将来华(访问朝鲜路过北京)会谈等问题。

    2月4日、6日、7日、8日 同邓小平等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埃米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和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组成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会谈。

    2月9日 在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范五关于准备森林后备资源问题的意见的电文上批示：“请余秋里同志注意在长期计划中应列入森林工业和森林资源这一个项目，不要忘了扩大森林资源的工作。全国绿化的工作，也要广泛动员群众来做。”

    2月11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和由他率领的苏联代表团。

    2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国内市场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和罗瑞卿关于军事工业建设的报告。

    2月17日 同周恩来到机场欢迎坦桑尼亚总统朱利时斯·克·尼雷尔和夫人。十八日、十九日同尼雷尔总统会谈。十九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雷尔总统。二十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坦桑尼亚友好条约》上签字，并出席首都人民欢迎尼雷尔总统访华举行的集会。

    2月21日 陪同尼雷尔总统访问南京，参观南京无线电厂，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和民兵的军事表演。

    2月22日 陪同尼雷尔总统访问上海，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二十三日，在上海为尼雷尔总统送行。

    2月23日、24日 在上海听取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关于上海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农业生产等情况的汇报。

    2月25日 回到北京。

    3月2日 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穆罕墨德·阿尤布·汗和外交部长阿里·布托。三日、四日，同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会谈。

    3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苏共中央于一日至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的情况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对于这次会议的评论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文章于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3月17日 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

    3月18日 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中央委员会主席默·威廉斯。

    3月19日 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和由他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会见由叙利亚外交部长哈桑·穆拉维德率领的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在谈到两国之间交流经验时说：我们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同你们谈，一定要谈反面的经验，谈犯了哪些错误。我们有些同志，不愿向外国朋友谈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愿向外国朋友谈落后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应该真诚地对待我们的外国朋友。既要谈成绩，也要谈缺点和错误；既要安排看先进单位，也要安排看落后的单位。在谈到政策制定的依据时说：“我们按照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必须取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赞成，才能巩固。我们就执行这一条。判断一个国家政策的好坏、正确与错误，其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人民最大利益有利的事，我们就办；对人民最大利益不利的事，我们就不办。”“人民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为暂时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有些人为少数人利益，不顾多数人利益；有些人为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这是人民内部意见的不同。对这种意见的不同，不能用强迫手段，要采取说服的办法，讲清道理。一次说不服，多说几次。说服了，办出的事就不一样了。中心问题是，争取绝大多数人的人心，发展和组织他们的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

    3月28日 会见英属圭亚那人民进步党主席布林德利·本和乔治·戴维。

    3月30日 会见智利前副总统德尔佩德雷加尔。

    3月31日 听取教育部负责人汇报正在召开的全国农村半工半读教育会议情况，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有什么办法使资本主义不复辟?这是个世界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要我们来解决。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

    4月5日 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题词：“热烈庆祝伟大的万隆会议十周年！热烈欢呼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向富有革命英雄气概的、觉醒的、战斗的亚非人民致敬！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更高地举起反帝反殖的革命旗帜，发扬万隆精神，坚持斗争，把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势力从亚洲、非洲彻底清除出去！亚非各国人民加强合作、互相支援，为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面共同奋斗！预祝即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取得更大成就！万隆精神万岁！亚非团结万岁！”

    4月10日 会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外事顾问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在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情况时说：各级领导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私心，不贪污，能吃苦，必要时与人民一起吃苦，这样，国家才能搞好。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肃清贪污盗窃。我们不敢保证我们的政府能肃清他们，如搞得好，就能肃清，搞不好，也不能肃清。我们就是依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和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领导核心必须与人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与广大人民结合得好，才能保证肃清贪污盗窃集团，否则，就不行。

    4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越南形势和国内备战问题，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4月18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民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集会。

    4月19日 同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4月22日 接见被巴西当局非法关押一年多后于不久前回国的贸易、新闻工作者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马耀增、王治、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张宝生等九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谈话时说：经过这次锻炼、考验，很好，以后就可以更好地斗争了。考验有几个方面，一是受到人家压迫，要威武不能屈，你们已经经受了这种考验；二是富贵不能淫，出国人员很有这个危险；三是贫贱不能移。有的人出去后就跑了，跑有什么好处？跑是没有出路的。几年来，我们许多出国同志，在国外都受到了不少的锻炼，特别是专家、工程师，他们在国外同人家一起劳动，很受欢迎。有的已经死在国外了。死了就葬在那里吧，不要搬回来，这是为了他们的事业而牺牲，埋在那里，人家会纪念他们的。

