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美两国领导人正式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两国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至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同时，双方还确定了在低碳、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中美减排目标的宣布，对全球减排有何示范作用？《联合声明》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我国的节能减排目标要如何实现？2014年12月5日10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副巡视员孙桢作客中国政府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并回答网友关心的问题。

    《联合声明》发布背景解读

    据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副巡视员孙桢介绍，《联合声明》发布的第一背景是国际社会要在2015年达成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新的协议，为此要求各国在2015年第一季度或者更早的时候宣布自己国家在2020年以后，在气候变化方面要做出什么贡献，等于各国都要宣布这个事情，因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也是宣布各自2020年后的减排贡献。第二个背景是从我国自身来看也还要有一个治理雾霾、能源革命方面的背景，所以也需要对温室气体减排和能源的长远发展有一个目标。第三个为什么是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发表声明，也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合作一直强调发展务实的合作，而气候变化也正是开展务实合作的一个领域，所以今年双方就此进行了沟通，确定要在合适的时候发表这样一个联合声明。

    中国对气候变化所设目标既考虑对世界负责也考虑可行性

    接下来，孙桢又谈到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为什么要求各国都要有一个长期的目标？这是跟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是有关的。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今年发布的第五次报告来看，为了控制全球升温不超过两度，需要各国进行更有力度的减排，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对于低碳发展的道路做出长远的规划。我们国家最近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在长期的深入研究基础上才提出这样一个目标。现在宣布是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将努力早日达到这个峰值；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另外我们还研究了中国碳强度下降的问题，还有中国森林蓄积量发展等问题。这样一个目标既考虑到要对世界负责任，也是要做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而不是说不做任何事情就能达到，同时也考虑到了它的可行性。

    体制机制改革对实现国内2030年峰值目标非常重要

    孙桢介绍，关于实现温室气体以及整个气候变化目标的路径，应该说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工作就包含了这样的路径，最近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年-2020年）》，其中就规定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加强能源节约，增加森林及生态系统碳汇，控制工业领域排放，城乡建设领域排放，交通领域排放，农业、商业、废弃物处理领域的排放和倡导低碳生活等等这些方式。归纳起来这个目标是比较高的，既要实现蓝天白云的目标，同时在气候变化方面还要防止一些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适应气候的变化。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关键是怎么样把成本降低，这是需要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同时也需要企业来开展技术创新。因此，这里面的发展路径要进行认真的设计，因为峰值的实现有一个爬升到下降的过程，最好是能够实现一种“弧线”的转弯，而不是造成陡升、迫降的情况。所以这个过程中政策的设计，特别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就非常重要。

    遏制畜牧业碳排放量的相关政策及下一步措施

    孙桢接着介绍说，农业的碳排放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比例，从我国现在来讲，根据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年-2020年）》当中我们专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里面专门有一节提出要控制农业这方面的排放，这个规划已经在网上公示。这里面就包括积极推广低排放、高产的水稻品种，改进耕作技术等低碳方式，包括农产品秸秆综合利用等等方面，我想农业对环境也要更负责任，因为农业我们也在转向更加规模化，很多农业现在都出现了一些商业化，也有投资的，所以这些并不单纯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还要看到其中的一些变化。当然，我们的目标谈的是二氧化碳，我们的农业和畜牧里面还有一些像甲烷还不是二氧化碳，我们现在所采取的主要措施还是在能源领域，因此，下一步我们还要去研究非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中方对于利马会议成果的期待

    据孙桢解读，今年年底，就是现在正在举行的利马会议是达成2015年协议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国政府希望利马会议能够落实《巴厘路线图》的成果，要取得积极进展，要求发达国家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力度，兑现技术转让的承诺，也希望公约按照既定的方向推动2015年的谈判进程，中国政府支持利马会议取得成功，希望会议还是要遵循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协商一致的原则，维护多边进程的有效性。中国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构成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法律和道义基础，20多年来被证明是有效的。

    气候协议应体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孙桢介绍，关于之后的协议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上，遵循公约的原则架构，特别是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等等，统筹兼顾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加强公约在2020年后的全面有效和持续的实施，推动各国通过最广泛的合作和务实的行动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应该看到，当前在世界南北之间的发展鸿沟是仍然存在的，2020年后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国情、能力等方面仍然还会有一定的差距，未来的国际气候协议要正视并且尊重这一客观现实，相关的机制安排应该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一方面世界各国都要加强行动、深化合作，竭尽全力保护气候、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确实要继续率先大幅度减排，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以后也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之下，在发达国家的支持之下，进一步加强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中国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孙桢最后谈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将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的阶段和应尽的义务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在2020年后采取更有力度的行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还会进一步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在利马会议的第二周会有一个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开发署一块联合举办一个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高级别研讨会，创造一个平台，和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一块商讨如何加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我们国家今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宣布中国将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所以我们也要通过这次会议研究一下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方面如何来做，如何能够做得更好，如何能够真正帮到这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司徒宇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