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３月７日电

“权”“利”捆绑何时休？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治理“红顶中介”乱象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在各级政府部门加速简政放权的同时，却也有一些“红顶中介”悄然从政府手中接过认证、审查、评估等审批权限……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清理规范中介服务”。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就如何治理“红顶中介”乱象展开热议。

“红顶中介”蚕食简政放权改革红利

从一年收取医药企业赞助８．２亿元的中华医学会，到审计署去年６月公布报告显示：１３个中央部门主管的３５个社会组织和６１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等方式取得收入近３０亿元……

回顾２０１４年，“红顶中介”一词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和中央政府文件中。在党和政府提出简政放权的背景下，一些被社会称为“二政府”的“红顶中介”乱象显得尤为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调研发现，虽然政府不断推进简政放权，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简政放权确实“走样”了。

“‘红顶中介’一类是指由政府转型过来具有审批权的组织；一类是捆绑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协会，主管部门有一部分职能隐藏或者直接委派给这类协会；还有一类机构是一些主管部门退休领导在任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说。

代表委员表示，近年来，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各地政府大力减少审批事项。然而一些地方的“改革红利”却让中介机构截留。“红顶中介”乱象导致一些企业负担不减反增。

“简政放权在做‘减法’，‘红顶中介’却做‘加法’。”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红顶中介”已成为政府部门与中介机构形成利益链条关系以权谋利的工具。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全国人大代表、长春新大石油集团董事长刘桂凤深有感触地说：“‘红顶中介’现象不仅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抑制了市场经济活力，还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吞噬了简政放权的改革红利，必须予以遏制。”

屡禁不止缘于“利益捆绑”难剥离

“环评技术服务市场‘红顶中介’现象突出”“文化部文艺评奖中存在‘暗箱操作、利益交换’”……今年２月份，中纪委官网“晒”出了去年对环保部、文化部等部门的巡视问题“账单”。

为何“红顶中介”屡禁不止？记者采访了解到，对一些中介机构而言，带上政府部门的“红顶”就能“旱涝保收”，“查得再严，也想方设法另设名目来依附上政府权力‘靠山’”。

事实上，作为一种备受诟病的权力腐败，“红顶中介”由来已久。这些“红顶中介”有的是因各地政府机构改革转型而生且拥有变相审批权，有的则干脆就由政府主管部门退休干部把持凭关系揽活，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利益攫取和分配的链条。

“‘红顶中介’的存在折射出政府不愿意放权的现实。”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刘志彪认为，一些部门将审批权取消后，由指定的“红顶中介”承接，只是将审批权的“红章”从政府部门的“左口袋”转移到了“右口袋”。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部分代表委员认为，“红顶中介”之所以屡禁不绝，根本原因就是少数地方和部门过于“任性”，不愿意放权，这已经成为影响行政审批改革的最大顽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直言：“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不愿意放权，归根结底还是‘利益捆绑’在一起。因为他们手上现有的权力养了一批人，甚至肥了一批人。”

摘掉“红顶子”必须彻底斩断公权私欲

“想要治理‘红顶中介’，必须进行触动现有政府部门权力以及背后利益的改革，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斩断背后的利益链条。”刘志彪认为。

“红顶中介”乱象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指出，要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加快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着力铲除滋生腐败土壤。

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国务院审改办负责人吴知论表示，整治“红顶中介”的要害点不在于中介，而在于中介和审批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治理，一是把联系割断，二是把联系公开化。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副市长谢双成建议，应建立权力程序清单，即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规范，不仅国家部委要公开权力清单，省市县的权力也应该公开，并制定时间表。

“彻底斩断公权私欲是杜绝‘红顶中介’的根本所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建议，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建立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从源头上摘除“红顶中介”这颗毒瘤。（新华社记者：孙铁翔、熊争艳、吴雨 参与采写记者：宗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