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 将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同意中南局公开发表，建议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2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提纲提出，要坚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八日，彭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十二日，中共中央将提纲转发全党。

    2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薄一波、陶鲁笳关于正在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指出：一九六五年的成绩是八年积累来的，现在看，进步很大。但是，应当说，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还只是开始，潜力还很大。一方面要鼓足干劲，一方面要稳步前进，头脑要保持清醒，还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现在是一步步地走向正确，认识水平一年一年提高。大跃进几年要一分为二，调整时期要一分为二，最近几年也要一分为二。总的是，一年比一年好，走上了好转。做任何工作都要把政治意义向参加工作的人讲清楚，这样工作就可能做得更好。突出政治的结果，大家就不会在物质利益上斤斤计较。工作做得更好，也要注意按劳分配，不能工作搞得越好，工资越少。工人有许多实际困难要解决，包括家属问题。第一要突出政治，第二要解决实际问题，保证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群众路线问题。

    2月23日 就贯彻毛泽东对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所作的批示致信周恩来、邓小平，提议“先将湖北省委文件、毛主席批语、王任重同志的信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计委、经委、建委、科委、物资部、八机部、一机部、华北局李雪峰、刘子厚各同志研究，并准备意见，几天以后，中央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随后，刘少奇主持有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农业机械化问题，责成国家小计委摸清情况，拟出方案，提交下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由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方案，进行试验。三月十一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以上处理过程。

    2月24日 到机场迎接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三月四日到机场为恩克鲁玛总统送行。

    2月26日 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谈工会工作。指出：工会工作到底如何做?列宁讲过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政权的支柱，但他自己没有实践过。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要起纽带作用，起渠道作用，要反映情况。你们恐怕还有顾虑吧?这是计较个人得失。工会要站稳立场，站稳了阶级立场就可以反映情况。反映错了就错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反映对了，得罪了人，把你撤了职，但群众还是拥护你的，怕什么呢？

    2月28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富本显治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罔正劳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三月三日、四日、六日，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

    3月1日 写信给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王光美：“关于在四清中是否要有一段清政治，既有不同意见，可以按各人意见去作，看结果如何。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作。”

    3月7日 同邓小平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

    3月17日 到达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了文化界和教育界的现状，认为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3月20日 回到北京。

    3月22日 离开北京，到达乌鲁木齐。

    3月24日 听取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常委汇报工作。指出：新疆有这样大的草原，很好，你们要保护草原，保护草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还要改良草原，合理利用草原。新疆畜牧业可以大发展，有前途。要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农业促进畜牧业发展。在牧区要搞半牧半读，给牧民增加一些文化，这是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办法。你们农业有长期设想，工业也要有长期规划。日用品、消费品都要自己制造，从内地运划不来，本地内部调运也不方便。要就原料、就市场分散布局。在十五年左右要做到除了少数东西自己不能制造外，大多数东西都能自己制造，而且各地都能制造。同时你们还要搞钢铁，搞机械制造，拖拉机、汽车都可以自己制造。

    3月26日 离开乌鲁木齐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到达拉瓦尔品第。同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会谈。在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我们坚决反对侵略者。我们支持世界上一切反对侵略的人民，并且尽我们的可能，支援他们的斗争。亚非人民保卫民族独立、反对侵略的斗争，最后是一定会胜利的。”

    3月27日 继续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会见萨达尔·阿卜杜勒·加尧姆、阿里·穆罕默德·坎瓦尔、穆罕默德·阿斯拉姆汗和马克希尔·沙阿等四位克什米尔公众领袖。在阿尤布·汗总统陪同下参观历史古迹泰格西拉博物馆。

    3月28日 在阿尤布·汗总统陪同下，参观正在建设中的巴基斯坦新首府伊斯兰堡。下午，到达西巴基斯坦首府拉合尔访问。

    3月29日 访谒巴基斯坦著名爱国诗人阿拉马·穆罕默德·伊克巴勒的陵墓，参观巴德沙希清真寺和拉合尔堡。出席市民招待会和巴中友协举行的午宴。

    3月30日 到卡拉齐访问。向巴基斯坦第一位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陵墓献花圈，出席卡拉齐市民招待会。

    3月31日 离开卡拉齐回国，到达新疆和田。

    4月4日 离开和田前往阿富汗访问，到达喀布尔，受到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的欢迎。向阿富汗先王穆罕默德·纳迪尔·沙阿陵墓献花圈。在国王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中国一贯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发展关系。中国不容许别人用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对待我们，同时也不容许自己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别人。”

