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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0名外国专家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这是中国为外国专家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自1991年设立以来，已成为我国引进国外人才和智力工作的一项重要激励性和导向性政策措施。本报记者采访了其中4位获奖者，记录他们为中国发展进步做出的积极贡献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艾德·穆尼 用丝路精神深化科研合作 “感谢中国政府对我工作的肯定，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应属于我和西工大的科研团队。”当记者祝贺艾德·穆尼荣获今年中国政府“友谊奖”时，他的笑容中流露出谦逊，甫一落座便向记者讲述起他和西北工业大学的愉快合作。 2011年，在广州召开的国际复合材料与结构大会上，来自法国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大学的穆尼教授，就材料与结构力学发表精彩演讲，深深吸引了西工大机电学院教授张卫红。“相见恨晚”的感觉，让两位材料力学专家足足畅谈了两个小时。“我们的研究领域有交集，谈得很投机，当时我便接受了西工大的盛情邀请，我觉得我们的合作肯定会取得成绩。”穆尼回忆起当初的这一幕，觉得缘分就是合作的良好开端。 穆尼在法国创建了“材料与结构”研究组，并担任欧盟委员会独立专家，在结构与材料力学，尤其在形状记忆合金、先进复合材料与结构的数值模拟与优化设计方面研究贡献突出。 2012年年初，穆尼正式被西工大聘为外籍专家，每年来学校工作6至8个月，承担硕士和博士生的教学任务。依托西工大在材料科学以及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雄厚科研基础，穆尼与张卫红共同主持的“先进智能材料与结构的力学行为分析与优化设计”联合研究团队很快建立起来，对智能材料的本构建模、复杂力学行为的数值模拟、轻量化智能结构的优先设计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也正由于这个位于国际科技前沿的研究项目，穆尼当年入选中国首批“外专千人计划”。 “这个特聘证书给了我干好工作的动力和信心。”在西工大，穆尼找到了和在巴黎实验室工作一样得心应手的感觉，而且一些互补的工作方式让他与中国同事配合默契，与学生互动愉快。他告诉记者：“西工大的老师和学生都有非常积极的钻研和探索精神，尤其是这里的学生求知欲强，作为老师，我特别喜欢，这也是教学相长的动力。” 穆尼为研究团队做出的贡献也令西工大人深深敬佩。“作为入选专家，穆尼获得300万元人民币科研经费，他把这些费用都投入到实验室建设中，并利用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帮实验室引进了一批急需的先进器材设备，还从德国等地采购回差式量热扫描仪，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提供了精确数据保障。”和穆尼共事3年多的朱继宏教授告诉记者，这里的实验室就像穆尼的孩子，他努力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带领研究团队不断向科学高峰冲刺。 “中国政府实施的引智战略是我来华工作愉快的根本保障。3年前初来乍到时，国家外专局的领导专程来西安看望我，并承诺为我提供最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服务；西工大校领导也来到实验室关心我的工作。他们对外籍专家的高度重视令我特别感动。”穆尼坦言，在他与多国同仁的合作中，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上到下重视引进人才，能以战略眼光、开放胸怀、友善态度和真诚服务来支持外国专家工作。 “今年获得‘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和西工大给予我的无上荣光。我的工作在这里得到充分肯定和支持，我没有理由不为西工大科研和法中科技合作竭尽全力。”2013年，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访华期间还专门接见了穆尼教授，对他在中法科技教育交流方面的努力给予赞扬。 创新靠人才，引才靠环境。穆尼认为，正是基于中国对创新人才的多方培养，同时辅以诚邀全球优秀人才合作，“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的很多目标都会实现。比如，他指导的西工大智能材料和结构研究团队就是着眼对未来高精尖领域的材料研究，涉及在航空、宇航、生物医药、交通工具、纳米科技等方面的广泛应用。 “科学探索无穷尽，我们的合作也无极限。”谈到和西工大合作的时间表，穆尼调皮地说，“只要西工大不赶我，我希望和他们合作下去。”来华工作的最初目标已经实现，他与中方合作团队的科研成果不断发表在《国际非线性力学期刊》《国际固体与结构期刊》等世界知名学术刊物上，下阶段的任务就是在扩大研究团队的同时，介绍更多的国际知名专家来西工大传经送宝。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长安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现在，西安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一环。穆尼微笑着对记者说：“和西工大合作的意义越来越深远，通过这个平台，我把欧洲的学者带到西安，把西工大的学生推荐到巴黎实验室、土耳其海峡大学、阿联酋哈里发大学去深造交流，这难道不是延续丝路历史、传承丝路精神吗？我们的成功合作，得天时地利人和，必然会走得更远。”（记者 李琰）
