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革命文化堡垒——听生活书店老店员仲秋元讲抗战故事

    新华社北京８月３０日电（记者 周玮）“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９４岁高龄的仲秋元指着《中国人民救国会纪念文集》扉页中的这段话给记者看，“这是抗战胜利那一年的冬天，毛泽东对救国会负责人说的一段话。我们就是毛主席说的‘文的’！”

    生于１９２０年的仲秋元，曾任三联书店首任经理、文化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期间，他是生活书店的会计。２０１４年秋，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９周年之际，这位年过九旬的生活书店老店员，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安静的小院里，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民族危难之时出版书刊、宣传抗战、鼓动民众的种种。老人的讲述，让人们得以循着革命出版事业这条线索，遥望７０多年前救亡文化运动配合军事斗争打赢正义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历史。

    倡导团结抗日：使一切识字和半通文字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看懂

    “日本打到枣庄，再不走就当俘虏了。”１９３８年春，从枣庄中兴煤矿一所职业学校商科毕业的仲秋元来到汉口找工作，直奔心向往之的生活书店——由“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办的书店。经过严格考核，仲秋元被录为会计。

    仲秋元赶上了好时候，那正是生活书店的“大发展期”：紧密配合抗战需要，出版《全民抗战》三日刊、救亡文丛等大量战时读物，以及《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论新阶段》“青年自学丛书”等大量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启蒙读物。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９年，每年新出版图书２００种左右，这是生活书店图书出版记录上最高峰的三年。在这几年，生活书店开设分支店５５处，超过其他同业。

    “我们要极力使我们的文化工作能影响大多数人……使一切识字和半通文字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看懂”。依据邹韬奋的指导思想，生活书店出版了《战时读本》《抗战建国读本》《战时妇女工作手册》等大量抗战通俗读物。

    仲秋元回忆说：“那些讲抗日的小册子，连字带画，老百姓一看就懂。”

    严词拒绝“合并”：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沦陷。仲秋元被派去甘肃兰州，成了分店经理薛迪畅之下的“二把手”。“我们的书刊不仅要供应甘肃，还有陕甘宁边区以及新疆。”他说。

    那段时间的西北，也是危险重重。“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去兰州，文化局的同志对我说‘你的名字在国民党的黑名单里啊’，我才知道，原来那时我和薛迪畅已经在国民党情报机关的黑名单里了，而且还注明‘此人已去重庆’。”本应是呼吸紧凑的情节，被老人家谈笑间一带而过。

    从兰州来到重庆，仲秋元看到的是跌入低谷的书店，分支店从５５处减为６处。国民党主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刘百闵找邹韬奋谈判，想把生活书店“合并”，被严词拒绝，进而威胁“不接受，到时‘全部消灭’”，邹答道：“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皖南事变后，凡进步爱国文化人士，随时都有被捕暗杀危险。“自从我来到生活书店，早已不在乎生死。”仲秋元说。

    革命文化堡垒：争取团结尽可能多的作家，出版尽可能多的马列主义、革命文化书刊

    “很多人到生活书店，是想去延安，想入党。”仲秋元说，“我想入党，但不知书店里谁是党员。到重庆后我就去新华日报，那里的同志说，你来晚了，由于很多人被捕，从１９３９年开始南方局下令不再吸收党员，好的同志可以培养，等到一定时候再吸收。”

    在这段时间，生活书店出版了一批不用其名义而以化名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书，如剖析苏德战争形势和前途的《论第二战场》《从防御到反攻》等。

    １９４３年夏起任总编辑的张友渔曾这样说：党交给生活书店的任务，就是要……争取团结尽可能多的作家，出版尽可能多的马列主义、革命文化的书刊，以发挥革命文化堡垒的作用。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以生活、读书、新知三店为核心的新出版联合总处成立，１９４４年联营书店成立，１９４５年探索三店合并、试办联合生产部——生活书店奋斗史翻开新的一页。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９月３日，重庆各界举行胜利大游行，全城欢动！

    “那时候，真高兴啊！”抗战胜利三个月后，仲秋元迎来又一件高兴的事情：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位是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一位是仲秋元的夫人何理立——江姐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