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登峰]: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各位领导和新闻界的朋友出席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我们这次记者招待会的主题是介绍第九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有关情况，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出席记者招待会的领导和嘉宾：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沁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原国家语委主任柳斌；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颂；全国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著名演员王刚，全国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王小丫；出席今天会议的还有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赵建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普通话推广处调研员郝阿庆、彭兴颀。还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参与了今天的报道。
下面，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今天会议议程有七项，首先请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沁平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王刚同志颁发聘书和纪念牌
我这儿要解释一下，刚才没有给王小丫颁发聘书和纪念牌，因为王小丫是前几届普通话推广宣传周的形象大使，已经给她颁发了聘书和纪念牌，王刚是这次新增加的形象大使。
第二项，请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普通话推广处处长袁钟瑞介绍本届推普周的活动情况。
[袁钟瑞]:大家好！推广普通话是我们国家语言政策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各位都已经拿到了一本资料，资料里面有这次会议的新闻稿，我现在就有关的事情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它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必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使用语言约80种，其中汉语只是一种，而就这一种汉语来说就分为七大方言，每种方言又包括若干种次方言和土语。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小农经济社会，因此方言特别发达，而民族共同语普及的程度相当的低。这样一种语言生活，对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的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因此，克服语言障碍、克服方言的隔阂，就成为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社会工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推广普通话工作。1956年1月28日，中央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由陈毅副总理担任，同时国务院还做出两项决议，一个是2月6日发出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另一项就是《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到今天，50年过去了，今年3月份，教育部、国家语委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两个五十周年的座谈会，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了相应的学术研讨会。
早在1955年，少奇同志在听取吴玉章同志关于推广普通话工作汇报时指出，汉民族要有统一的语言，学校要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可以考虑做出这样的规定，老师在一定时期内学会普通话，今后凡是不会讲普通话的不能当教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在上个世纪末终于实现了这样一个设想。教师法规定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证书，要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水平。现在全国各地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大部分已经完成，所有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都已经拿到了普通话相应的等级证书。我们具体要求是一般教师要达到普通话的二级乙等，语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要达到普通话二级甲等，专门教授普通话语音的教师要达到普通话的一级，当然在广东、福建这样的重方言区，我们有一些变通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视察新疆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语言很重要，语言不通，就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各民族要共同努力来克服语言障碍。”而李鹏同志在2000年审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时候讲：“推广普通话这件事情要看得深一点、远一点。”1956年，国务院以指示的形式、规格启动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到了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就正式写入宪法（第19条）。随后《民族区域自治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扫除文盲条例》、《幼儿园管理条例》、《民族乡工作条例》，还有《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等都相继写进了推广普通话的内容。
特别要指出的是，2000年10月31号九届全国人大第1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年1月1日正式施行，在二十一世纪国家施行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部法在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推广普通话工作，目前我们采取的基本措施有这样三项： 第一项，目标管理，量化评估。主要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学校普及普通话工作进行目标管理、量化评估；二是对全国所有的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进行目标管理、量化评估。截止到目前，我们把全国所有的城市分成三类，其中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计划单列市为一类城市，其他地级市为二类城市，县级市及县城所在地为三类城市，一类城市一共有36个，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27个，也就是说27个城市已经宣布初步普及普通话，同时宣布社会用字基本规范，二类城市的评估现在在各个省也陆续启动。