    5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五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情况的报告》和《关于适应备战形势，调整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工交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全国是一千二百六十多个基本建设项目，跟最高时期的一千七百个差不多了，战线已经相当长了，各地方、各部门切实要控制这种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的情绪，要切实控制，不准自由上马，以后中央批也要注意。同时，这一千二百多个里头也有一些是可以推迟的。要注意，不要又搞一次基本建设战线过长。

    5月12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声讨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多米尼加集会。

    5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财贸问题的汇报。在谈到加强农村商业机构时指出：供销社搞大生意忙不赢，对小生意就容易忽视。要专设一个机构，成批收购的东西不管，就是收那些小东西。在谈到改革现行商业体制时指出：要抓批发机构。批发机构集中，零售和小批发机构分散，商品合理流通就彻底解决了。

    5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关于工业生产的汇报和李富春关于小三线建设的汇报。在谈到基础工业时指出：今年运输紧张、电力紧张、煤炭也紧张，明年怎么办？明年更紧张，后年更紧张。现在大概是运输能力、煤炭能力、电力已经到了饱和点了，不增加运输能力和发电机组，煤炭不增加，事业就上不去，钢材当然也上不去。所以，现在不只是解决今年的紧张问题，现在就要着手为明年、后年作准备。这样，才可以从被动走向主动。

    5月21日 在北京市一○一中学校长王一知关于拟在该校试验半工半读问题的信上批示：“在短时期内半工半读还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学校。全日制学校大批改为半工半读学校，目前也不适宜。但是作为试点，个别地改制是可以的。而且似乎也应从一年级开始逐步地进行改制，分几年改完。教师学生不愿半工半读者，都暂不勉强。半工半读学校同样有一个升学问题。半工半读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都应该衔接，以便毕业后能够升学。”

    5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赵尔陆关于国防工业的汇报和张爱萍关于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情况的汇报。

    5月25日 参观第七机械工业部二二一厂。在谈到民兵工作时指出：现在不打仗兵显得多，一打起仗来兵就少了。各兵种都要搞自己的民兵，如守备部队一个营，应该抓两个营的民兵训练，平时训练、生产，打起仗来就是几个营了。机动部队，平时住在一个地方，也应该抓两个军的民兵训练，打起仗来就是几个军。特别是防空部队，就那么几个防空师、高射炮师，打起仗来，正式防空部队开到前线去，后方就要靠自己保护自己。

    5月26日 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谈话，说：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医务人员是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

    5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在汇报到三线建设问题时提出：铁路运输问题，你们考虑一下。以后在人口多、生产规模也大的地区，很多铁路干线都要修双轨。运输是个大问题，非修双轨不行，不然，生产上不去。要把水运搞起来，特别是长江南北，这样，就可以少修一点铁路。搞水运，比修铁路便宜。秦始皇的时候就搞了很多运河，有的我们现在还可以利用，只要挖通就行了。我们要规划一下全国的运输，有些小河，只要筑一米高的坝，就可以走船。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各方面都要照顾到。在汇报到劳动力的安排问题时指出：教育制度同劳动制度是联系起来的，劳动制度不搞好，教育制度是摘不好的。现在多余的年轻工人，可以搞半工半读，此外，就是新增加的学徒，要他半工半读，读三年书、四年书，达到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水平。这样，过四、五十年，我们工人阶级的面貌就改变了。搞得太快了不可能，搞得太慢了也不好。总而言之，不许工厂随便招工人，要搞半工半读。

    6月1日 听取托拉斯试办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汇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组织得更好。试办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整个国民经济更有计划些，更有组织些。“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国家有利，对地方有利，对整个社会都有利。”试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总之，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可以考虑托拉斯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人权、财权、物权全部统，工厂全部收；另一种是只统一计划、价格、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第三种是只管计划、安排任务、交流经验。恐怕几种形式都要有，只一种不行。”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试办托拉斯》。

    6月3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表示：“中国人民将尽最大的可能，支援兄弟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6月5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和夫人。

