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外交、巧实力：中美相处之道

中美关系走向既然是两国共同建构和认知的过程，这就使得中美关系带有不确定性，也包含了诸多乐观发展和朔造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说，李克强与能够影响美国战略及外交政策的智库、媒体和各界人士的沟通对话，正是中国国力增长、国际地位提升，运用“巧实力”，在探寻中美两大国之间的相处之道。

——写在李克强纽约经济俱乐部演讲发表之后

李克强在纽约出席第71届联大高级别系列会议短短三天里，先是“李奥会”，接着又与美国智库、媒体、金融经济界人士座谈，出席纽约经济俱乐部欢迎晚宴，以演讲、答问等多种形式与美国政要、学者、企业家对话沟通，展示了“强外交”犀利、儒雅且敏于行的大国范儿，也展示了中国“巧实力”的一面。重点回应的问题，比如，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中国会不会继续改革开放?中国会不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等等。国家利益决定外交政策走向，这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近代国际体系形成的标志。美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能够给美国带来巨大利益。据美国有关机构的测算，美国对华贸易和服务出口、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110万个就业岗位。虽然美国信息情报系统发达、智库之多之强堪称世界之最，但是这些问题的回应面对面出自中国总理之口，其分量和成色足令美国政、学、商各界决策者和研究者为之振奋，因此在出席名单中看到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财长保尔森、鲁宾、IBM总裁罗睿兰、时代华纳董事会主席比克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等这样的各界“大佬”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美关系走向牵动整个世界。作为古老文明国家的典范，中国以其璀璨的文化滋润了亚洲也深远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而美国则脱颖于近代世界，并且从上个世纪开始影响全球政治。当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超大国家，以经济规模第一和第二身份相握于本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舞台时，引发了各种战略猜想，尤其在南海争端发生之后，有关中美即将发生冲突的话题不断刷新各大国际媒体头版。

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有一点很重要：中国和美国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定义自己的利益和威胁。比如美国，宣称要“继续领导世界百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更是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安全需求和表述，仍然是冷战特有的思维和话语。按照这样一个战略逻辑，美国会力图维持其全球霸权、实施霸权战略，比如模仿古罗马，以帝国的方式统治世界。然而这种霸权形式，不依靠武力是无法维护统治的。遗憾的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战争成本高到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胆寒。除了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合法拥有核国家地位外，还有印度、巴基斯坦、朝鲜这样不合法拥核国家，以及以色列、伊朗等这样的匿核国家。尽管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但是，自1967年以来仍然平均不到10年就会出现一个核国家。核武器的惊人扩散速度加重了霸权统治成本和风险。

美国所追求的是绝对安全而非相对安全，这将使其堕入安全的黑洞。如果说战略和政策根据利益界定，那么很难据此找到美国国家利益的边界。美国国家利益是无边的，从国土安全、海外基地、公民安全以及盟国利益可谓无所不包。甚至，更多时候美国将利益与威胁混为一谈，威胁或者可能的威胁都被纳入到安全利益范畴。因此有人调侃美国用放大镜看威胁，用哈哈镜看地缘政治形势。美国所表现的实际是一种世界观和基本立场，即追求绝对优势和由绝对优势所保证的绝对安全。这样的战略定位可能迫使美国将有限的战略资源投入到无限的战略目标之中，最终无力支撑。按照吉尔平的霸权理论，为了支付维持霸权的成本，霸主国的经济剩余逐渐减少甚至消耗殆尽。一旦霸主国无力负担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成本，便不得已放弃霸主地位，让位于崛起的新兴国家。

如果美国遵循如此陈腐的战略逻辑制定它的安全政策，将会使其陷入两难维谷。它还将不得不面对众多大国崛起的事实，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类似欧盟、东盟等地区国家联盟。这样一个脱离现实的战略思维，还会导致美国战略选择的错乱。比如，它可能倾向于遏制战略和离岸战略，从而刻意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战略安全生态。特别是对东亚而言，它通过充当亚欧大陆的“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实施遏制战略直接武力介入该地区，那么就会引发地缘政治环境的多米诺效应，最终印证米尔海默斯所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保持平均9.8%的增长速度，这给美国带来极大战略焦虑。如果说过去40年，美国对华战略一直在接触战略和遏制战略上犹豫不决，表现出摇摆和迟疑。那么近几年来，美国国内已经有一股势力在推动美国通过TPP与中国争夺亚洲贸易规则主导权，以及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维持亚洲势力均衡，从而对中美关系发展导入更多不确定因素甚至是地区安全隐患。

