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https://www.gov.cn/

凤凰网:“陷阱”迷思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写在纽约“李奥会”成功举行之际

2016-09-20 23:25 来源: 凤凰评论
字号:默认 超大 | 打印 |

“中美需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写在纽约“李奥会”成功举行之际

中美关系一向是全球国际政治光谱中的耀眼一道,特别是在G20杭州峰会期间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习奥会”刚刚落下帷幕仅仅半个月,李克强总理又在纽约会见奥巴马总统。此次“李奥会”被外界不约而同地解读为是“习奥会”的延伸和拓展。中美如此高频度的高层会晤,折射出中美之间利益交织的深度和广度,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两国间存在许多亟待沟通解决的重大事项和问题。美方政界和学界对于未来中美关系能否稳健前行、两国之间能否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从而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虑及甚深”,李克强总理带着对这些被关切问题及回应,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又与美国经济金融界、智库和媒体直面交流坦诚对话,这无疑对增进双方的信任、扩大战略交集和共识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中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以及与美国经济体量日益缩小的事实,使得全球权力转移和“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成为近些年讨论中美关系的主要话语之一。但是将中美问题简单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个迷思。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据此研究了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大量案例,得出结论是,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将这种现象冠之以“修昔底德陷阱”,并用于定性中美关系。艾利森的研究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战略策对的当下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当年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久又加速推进TPP谈判,意在遏制中国以及与中国争夺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战略意图已昭然若揭。随后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相继被点燃,亚太安全环境严重恶化。美国持续强化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主动态势,不断渲染中国“威胁”,加强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军事盟友的合作。从军舰和军机威慑到部署“萨德”,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呈逐渐升级趋势。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8月艾利森的研究破壳而出,他认为,太平洋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已訇然洞开、崛起的中国开始挑战美国霸权地位。


理论地看,无论是修昔底德那段有关大国关系的名言还是艾利森的相关量化研究,其基底构筑都是遵循现实主义思维逻辑,即权力分配和敌意-友善法则决定着国际政治中国家间关系性质。这种物质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权力的转移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必然会导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乃至战争。比如,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海默斯依据这种理论逻辑提出,中国无法实现和平崛起以及中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他认为这并非基于中国的文化因素或者国内政治因素等等,而是基于现行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体系。这种战略思维作用下,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高科技和军事问题等领域出现的分歧和问题,都很容易被放大和过度政治化。

但是,对上述所谓历史逻辑持不同看法的一些学者则提出,现代的对位大国关系与以往相比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范式变化,由于当前战争的成本空前提高,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了“大国无战争时代”,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互动模式也因此发生质变,对位国家争夺的是国际影响力,其途径不再是战争,而是在国际“寡头市场”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比如当今的中美、美俄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更是认为不能用历史经验来简单地解释现在的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因为国际关系发生了与过去不同的革命性变革,比如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核武器的出现、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国际法国际准则的作用、以及武力在处理国家冲突中的效用大大降低,等等。约瑟夫·奈就是这类观点的始作俑者,他对中美两国在管控分歧处理好冲突方面及对中国和平崛起一向持乐观见地。

“修昔底德陷阱”逻辑还包含了新兴大国必然挑战霸权国家的隐形假设。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种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霸权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占绝对优势实力,从而胁诱其他国家参加自己的体系。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干着帝国主义的行径、用武力干预别国内政以及掠夺他国财富。虽然美国被西方学者归为不同于历史霸权国家的一种“制度霸权”,甚至基欧汉认为这种霸权提供国际公共商品因而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保障,但是,这仍然是一种霸权。既然是霸权,就无法摆脱霸权必然衰落的历史宿命。

长远来看,霸权也只是一种历史产物,在历史中产生又在历史中消亡。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很有可能使美国成为“末代霸主”。从这点来说,霸权同样适用本尼迪克特发明的那个术语“想象的”( imagined ),即,“想象的霸权”。也就是说,它的形成是一个认知过程。然而其认知的先决条件,亦即全球化时代以来人们理解世界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核武器的扩散导致的霸权成本升高,国际组织和区域国家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作用等等,这些全球政治中最深刻的变化,使得支撑旧的国家间关系的观念认知丧失了统治地位。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是,霸权国与挑战国(或者新兴国与守成国)那种陈腐的大国关系的二元视角遭到质疑。民族国家这种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范式开始被“文明”、“地区共同体”等等替代。虽然“永久和平”尚难以企及,但是地区性各种安全共同体出现了,比如东盟、欧盟,这些“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这一地区的人民对和平的变化持有可靠的预期”,从而开始超越国家间那种传统的“零和博弈”性质的结盟对抗关系。面对单凭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全球难题以及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地球村”、“全球共同体”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种背景下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呼之而出。可见中国提出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其本身是一个科学研究问题,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

那种被许多西方学者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中美双边关系,无法被抽象为霸权国与挑战者关系。霸权终将成为历史遗物,而导致美国丧失霸权的只能是美国,——如果美国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依旧用旧的霸权思维看待国际关系以及新兴大国的话,那么他将被时代以及其他国家抛弃。正如20年前一本名为《下个世纪谁最强:中美竞争的地缘政治与战略》(朱宁著)的书中论道:“在中美历史性竞争中,时间在中国这边,中国只要不输即赢,美国则相反”。由于霸权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因此其消亡可能也是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并不必然地带来战争与流血。而新崛起大国将在全球经济政治变革中应运而生,它所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再是过去时代的简单复制和模仿,而是一种基于时代呼唤的创新,包括国家间关系的相处之道、准则、制度、安全承诺等等。

作为世界仅有的两个超过10万亿美元年产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两大国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双方要必要增强战略互信,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充实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加强互利共赢合作,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妥善处理分歧与摩擦,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仅仅走进概念让其变成外交辞令那么简单,还要能走出概念,让它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外交行动。不仅是面对处理和管控当下彼此之间分歧,且要面向更长远的未来致力于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挑战,因此,脱离“修昔底德陷阱”迷思,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中国努力,也要求美国改变思维、调整政策。两国关系的良性与稳定,取决于战略交集,同样也取决于战略共识。中美之间需要扩大战略交集,这是避免中美关系波动的根本办法。我们常说,两国关系有经贸这块“压舱石”,但是对于国家战略来说,经济利益与核心战略利益相比仍然不在同一个天平上,因此还得有迎风破浪的船帆,也就是扩大经济利益之外的战略交集和共识。40多年来所形成的中美友好关系的基础,除了两国在经贸方面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利益需要,最重要的还有地区和全球安全领域的需求与合作。例如,中美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禁毒等方面,以及在气候变化、全球核安全领域都有成功合作,在伊朗、朝核、阿富汗、苏丹等热点问题上,双方也都有有效的协商与合作。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充分说明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今后中美可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扩大经贸、两军、执法司法、反恐、网络安全、人文以及地方务实合作,加强在朝鲜半岛、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中美加强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因而学界和媒体对于中美之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描述,实际上简单化了两国关系,也很容易使其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无论霸权本身,还是霸权与新兴大国关系,甚至新型大国关系其本质都是一个认知过程。换言之,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一个战略观念建构的过程,如果用一种“敌意”思维看待彼此,就会生成甚至强化这种敌手关系;如果是用“友善”目光看待对方,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康德文化社会”、进而出现对于“和平的可预期”。中美需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就这一意义而言,“李奥会”以及与智库、媒体等对话,有助于重塑中美战略共识、找到两国更好的相处之道,从而为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新动能。(朱宁,博士后、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

55标题图.jpg
【我要纠错】责任编辑:傅义洲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