    会见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亚齐德。

    6月8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科乔·蒂奥多西和由他们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6月14日 中共中央转发高等教育部党委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写的《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

    6月28日 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康良煌和由他率领的朝鲜人民代表团。

    7月3日 会见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帧。

    7月5日 听取全国工交系统“四清”试点座谈会筹备小组汇报，提出：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有三项根本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半工半读；第三，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要使它形成习惯、制度，不要看成小事。厂长自己讲话要秘书起稿，为什么这样搞？就是架子放不下来。能讲一点，就讲一点，不能讲，就不讲。以后要禁止这件事，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一点，说一点。

    7月11日 为批转王任重报送中央的九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7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

    7月15日 会见参加第六次社会主义国家邮电部长会议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团。

    7月17日 听取卫生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郭子化、崔义田、史书翰等关于医务工作如何为农村服务问题的汇报。

    7月20日 听取农业部部长江一真汇报正在召开的全国高中等农业教育会议情况。

    7月21日 同董必武、周恩来到机场欢迎索马里共和国总统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二十二日，同周恩来与欧斯曼总统会谈。二十三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欧斯曼总统。二十五日，到机场为欧斯曼总统送行。

    7月24日 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二十五日，同奈温主席会谈。二十六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奈温主席。

    7月27日 陪同奈温主席抵沈阳访问，参观辽宁省工业展览馆。二十八日，陪同奈温主席到鞍山访问，参观鞍山钢铁公司的炼铁厂、炼钢厂、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同日返回沈阳。二十九日，在沈阳为奈温主席送行。

    7月29日 在沈阳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汇报工作，提出：“四清”运动就是发动群众解决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样就可以纲举目张，其他各项工作就都搞上去了。但是“四清”以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也还会有新的问题要不断解决。领导机关的作风，包括组织机构和领导方法，还要不断改进。

    7月31日 同董必武、邓小平等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及夫人。

    8月3日 同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

    8月4日 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会谈。五日，陪同毛泽东会见艾地。

    8月8日 会见柬埔寨王国内阁副首相、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宋双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代表团。

    8月11日 听取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汇报发展农业机械生产问题，指出：农业机械就是生产力，现在搞不好将来总会搞好的。这方面搞不好，对农业没有利，农业事业就发展不了。我们要尽可能少定点弯路，少贴点本，把这条路走通。

    8月11日 阅谭震林送来反映有关各地农村工作中发生没收社员自留地、擅自将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硬性向社员摊派集资任务等情况的四份简报后致信毛泽东：“这是谭震林同志送来的几个材料，并且要求发给各地。我觉得这是震林同志第一次注意并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意可以同意震林同志意见转发各地。请主席审阅。如主席认为可以转发各地，请主席批示。”毛泽东二十日批示：“照办”。以上材料加上中央按语后以《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为题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8月26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四百多名日本朋友。

    8月28日 同毛泽东会见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

    9月3日 出席首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集会。

    9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关于卫生工作的汇报，基本通过卫生部党组《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

    9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肖望东等关于文化工作的汇报。

    9月10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等听取物资管理部部长袁宝华汇报物资管理改革工作。在汇报到物资管理工作还没有经验时说：“没有经验我们就要总结经验。现在不只是物资工作没有经验，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工作也都还没有经验。这个问题，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解决。但是他们不说没有解决。我们承认没有解决。承认没有解决的本身就是个成绩，这样就有解决的可能性。”在汇报到物资工作的方针方法时说：“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物资部的工作一定要和生产结合起来，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会反过来影响、限制、促进生产的发展。有时分配对生产要起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谈到当前的经济形势时说：“今年的生产高潮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其中也有盲目性，增加得太大了。原计划生产增长百分之七，工交会议上决定增产计划为百分之十五，结果到六月底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我看还会走到它的反面。不正当的自筹资金和在市场抢购物资都要制止。”

    9月11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运动会开幕式。

    9月13日 同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榜田里见和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十七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榜田里见和砂间一良。

    9月18日——10月12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刘少奇主持了九月十八日的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报告。因接待来华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宾，刘少奇没有参加后一阶段的会议。

    9月19日——21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同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召集中央军委座谈会，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其可能出现的前景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