闭同葆在产品装配现场检查工作。王重彬 摄 将客户需求融入产品定义 美国工程机械专家闭同葆是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副总裁。2007年，闭同葆加入柳工。8年来，他为柳工的产品技术提升、研发体系建设和研发效率提高做出卓越贡献。 引进柳工产品开发流程（LiuGong Development Process， 简称LDP）就是一个例子。以前，柳工的研发模式缺乏前期规划和市场研判，产品定义不清，研发过程与采购、生产制造、营销等部门脱节，造成产品成本高，库存积压，因为设计出来的产品往往不是客户真正想要的。为改变这种状况，闭同葆将国际先进的集成产品研发流程与柳工的实际情况相结合。LDP更注重前期调研和策划，花费大量时间决定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同时，协调好市场、财务、生产制造等环节在产品研发过程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研发效率。“如果前期各种问题考虑比较充分，有一个好的产品定义，产品开发成功的几率就很大。”闭同葆说。果然，首批经过LDP流程研发出来的产品，一经投放市场就大获成功。 柳工研究总院副院长朱斌强告诉记者，LDP是对柳工研发工作观念和工作方式的重大变革。LDP实施前，研发人员只会闷头苦干，经常是自己觉得已经很努力了，但做出来的产品成功度不高。LDP促使研发人员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避免了无用功和资源浪费。 随着柳工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闭同葆开始分管柳工波兰子公司以及欧洲工业设计中心。他用3年时间帮助柳工波兰子公司走上正轨，并一手打造了柳工在英国、北美等地的研发团队，为柳工引进了大量国际化人才。他还建立了一支懂技术的产品经理队伍，将国际市场的客户需求、产品问题反馈回来，以推动产品的国际化。 闭同葆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企业走向国际舞台。中国企业一方面要了解自身存在什么问题，学会有效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了解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并将客户的需求融入产品定义中去。“倾听客户的需求说起来容易，实则不然。如果我问5个客户同样的问题，很可能会得到5个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们要调查并了解答案背后所反映的客户真正的需要。”闭同葆强调道。 闭同葆非常严谨，一贯以高标准和严要求对待工作。朱斌强说，开产品评审会的时候，闭同葆会关注3款产品为什么用3种不同的倒齿，一款机器的机重为什么在产品定义、设计和实际生产制造时都不一样。对此，闭同葆说，机械工程由细节决定。如果你想创新发明，首先要能高效、出色地完成最基本的事情。 生活中的闭同葆却并不古板，而是平易近人、非常有情趣。他喜欢下厨且做得一手好菜，邀请过很多同事到家里做客，一道烤三文鱼让同事赞不绝口。他还喜欢园艺和木工活，专门提出在柳工新的全球研发中心大楼开辟一块种植园，每个员工可以分到1平方米的土地，可以种任何植物。他还自己掏钱请人画了工程机械产品的手绘画，用来装饰研发中心的走廊。 8年了，闭同葆当初来柳工的很多想法都已经实现。“我喜欢挑战，这是我来到柳工的原因之一。非常感激柳工，为我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使我的很多构想得以实现。未来我还要在柳工继续圆梦。”柳工，对闭同葆来说，已经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舞台。（记者 刘慧）
理查德·查尔斯·霍顿 提升中国医学国际影响力 在荣获今年中国政府“友谊奖”的外国专家中，有一个人特别引人瞩目，他就是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总编辑理查德·查尔斯·霍顿。 2004年，在霍顿主导下，《柳叶刀》开始发行中文版，将精选论文翻译为汉语，降低了原版杂志的阅读难度，拉近了中国研究人员与世界顶级医学研究成果的距离。2008年，霍顿再开风气之先，创办《柳叶刀·中国专辑》，为中国医务工作者搭建与世界级专家沟通的重要桥梁。这些举措方便中国医生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快速了解国际前沿科研动态，并为中国医学研究成果在《柳叶刀》上发表创造了条件。 目前，中国向国际顶级医学杂志的投稿数量与质量都呈跳跃式增长。以《柳叶刀》为例，中国发表文章数量已跃居为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这些数字反映了中国临床医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霍顿曾这样评价：“中国在学习其他国家改革经验的同时，也为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卫生问题提供了研讨的证据，并最终将促进提升全球医疗卫生质量。” 霍顿主张，一方面要提升中国医学的研究水平，为中国政府制定卫生政策、中国医生救治病人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要将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积极探索、取得的巨大成就介绍给世界，让世界更加客观、公允、全面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关注中国。讲到激动处，霍顿起身拿起一份当天的外刊说：“一些西方媒体每天都在丑化、妖魔化中国，妄图蒙蔽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我来中国很多次，接触到的方方面面，绝不是他们嘴里讲的模样。当今世界以西方思想和英语来报道和传播科学研究的格局即将结束，中国有着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柳叶刀》就要做这样的桥梁。” 2011年，每年发行一期的《中国专辑》一度遭遇“流产”，原因是高质量的稿件数量不够。霍顿认为，《中国专辑》绝不会因为缺稿而降低对中国研究人员文章的评判标准。这不仅是出于对中国研究者的尊重，更是对他们的鞭策。有一次，霍顿发现编辑部退回一篇来自中国的稿件，他仔细阅读后，觉得稿件符合上版要求，使其“起死回生”。事后，霍顿对英国同事说：“对于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我们编辑时需要慎重考虑，不要轻易‘毙稿’，也不要滥竽充数，否则，医学界以欧美研究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就不会打破。” 霍顿愉快地回忆起在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之初，和韩启德、陈竺、柯杨等中国朋友一起讨论的情景，也回忆起由于对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积极支持，自己曾受到一些西方人士的质疑和攻击。他说，“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坚定支持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绝不会因为个别狭隘的声音而停下我的脚步。” 