第二项，普通话水平测试。普通话水平测试是1994年10月份由当时的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启动的，截止到目前，全国已经有大约两千万人次接受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并取得了相应的等级证书。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的等级要求，尚未达到要求的要分别情况进行培训。
第三项，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997年，国务院第134次总理办公会议批准每年9月份第三周举办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从1998年第一届到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本月的10日到16日将在全国普遍开展第九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目前全国推普周的活动由八家部委共同举办，这八家是教育部、中宣部、人事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八个部委联合成立了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目前领导小组的组长由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担任。从第四届推普周开始，按照部领导的要求，我们在方言区开展重点城市活动，已经承担过重点城市活动的在屏幕上已经列出，今年第九届有太原、运城、遵义、肇庆，运城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由于运城乙脑的疫情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按照山西省政府领导同志的要求，运城的活动推到10月份举行。
下面的画面就是去年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举行的第八届推普宣传周开幕式活动（见图），这是去年开展推普周的场面。2002年起，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丫同志应邀担任全国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到现在已经第五届，我们非常感谢她完全义务地、无偿地担任这样一个公益活动的形象大使，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刚才赵沁平副部长又向著名节目主持人、著名演员王刚同志颁发了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的聘书，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两位推普形象大使。
下面给大家看一看最近几届推普周的宣传画（大屏幕播放）。今年推普周的宣传主题是“五十年推广，新世纪普及”。1956年到现在，普通话推广已经五十年，五十年来，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解放初期，我们国家人口80%以上是文盲，文盲就谈不上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到了现在，根据五年前我们的调查统计，全国人口的53.06%会说普通话。这样一个数字，媒体有不同的反应。我们是这样看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原来文盲充斥的国家来说，现在有6亿多人口掌握了普通话，这是一个历史上了不起的进步。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加速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来说，这个数字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推广普通话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配合简化汉字推行五十周年和推广普通话五十周年，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行五周年，今年开展了多项纪念活动，这是在纪念活动中，101岁的周有光先生，周先生今年101岁，他是当年《汉语拼音方案》主要起草人之一。（图）这是今年也是在这个房间里，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看望和亲切慰问周有光先生。（图）这是今年3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座谈会的场面。（图）许嘉璐副委员长和陈至立国务委员在座谈会上。在座谈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国家广电总局副长胡占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在会上都有重要的发言。 今年推普周期间，全国各地将继续广泛地开展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感谢各位对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大力支持，谢谢！
[王登峰]:感谢袁处长做了一个图文并茂的介绍。下面进行第三项议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原国家语委主任柳斌同志介绍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相关政策。
[柳斌]:因为袁钟瑞把我要讲的都已经讲完了，所以我就补充说点看法。推广普通话非常重要，说重要，很重要，但是说不重要，忙起来，很多地方把这个事丢到一边去了。所以我们年年都要搞一次推普周，不但是一个推普周，实际上是要把推普工作经常化。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没有一种国家通用的语言，因为方言隔阂、交流思想、沟通信息成为一种困难，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交流都要受到严重的制约。好在我们的老祖宗从秦朝的时候起就解决了书同文的问题，但是语同音的问题就难多了。
我们国家方言很多，大概有几千种吧。一到南方，过一座山，说话就不一样，而且方言有很大的不同。我家是住在萍浏醴三县交界的地方，翻过后面一座山就是湖南的浏阳，跨过门口的河流就是湖南醴陵，我家乡在萍乡，小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人这个字萍乡话—“nin”，浏阳话“wen”。狗这个字，萍乡话是“gei”，浏阳话是“jiao”，有时候一些话很难沟通，我们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社会越是现代化，越需要解决一个通用语言文字的问题。所以，何况各民族、各大地区之间的沟通还存在更多的问题。
现在还有一个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现在汉语虽然使用人口有13亿多，好象是使用的人很多，但是其实主要是大陆人口，在世界上汉语并不是一种强势语言，世界上强势语言还是英语。我们中国人有的往往不以讲普通话为荣，好象在国际上一定要讲英语才受欢迎。其实在欧洲，在其他一些国家，都是以讲本民族语言、讲母语为荣的，我们在观念上也还有一些问题。我前不久就看到一则消息，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国际能源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法国的商人在会上用英语发言，希拉克总统站起来批评，说在这样的会议上不用法语发言，而用英语发言，难道是要让未来的世界只有一种语言文字吗，然后很生气，他就退出会场。我很佩服，作为总统，他有这样的魄力，以总统的身份去抗争，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由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国际地位在提高，汉语的地位也在提高，所以现在美国都出台了一项政策，布什还为此拨了款，要建立汉语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国外都要学汉语，学汉语学什么？学广东话、学粤语，还是学什么？不要人家学了一口话结果一讲还不是普通话。所以，我们推广普通话不仅仅是在国内有重要的意义，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意义。语言能力是一个人的一种重要素质，对于个人来讲是个人素质，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整体素质，所以要把普通话的问题提得高一点来看待。现在不是讲建设和谐社会嘛，不是讲建设终身学习的社会嘛，不是要讲建设创新型的国家嘛，解决这些大目标，需要各个方面能力的提高，但最基础的是要提高国民的语言文字能力。有国民的语言文字能力的提高，有国民素质的提高，然后才会有国民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这些方面能力的提高。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