美国若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予以遏制，将会犯下历史上最大的战略失误。对于美国担忧中国经济总量与其并驾齐驱甚至超过时，美中关系该如何相处的问题，李克强的回答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将会维持很长历史阶段。李克强曾多次引用孔子“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表达这一观念：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没有扩张的基因，也不能理解和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无法逆转，还因为国际关系发生了与过去不同的革命性变革，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核武器的出现、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国际法国际准则的作用、以及武力在处理国家冲突中的效用大大降低，任何崛起国家如果试图以旧方式获得霸权的话，都必然得不偿失。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新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崛起大国是建立在压倒性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之上的，然而衡量一国经济科技实力的标准，显然不仅仅是现有生产能力大小和经济增长，更在于该国经济自我改造和对全球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竞争机制使市场上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竞争优势是流动的,不断从一国转向另一国。也正因此，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导致霸权国家无法长期保持这种创新和适应能力而不可避免的衰落。历史地看，唯有具备这种能力的大国才能走得更远。中国政府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释放13亿人的无穷潜力和创造力，正是深远地预见到这一点。

美国实施全球战略，中国大战略主要关注国内安全以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两国的战略侧重不在同一个层次。但美国在东亚有驻军、基地以及军事同盟国家，这又使美国很深的纠缠在东亚，也必然地与中国战略安全利益交织甚至冲突。对美国来说，没有全球战略和海外利益，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对中国而言，只要经略好周边乃至东亚地区，就不可能不成为世界大国。这就是使得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成为摆在中美两国之间的重要课题。在中国方面，大国的相处之道恐怕是古老传统文化的自然延伸：中道。也就是在大战略上避免两头极端的方式，是大道至中，不偏不倚，走出新兴大国特有之路，择高而立、向宽而行。有此前提，中美还需要回答：（1）大国协调是否可能实现？以及（2）大国协调是否以地区、全球甚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增进为前提？这些协调与合作内容很大程度决定着东亚乃至全球的未来。如果做不到第二点，大国的协调充其量不过是重复着19世纪欧洲“大国一致”的陈旧国际政治文化，复制着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下的某种帝国形态，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将书写国际政治和全球历史的新页，从而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以及国家利益概念，迎来一个“和平可预期”的世界社会共同体，或者按照中国人的思维称之为“大同社会”。

从过去的几年看，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建立两军互信机制、打击网络犯罪、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推动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展示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说明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而且中美之间经贸领域潜力巨大。目前中美经济总量加起来占到全球的1/3。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中美之间年贸易总额接近5600亿美元，两国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量的1/5，并且这个增势依然强劲。过去8年，美国对其他国家出口增长了12.9%，而对华出口增长却达63.7%。两国关系虽有摩擦和起伏，协调合作却仍是主流。但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部署，强化排他性的同盟体系建设，同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纵容日本推行旨在摆脱战后束缚的“军事正常化”措施，给中美之间带来新的战略互疑。这些重大信号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人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加深了许多人对美欲对华遏制围堵的怀疑，推动中方考虑必要的战略应对。杰维斯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历史上出现过国际行为体双方均不希望发生冲突的情境中会发生冲突和斗争甚至走向战争的悲剧，其原因之一在于决策者的错误知觉。正是对信息的错误解读导致对情势的误判，最终导致非本意结果。就像前一篇文——《陷阱的迷思和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说过的：中美关系的现在和未来的好与坏是一个建构过程。这个建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其中观念（Ideas）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观念如同铁路岔道上的扳道工一样，决定着行动在利益动力的驱动。无论以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视域来看，“观念”都深刻影响外交决策：观念帮助界定利益充当路线图的作用，观念还能转化为制度发挥持久的影响。

中美关系走向既然是两国共同建构和认知的过程，这就使得中美关系带有不确定性，也包含了诸多乐观发展和朔造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说，李克强与能够影响美国战略及外交政策的智库、媒体和各界人士的沟通对话，正是中国国力增长、国际地位提升，运用“巧实力”，在探寻中美两大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当然，传递真实的第一手政策给美方，也有利于减少中美关系中的误判，使两国关系发展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从而行稳致远。（朱宁，博士后、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