1823年，托马斯·瓦克利在创办《柳叶刀》时讲道：“柳叶刀犹如尖顶拱窗，让光亮透入，锋利的手术刀亦然。”借此寓意，这份杂志立志成为“照亮医界的明窗”。霍顿服务于《柳叶刀》20多年，并长期担任总编辑，秉承其立刊精神，对促进世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投入了巨大热忱和心力。《柳叶刀》通过与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等建立广泛深入合作，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国际先进研究方法的医学研究领军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工作惠及上万名医务人员、学者和学生，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医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记者 高石）
披拉沙教授（前右一）在中国查看农作物种植情况。披拉沙 供图 为中国培育优质豆类品种 在泰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本报记者见到了刚刚开完学术评审会的披拉沙·斯乃文教授，他虽已年逾花甲，依然精神矍铄。披拉沙是世界著名的豆类育种专家，现任泰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亚太育种协会主席。 作为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他与中国的结缘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中国刚刚向世界敞开国门，各个方面，特别是农业科技领域十分渴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一大批中国农业科技人员被选派出国留学，其中包括学习绿豆育种和栽培技术的人员。作为绿豆育种专家，披拉沙在华裔学者杨又迪教授的联络下，接收了许多中国留学生。面对这些刚刚走出国门的年轻农业科技工作者，披拉沙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知识的强烈渴求。 1987年，披拉沙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当时许多人为了与我探讨绿豆育种和栽培技术，不远千里，甚至用数天时间搭乘火车来到北京，这让我特别感动。”正是这种感动，坚定了披拉沙与中国合作的决心。此后，披拉沙频繁往返于中泰两国，每次来华都随身携带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他为中国同事准备的种子等种质资源。“中国同事非常刻苦，每次都会认真播种我带去的种子，并细致观察记录成长状况。这种踏实工作态度，我在其他国家未曾见过。”披拉沙赞许道。据统计，近30年来，披拉沙教授无偿赠送给中方的各类种质资源达1000多份，其中许多品种在中国广泛种植。 作为农业科学家，披拉沙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说，农业在泰中两国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两国农民也一样朴实。他在中国工作时，经常受邀来到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户和企业答疑解惑。在中国工作期间，披拉沙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合作选育的绿豆品种，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绿豆产业的抗虫性问题。此外，他协助中方培育出省级以上审定或鉴定的豆类品种12个，合作育成的绿豆、小豆等食用豆品种的种植面积占江苏等部分南方省市的85%以上，带动了当地农民致富。未来，披拉沙还将与中国同事一道，选育出耐盐碱绿豆品种 ，以适应土壤条件欠佳的地区。 在指导科研和生产的同时，披拉沙教授还孜孜不倦地帮助中国培养人才。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已指导培养了多名博士和博士后，并通过各类培训机会为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授课，培训各类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3000余人次，其中不少人成为各地区的科技骨干。谈到这些学生，披拉沙教授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学生非常认真勤奋，而且富有进取精神。 对于中国政府提供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披拉沙教授感触良多。“中国政府和合作机构为我们这些外国专家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便利的生活条件，中国领导人也一直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今年1月，披拉沙教授荣获2014年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是获奖的7名外国专家之一，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会见获奖者并颁发奖项。谈到这里，披拉沙教授一下坐直身子，激动地对记者说，“这是中国政府对外国专家的高度重视，更是我的荣幸！”对于荣获2015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披拉沙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农业科学家与他的愉快合作，也是对不断深化泰中农业技术合作的极大鼓励。 披拉沙与中国结缘30余年，也是中国日新月异的30余年。他认为，中国的迅猛发展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从世界各地汇聚这里。特别是最近5年，他明显感到来华的外国专家人数迅速增加，中国正在成为他们事业发展的热土。“我走遍了近半个中国，今后还想走下去，继续为中国的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披拉沙说。（记者 张志文）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陈景斌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