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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７日电（记者 毛海峰 周琳 凌军辉 关桂峰 袁汝婷 李劲峰）作为市场“神经末梢”，中小企业对简政放权带来的变化最敏感。近日，记者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南、湖北、陕西等省份调查时了解到，中小企业主对中央此项举措纷纷挑大拇指称赞，但也坦率讲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执行效果打折扣、一些该放的权力还没放、部分基层干部懒政隋政，让他们有时觉得“不解渴”。 怎样破解权力下放“落地难”？ 权力下放后，如果政策衔接不畅，就会导致“落地难”。 有些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落实时间较长。 陕西省一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说，今年５月初住建部就发了文，允许民营企业自己选择施工单位，不再需要招投标。“这个文件不错，但是一些地方至今没有动静，我估计一年以后能执行就不错了。” 配套改革跟不上，简政放权效果也会打折扣。 中小企业对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反映普遍比较好，但是，一些地方改革后，“先照后证”让营业执照办理变得方便、快捷，而变为后置审批的部分许可证办理起来依然难度大、耗时长，影响企业的开业进度。 陕西商洛市一家建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早早拿到了工商营业执照，但由于建筑企业资质证书迟迟没办下来，他的企业还是不具备参加工程招标的资格。 不少企业负责人认为，简政放权改革需要加强“整体思维”，统筹推进，多考虑配套环节的可操作性，为先行者提供更大范围的支持。 全国最早试点“一照一码”改革的江苏宿迁，只因后续的改革措施跟不上，至今存在着新旧系统并行的尴尬局面。如果按照“一个营业执照一个登记号码”的编码规则，企业登记号码为１８位编码；而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企业的注册号仍为１５位编码。 据了解，正是由于改革先人一步，宿迁的企业登记号码系统与其他地区乃至国家的系统并不兼容，只得同时保留原有系统。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链？ “上面暴风骤雨，下面雨过地皮湿。”部分中小企业主反映，两年多来，国家大力推动简政放权，但是一些与企业实际利益相关的职能部门至今尚无实质性动作。 上海一所高校的产业园负责人对记者说，进行基建时，消防部门至今仍要向企业推荐施工队和相关消防设备，而且施工队的报价要比市场高一半，甚至翻倍。 西安一家工业地产老总则谈到一次在环保部门的遭遇：“为避嫌，他们决不推荐环评单位，但是如果你找的不是其关联的单位，即使找全国知名的环评单位，环保局会拖着不办事，１个月通过的环评可能拖到５个月。” 更让中小企业主不解的是，有的地方不仅没有简政放权，反而把原来下放到基层的权力上收回来。 西部一个省会城市，先后对国土、规划、环保实行了垂直管理，一些原来下放给开发区的权限，被纵向集中回来。当地高新区的国土部门，以前还有公共基础设施的土地审批权，但现在这项审批权上收到市国土局了。如今企业到高新区国土部门根本办不了实事，递送的资料得由高新区再转交到市国土局办理。 部分中小企业负责人认为，一些地方简政放权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改革损害了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他们甚至不惜阻挠改革。 中部地区某市工商联负责人讲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家公司投资的花鸟市场原本只需要一本房产证，但房管部门要求企业将花鸟市场分割成１２份，办理１２本房产证。企业后来发现，花鸟市场用于抵押贷款时，银行要求房管部门对房产证盖章，每盖一个章就要收费５５０元，１２本房产证要盖１２个章，收费６６００元。仅此一项，房管部门就可多收费６０５０元。 一些企业负责人认为，要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必须打破既得利益链，将简政放权的推进力度与干部考核挂钩。西安一家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贾先生说：“简政放权到底成效如何，应该由改革的受益者——企业和老百姓来评判。这样的考核对官员才有压力，才能倒逼基层政府真正落实简政放权。” 警惕“懒政之害胜于腐败” 简政放权，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使官员更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不该什么。然而，对于简政放权带来的种种变化，企业坦言“有喜有忧”。 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董事长说：“一方面，以前即使是上级领导同意的事，下面的人往往也要‘卡一卡’，给点好处才给认真办，如今‘吃拿卡要’的现象少多了。但另一方面，不愿意承担责任、“打太极”不办事的官员基层仍然存在。” 他的公司在一个城市搞一个项目，“局长批了，副市长批，副市长批了市长批，由于项目涉及教育和交通等多个部门，光有领导批示，最后仍然很难推进。” “懒政之害胜于腐败。”西安从事化工生产的一位老板感慨，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和生命。有些基层官员不作为，一个“拖”字，完全可以把企业整死。他的企业出口项目需要到质检、海关等部门办理手续，一旦这些部门拖延办事，出口时间错过了合同约定期，仅违约金一项就会使企业损失惨重。 “比方说，他们表面上承诺，一件事只需７个工作日完成，但工作人员只要在第六个工作日给企业找个小毛病，如递交的材料写字不规范、章子没盖好，就可以把材料退给企业，然后重新计算７个工作日。”他说。 一些受访企业界人士表示，目前简政放权主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企业基本是被动接受，如果企业能成为一股自下而上、推动改革的力量，将会加速改革进程。 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府权力运行要公开透明，不仅公开结果，而且公开过程，打消企业顾虑；二是通过司法改革，切实保护企业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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