    4月5日 同查希尔·沙阿国王和穆·哈·迈万德瓦尔首相会谈。在谈到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时说：我们是真心诚意帮助亚非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我们在给援助时，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的要求。但因为中国基本上仍是一个落后国家，力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要求。现已有三十五个亚非国家接受我们的援助，对我们来说，需要相当一部分支出，但分给三十五个国家，每个国家只能得到很小一部分。希望亚非国家了解我们这种实际情况。

    4月6日 访问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参观礼拜五清真寺和比扎德公园。下午，返喀布尔。

    4月7日 参观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出席喀布尔市民举行的欢迎集会并讲话。

    4月8日 离开喀布尔回国，到达乌鲁木齐。

    4月11日 离开乌鲁木齐，到达昆明。

    4月15日 离开昆明前往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访问，到达达卡，受到阿尤布·汗总统的欢迎。出席达卡市民招待会。

    4月16日 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年来，多数亚非国家和个别拉丁美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亚、非、拉国家要取得独立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是继续前进的，它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不甘心完全从它们的势力范围撤退，还想保持它们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实际上这是一个斗争，是一个亚、非、拉美被压迫人民及其领袖要独立同殖民主义国家要保持它们的利益和特权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还会继续发展。一时产生逆流是会有的，但总的历史发展趋势必然是亚、非、拉国家完全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下摆脱出来，获得完全的独立。

    游览达卡附近的希塔拉卡雅河和观看巴基斯坦民间歌舞演出。

    4月17日 离开达卡前往缅甸访问，到达仰光，受到奈温主席的欢迎。在奈温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中缅两国历来是友好的，十多年来，不管亚洲和世界上发生什么变化，中缅友谊一直向前发展。我们两国人民能够这样和睦相处，友好合作，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双方认真执行了两国政府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真正做到了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我们始终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友好地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的友好关系是有原则的，是有广阔发展前途的。”

    4月18日 同奈温主席会谈。向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陵墓献花圈。

    4月19日 离开仰光回国，到达昆明。

    4月20日 到达杭州，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4月25日 回到北京。

    4月28日 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到机场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谢胡举行会谈。五月二日，继续同谢胡会谈。五月十一日为谢胡送行。

    5月1日 分别会见尼泊尔工商大臣里贾尔和几内亚工会代表团团长、教育总监察长路易·贝昂赞，并谈话。

    5月4日——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毛泽东先后领导进行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错误批判，并主持制订了旨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后称《五·一六通知》)。 会议期间，毛泽东不在北京，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停止和撤销了彭真、罗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通知》的许多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加写的，其中有：“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制造恐怖气氛。二十六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等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他在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5月18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

    5月27日 分别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马丁·比尔巴赫和即将离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并谈话。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5月30日 起草并发出署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致毛泽东的请示信：“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馆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毛泽东于当日夜在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 致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记得大概是一九四八年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寄来这篇据说是我写的文章( 当时题目叫“论态度问题”，现在又改为“怎样正确处理同志关系”)，并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是不是可以发表？当时我就用电报答复西北局李卓然同志说，我不知道有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请他不要发表。这样一篇显然有很多错误的文章，现在还在流传，影响实在不好，请设法制止。”

    6月1日 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诬陷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起草并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地青年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文化大革命” 运动哄然而起。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该校党委职权并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指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学生很快的组织起来，走上轨道。会议同意李雪峰在汇报中提出的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会议还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向北京市的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这些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作为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组的成员派往各学校。此后，随着运动的进展，根据大多数学校党组织陷于被动瘫痪的情况和学校师生的强烈要求，北京市的大学、中学普遍派驻了工作组。许多省、市也仿照北京市的做法，相继向当地的大学和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

    新华通讯社播发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这一电讯稿由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起草，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

    6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领导职务，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同意。

    6月6日、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在会上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避免被动、领导落后于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座放在这上面，不要转移目标、视线，不要分散目标，要划清界线，明确政策。知识分子中有左中右，因此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6月7日 分别会见坦桑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马里政府经济代表团，并谈话。

    接受马里新任驻华大使吉塞·提迪亚尼递交国书。

    6月9日——12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在讨论中提出：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讨论中对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形成明确意见。

