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８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１６５人违规违纪，其中１２７人替考；监考监管一路“绿灯”，助成替考“流水线”……河南杞县等地替考舞弊案让号称“史上最严”的高考漏洞百出。

    高考本应是最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考试，然而畸形需求催生的替考利益链，却屡屡将高考拖离公平的轨道。监管人员为何成为“内鬼”，替考“枪手”为何不乏高学历人才，买考家长望子成龙却为何弄巧成拙？

    监守自盗：“内鬼”点中高考监管漏洞

    严规之下，替考为何仍屡禁不绝？记者调查发现，高考舞弊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试卷、技术和人。安徽合肥参加今年高考监考的教师王佳认为，“试卷和技术问题都容易解决，最难控制的就是人，系统内部的问题往往难以解决。”

    梳理发现，近年来破获的高考舞弊案件大都源于一些“内鬼”的监守自盗。２００７年河南郸城替考案中，县教体局局长、招生办主任均牵涉其中；２００７年安徽砀山高考舞弊案，当地教育局招办主任、副主任都被卷入；２００８年甘肃天水替考案案发后，甘肃、山东两地公安、教育等系统近５０人被依法逮捕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近期发生的河南高考替考案中，层层把关、无线电屏蔽、指纹验证等一系列举措不可谓不严，但相关公职人员被买通、监考老师对报警视若无睹，这类“内部人员”的不作为和渎职才是替考成功的关键。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替考案件多发于较为偏远的县市，这些地方法律意识和监督力量都相对薄弱，加之小地方各部门官员接触密切，容易组织起对替考舞弊的保护网。

    “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能上好学校，官员也不例外。”贵州省检察院负责职务犯罪预防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部分舞弊案件来看，一些基层官员因为孩子或亲戚朋友的孩子要考大学，从而利用手中特权铤而走险，甚至不惜触碰法律。“权钱交易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

    此外，山东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潘昌新认为，处罚较轻也是这些“内鬼”知法犯法、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多数涉案官员只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违法成本低使得部分官员敢于‘监守自盗’。”

    追逐利益：替考怎成“勇敢者”的游戏？

    替考愈演愈烈已然成为“勇敢者”的游戏。１２７名替考“枪手”不少被曝来自知名高校……人们不禁纳闷，这些“好”学生为何甘做“枪手”？

    从安徽砀山、甘肃天水到河南杞县，梳理近年来的高考替考案不难发现，高考舞弊已经从早期的单打独斗转变为集团作战；从买卖答案、作弊工具、高考移民等钻空子行为，发展到冒名替考等内部运作，俨然形成一条以社会中介为纽带，以相关部门为主攻对象，连接考生、家长和“枪手”的黑色利益链。

    同时，畸形的高考市场需求正推动替考演变成“奇观”－－替考者数量屡创新高，替考者来源更加广泛，替考利益链更加隐蔽而复杂。

    明码标价让不少人对替考趋之若鹜。据媒体报道，在河南杞县等地替考案中，“枪手”只要参加考试就能获得５０００元的“辛苦费”，考上二本２万、一本３万、重点５万，如果考上名校，酬劳还可以再“商量”。

    曾参与高考舞弊的大学生高天强说，为了归还学费贷款，读书期间他一直琢磨着怎么能快速挣钱。了解到替考的暴利后，明知违法还是决定试试。不少成绩优秀、家庭贫困的大学生之所以甘愿冒着被开除学籍的风险替考，多数怀着像高天强一样的逐利心理，放弃了对法律和道德的坚守。

    此外，不少参与替考的大学生“枪手”还心怀侥幸。他们认为，既然中介能够买通监考人员，就能确保他们没事。因此，他们即使被抓到也不声张，以便给买考家长留出时间去找人“摆平”。

    部分专家认为，对在校大学生来说，挣点外快、贴补家用等都无可厚非。但若以替考为代价，破坏高考规则、践踏考试公平，于法于情都是站不住脚的。

    畸形需求：买考家长弄巧成拙

    在河南杞县替考事件中，“枪手”们在中介介绍下与考生家长接上了头。每个“枪手”都由对应的家长领走，“开赴”考点。一位家长表示，他们已经“打点”了监考老师，他们不会为难“枪手”。

    考生家长是替考得逞的关键环节之一。以往还可通过特招、加分、保送等形式让孩子上大学，但随着高考加分政策“瘦身”、保送名额骤减，一些家长不得不通过“买考”等风险更高的办法帮儿女“圆梦”。

    一面是望子成龙之心，一面是漠视法律法规之行，家长们饱含期望的良苦用心演变为舞弊行为，让考生们不仅输了学习成绩，在道德品质上也一败涂地。

    “根源在于当今社会对个人成功的评价扭曲，认为考上好大学才是成才的最重要标准。”贵州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郑强说，“异化的成功标准让人费尽心机，为取得好成绩不惜以身试法。”

    “有了家长作靠山，学生们就可能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业内人士建议，在对层出不穷的高考舞弊行为打击之时，应对涉事家长予以惩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买考家长，学校和地方政府也在舞弊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不少地方，高考升学率被政府和学校作为考核“指挥棒”，导致这些地方对作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充当起“保护伞”“助推器”。

    “高考由单一的行政单位负责，很难形成有效的相互监督。”储朝晖说，对高考过程引入更多监督力量，才能避免漏洞被利用。

    专家认为，可借鉴雅思、托福等专业考试模式，将高考的组织流程逐步专业化，在厘清教育部门权责的基础上，聘请有资质、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协助规范组织考试，形成多方监督制衡机制。（记者姜刚、李放、段续、杨绍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