国家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刚才袁钟瑞同志已经介绍了，首先是1982年修订的《宪法》里面有一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然后是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此也做了规定。这个法的第二条做了解释，什么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然后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总则的第四条就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和运用规范汉字的权利”，国家要为国民学习和使用普通话规范汉字创造条件，政府要采取措施，促进或推行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为此，这个法律还分门别类地做了具体的规定。比如讲对于国家机关规定了公务用语用字要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学校和其他的教育机构教学用语一定要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汉语出版物在语言文字的使用方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然后又规定了广播电视和公共服务的一些机构，包括机场、车站、码头播音、提供服务的时候都要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比较遗憾的是，我们那年到北京机场去检查语言文字工作贯彻实施情况的时候，北京机场向检查组汇报的分管语言文字工作的那位领导同志讲的是一口山东话，人家提醒他这是向语言文字工作检查组汇报工作，是不是建议他使用普通话，但是他使用不了。
法律还规定了信息处理、信息技术，涉及到计算机、网络，要符合《通用语言文字法》关于语言和规范文字的规定。这里面可能就出现一点情况，现在有一些网络用语的问题。对于网络用语的问题，现在语言文字界的专家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它的规范问题不是马上就去规范，而是要在一个时期里经过历史的沉淀，经过社会的筛选，约定俗成，到最后可能会有一些网络语言会被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所吸收，很大部分很可能经过一段时期就自然淘汰。就像解放初期讲的穿衣服，当时苏联的连衣裙，我们讲“布拉吉”，当时“布拉吉”这种叫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经过若干年还是淘汰了，没有人去讲，网络语言也会经过约定俗成，有个别的，确实大家乐于接受的、通用的，可能就进入了规范的系列，多数的东西可能就慢慢会淘汰。
我们在有关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对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一些岗位，对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应具备的能力还提出了更高一些的要求，比如播音员、主持人、演员、教师、公务人员，总的来说有的部门做的是相当好的，比如中央电视台他们在这个方面很严格，他们每念错一个字要扣奖金的，最低的也扣30元/字，有的扣50元/字，中央电视台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他们著名主持人现在都在进修普通话，他们普通话达如果不到一级甲等的要求，就要不断地进行进修，年年都要考核。有些部门对语言文字法还是贯彻相当好的。
我们还要一如既往的解决几个重点行业的问题。首先，要求党政机关在语言文字方面要发挥“龙头”作用，要求学校发挥基础作用，要求媒体发挥榜样作用，要求公共服务行业发挥窗口作用。大家齐心协力把推普工作推向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这项工作如果做好了，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一，这项工作做好了，会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普及和国家现代化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二，这项工作做好了，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三，这项工作做好了，对于扩大对外交流将会起到桥梁的作用。我就利用这点时间给袁钟瑞同志做一个补充发言。谢谢大家！
[王登峰]:感谢柳主任，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第四项议程，请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颂教授介绍目前语文生活中的热点问题。
[张颂]:大家下午好！语文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仅就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方面的问题谈一点认识和看法。第一个问题，广播电视为什么在语言传播方面要起榜样的作用，也就是规范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广播电视是大众媒体，广播电视主要是以有声语言传播作为手段，所以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对广播电视都非常重要。但是广播电视作为大众媒体，它的受众之广泛，效率之高，技术之先进，就要求在传播的过程里面，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文化和服务，以至于娱乐。
现在我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提到什么样的高度来认识？刚才柳斌主任讲到了要看得深一点，因为我们在广播电视推广普通话过程中，虽然是大力推广，国家有宪法，又有通用语言文字法，广播电视也有一些法规，还有一些措施，比如扣奖金，听评工作的开展，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阻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我们的推普工作当中，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层面，还没有深入人心，所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知晓度对大家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么一部法，现在知道的人不是很多。