    9月27日 同朱德会见由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鲁尔·萨勒、副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威路约·普斯波尤多率领的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

    9月28日 到机场迎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二十九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三十日，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

    10月8日 同周恩来等会见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进勇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10月10日 到哈尔滨迎接访问朝鲜后再次来华的西哈努克亲王。十一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哈尔滨儿童公园，同欢迎的少先队员一起乘坐小火车。十二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哈尔滨电机厂和哈尔滨汽轮机厂。

    10月12日 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汇报工作。在谈到副业生产时指出：要把副业生产搞起来，副业生产搞不起来，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你们这个地方有半年的农闲时间，可以多搞些生产，多收入一些，当然还要搞农田基本建设。在谈到农业生产成本较高时指出：这个问题除了正确解决国家和集体、个人的关系外，重要的是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比如机耕费问题，河北有一个拖拉机站，每亩机耕费是一元七角，经过“四清”，把三级管理改为两级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提倡增产节约，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机耕费减少了一半。在谈到林业工作和群众搞副业 发生矛盾时指出：在不妨碍国家利益的条件下，要照顾群众的利益，这样群众反过来也会照顾国家的利益。必须实行两利政策，利于群众，利于集体，利于国家。不两利，只有你有利不行。有群众的地方，要依靠群众护林、造林、育林，但是要解决关系问题，解决林权问题。分散的、小片的次生林，要分给公社或生产队，大片的次生林，可以不分，但要解决群众的需要。

    10月13日 到机场为西哈努克亲王到昆明访问送行。回到北京。

    10月24日 全国政协四届三次会议决定：刘少奇为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主任。

    10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和印度尼西亚政治局势的情况通报。

    10月31日 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赞扬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领袖，是对中国近代历史超过重要推动作用的伟大人物，号召全国人民和海外一切爱国人士，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彻底实现孙先生的打倒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理想而奋斗。

    11月3日 听取教育部部长何伟、刘皑风副部长汇报正在召开的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情况。

    11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城市半工半读教育制度问题。在会议上讲话：“我们的国民教育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全日制；一种是业余教育；一种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工半读学校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到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和当工程师的水平，但是也要能当工人、农民。当然，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今后还应多培养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农村实现四化需要大量技术人员，城市应该为农村输送这种人材，但也要随着需要和可能逐步地输送。“城市普及初中，还是提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城市全日制初中、农村全日制小学，不要提停止发展，这一条路不要堵死。”但也要参加劳动，锻炼劳动观念，养成劳动习惯。城市职工的业余教育，一定要重视。城市半工半读，要坚持五年试验，十年推广，各种各样形式都可以试验，在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在中国避免出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根本的有三条措施，第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定要坚持到底；第二是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搞半工半读，全日制要改革，还要加强业余教育；第三是干部参加劳动。我们把这三个办法实行了，也许能够避免，许还不能避免。

    11月9日 同周恩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

    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1月15日、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城市半工半读教育制度问题。在会议上讲话：工业部门既是生产队，也是教育队，今后要注意教育。青少年参加劳动，还要注意卫生，劳动时间不能过长，不能过重。现在有些半工半读学校，劳动重，功课也重，要提醒注意。

    11月17日、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先后听取余秋里关于全国计划会议情况的汇报，谷牧关于基本建设情况的汇报，赵尔陆关于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吴波关于财政情况的汇报；讨论并原则批准了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

    11月18日 会见第二批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青年代表团团长及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日本友协常务理事三好一、日本民青中央委员佐佐木一司等。在会见时说：中国在以前是个落后的国家，现在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有大量的落后的现象没有消灭，特别是在农村里，经济上、文化上比你们日本还是要落后一些。想克服这个落后的现象，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可能比你们从明治维新开始发展工业的时间要短一点，但是，也不能很短。发展我们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只能靠中国自己的政府和人民来节约，不能靠其他的办法，不能靠掠夺和剥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来发展。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民是团结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进行艰苦的努力，来克服这些落后的现象，把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建设好。

    12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为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广播工作做好，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得到鼓舞。”

    12月8日——15日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罗瑞卿的所谓“问题”。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罗织罪名，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罗瑞卿因此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

    12月15日 为印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致信毛泽东：“主席：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日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经毛泽东同意，《论十大关系》一文于二十七日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