    6月11日 在杭州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会谈。

    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4日——28日 多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讨论运动中的有关问题。在这些会议上先后提出：对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有的工作组是好的, 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坏；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变相的体罚；就是当权派、黑帮，也允许他改正错误，给出路。

    6月20日 将反映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后来，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八月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听取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工作组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对这个学校的运动发表了意见，并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你们和大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

    6月22日 分别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穆罕默德·汗、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唐·本·鲁·古纳瓦德纳并谈话。

    6月27日 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通报了 “文化大革命” 的有关情况。

    6月28日 会见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并谈话。

    6月29日 打电话给康生，就《人民日报 》“七一”社论稿中点名批判彭德怀、彭真一事提出责问，要康生立即制止这种擅自点名的做法。

    6月30日 同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稿，并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 (上海正在进行四清的四十万职工的企业，决定用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 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七月二日，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特此通知发下去。”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即发出。这个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因此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 (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 《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并规定要“由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

    7月11日 再次听取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工作组关于该校运动情况的汇报，向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部署的设想：这次运动，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是批判“权威”。还要搞清经济。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

    7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共青团中央关于《 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 》的汇报，对中学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求和政策等作了指示：(一)我们的教育，是从资产阶级的教育沿袭下来的，所以，不能对所有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都批判，只是批判少数代表人物，大多数人从中受到教育，树立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二)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生活，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这应单列一条。不要把党、团组织放在一边，要在运动中观察党、团组织，看它能不能领导，同时也锻炼党、团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团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作为一条任务。(三)清经济。政治清了，组织清了，思想也清了，趁这个机会把经济也清一下。他还提出：第一 阶段的工作，初中在八九月底搞完，争取十月开学上课，高中在九十月搞完。

    7月18日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

    7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少奇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当晚，在怀仁堂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7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主任。

    7月22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发表声明：“我代表七亿中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最坚决地、最热烈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七月十七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夺取抗美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人民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对高等院校的运动作了指示：(一)斗争方向问题，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如何斗争的问题，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组织队伍，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 ； (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关于工作组问题，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学校斗争的方向有三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三种情况都存在。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对待。另外，建议北京市是不是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

    7月24日、25日 毛泽东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对派工作组问题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他在讲话中建议：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因为相互间有各种问题要讨论，有的时候要辩论。对牛鬼蛇神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办法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在同学中间有不同的意见也要贴大字报，也要放手发表意见，对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要发表意见，也要讨论。讨论起来就要辩论，刚才周恩来同志讲了，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同时，辩论中间发生不同的意见，发生各种事件也是完全可能的。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时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7月31日 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会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一九六六年暑期物理讨论会的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及其他外国朋友。

    8月1日——12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1日 向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国际国内工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派工作组的作法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毛泽东在插话中指责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组织“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8月2日 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参加学生大会，听取了两派学生的发言，最后作了讲话，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有不同意见讨论么，有错误改正错误，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8月3日 再次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分别同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座谈，向他们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团结起来，讲究政策，共同把运动搞好。

    8月4日 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南组讨论并发言，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派工作组一事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在会上又一次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在中南海同驻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主动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取得群众谅解。

    8月5日 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泽东写了主要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七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此后，全会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8月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二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只有林彪一人仍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等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刘少奇在会上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

    8月11日、12日 林彪妻子叶群两次找人，指使他写了诬告刘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把这份诬告材料通过江青转给毛泽东。

    8月18日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从这次开始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一百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煽动下，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破坏法制，使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9月中旬 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并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九月十四日复函刘少奇：“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9月14日 致信周恩来：“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 请你酌情安排。”十七日，周恩来按毛泽东、刘少奇的意见批办。

    9月16日 康生利用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向毛泽东写信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10月9日——28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这次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0月22日 致信周恩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已经作了一些修改，基本上是根据你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意见修改的。现特送上，请你审阅，并加修改。”周恩来未再提出意见。

    10月23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对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责任，说：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10月31日 致信周恩来：“童小鹏同志电话说你的意见，是否可以把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发到县团级，我是否有什么修改？我同意你的意见，把我的检讨发下去。我已作了一些修改，并加了一段，列举我在历史上所犯的一些错误。现送给你，请你审阅修改！是否要送主席和林彪同志审阅，也请你酌定。”十一月九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印发至县、团级。

    11月12日 出席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

    12月6日 出席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林彪在会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刘少奇在发言中被迫作了检讨。

    12月18日 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二十五日，蒯大富带领五千余人上街游行，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这一煽动活动持续了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