老百姓有一个习惯，很愿意拿广播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作为他说普通话的榜样，但是现在我们广播电视里面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认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过程里，有一些不健康的思想，比如说唯利是图，比如说拜金主义，比如说惟收视率论，在影响着我们广播电视。就像刚才柳斌同志讲的，把语言当成好象有点儿，可以重一点，也可以轻一点，可以近一点，也可以远一点，所以我们广播电视在有声语言传播方面，应该说政府的力度很大，广播电视总局力度很大，但是在实施的过程里不尽如人意。
要把我们广播电视语言传播里面的有声语言规范化摆在什么样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的广播电视，听到的广播，看到的电视情况是这样的，方言土语，语言怪异。前一个时期是广东方言盛行，现在港台腔又很时尚，说这个港台腔绝对不是针对港台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还没有学好的那种语言面貌，那是一种模仿港台的没有学好普通话的腔调，在这个模仿过程里，他本人会说普通话，为什么要模仿？这就是所谓的地域方言现象，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个时尚，这个新潮，这个能够有市场，投资商、制片人都喜欢。我们有的毕业生到某地方台去实习，先到一个屋子里看香港或台湾的播音和主持，学一个星期，什么时候把他们的腔调学会了，我让你上节目，你学不会，对不起，走人，上别的地方。已经到了这样一种严重的程度。
难道是我们对语言认识得不够吗，不是，是有些东西比语言更有力量在左右着我们，这是当前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规范化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现在在广播电视里面出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情况。我总的观点是，广播电视语言的规范化，涉及到我们榜样的作用，涉及到我们维护国家利益、捍卫文化安全正确的道路。为什么要把老百姓听不懂的那些话拿上来，为什么要夹杂外语，为什么要把行话、黑话也拿上来，在大众传播里要做什么，这是实质。所以，我觉得说普通话，说好普通话这是我们整个队伍里面必须具有的职业素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播音、主持的作用和影响。这个作用和影响不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广播电视发展起来以后，很多小学生、幼儿园都在拿广播电视里的话作为标准，现在有一种情况，我们在学普通话的过程里，到底是学字还是学话。是说字还是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比如现在广播电视里有非常普遍的二个词，“玫瑰”、“气氛”，（第二个字为轻声）是在读字，我们在活的语言里不能这样读，因为瑰是它的本音，瑰丽，氛围要念“分”（一声），但是在“气氛”里不能念“分”（一声），这样一读，就把它读死了，普通话的优美就没有了。现在好象只要我是播音员，我读“玫瑰”（gui四声），就读错了，是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榜样的力量实际上是表层的东西。
还有一个深层的东西，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文化底蕴方面的要求，比如一个很著名的主持人，窗明几净，什么叫“几（JI三声）净”，是几次干净？是窗明几净，屋子里非常清爽，为什么把几（JI一声）念成几（JI三声），还有千钧一发（一声），是一发（四声），一根头发丝这么危险，不懂这些东西肯定不行。我们的语言绝不仅仅是一个读音的问题，一个字音的问题，它涉及到怎么样继承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怎么样吸收老百姓和国外优秀的文化成果，是涉及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榜样在这里要做得好，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但是为了做好这个榜样，我们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比如吐字不清，中央电视台有的说观朋，什么是“观朋”，观众朋友。
我觉得要起到榜样的作用必须有三条，第一条，信息共享，你说的太快，人家根本听不懂，你说的含糊，人家也听不清楚，你说方言口语，人家也听不清楚，都没有达到信息共享。第二条，认知共识，知道你说什么，还要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说。第三条，愉悦共鸣。广播要求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这是广播的要求。电视的要求，赏心悦目，没有这个要求，广播电视做出来了就不合格，只有做到了审美的层面，我们普通话的简洁、深刻、丰富和优美才能让人信服。
最后一个问题，谈谈方言热的问题，方言为什么这么热？有炒作的，事实上有些台用方言播新闻，也挺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而且很有经济效益。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理解，历史上的理解，大家知道对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概念，是好多人反对的，有争论的，现在确定了它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人反对了？不是。我举两个例子，93年左右，南方的一位诗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说过，我们要解放五四以来被普通话霸占的那些领域。最近在南方又有一种声音，说我们方言是弱势语言，我们是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我们要代着他们发出呐喊，说你们普通话强势语言给我们造成了压抑感。什么意思？谁压抑谁？什么压抑什么？怎么压抑？这两种观点就代表了历史上对普通话的反感和抗拒，听了普通话就不舒服。
第二个方面，现实方面，你说普通话说多了，他就厌烦了，他就是追新求异，我来点方言，好久没有听到方言在广播里出现，亲切，其实这种亲切感、归属感，这些东西是极其狭小的范围，在这种狭小的范围里拿到大众传播里来，是对大众传播资源的浪费。但是他不这么看，我有投资方就行了，从这个思路上觉得方言还可以办。事实上我们国家的政策绝不消灭方言，而且要保护方言，让方言里面的精华，让方言里面传承的民族地域的文化充分挖掘出来。
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是说我90%是方言，10%是普通话，普通话学到20%，我的方言就降到80%，绝不是这种比例，他是可以学多种地方的方言，是这样一种共享的东西，不是像切蛋糕，我的方言就少了，绝对没有意思要用普通话要去代替方言，我们只是让你在习惯的方言的基础上再学学普通话，你听能听的懂，将来交流就更方便，范围更广，这样有什么不好？这样一种情况下，不能以一种狭隘的，我叫它“小农经济”的心态来认识它，小农经济就是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不行了，全球化的背景下不行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光明日报》世界周刊2005年6月3日发表的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列托罗马语虽然极力保护和加强，但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冲击到大山深处，很多年轻人要到外面去发展，所以两代人以后，列托罗马语就会从家庭语中消失，既使昌盛一时的拉丁语如今也成为一种死语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所以，语言和社会共变，社会在发展，语言也跟着社会在发展，社会要选择哪种是它的通用语，哪种语言可以继续发展，哪种语言到了逐渐消失的时候，不是主观意志能解决的，全社会的选择就选择了普通话，我希望大家都说普通话，你方言照说不误，但是学好普通话，绝对又让你掌握了一个更新的、更好的、更全面的通用语，规范就是自由。
[王登峰]:非常感谢张颂老师的报告。下面请两位普通话推广宣传周的形象大使给我们介绍他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经历和体会。这两位都是非常忙的，王刚先生刚从片场赶过来，王小丫刚刚从上海过来刚下飞机就到了我们的现场。下面首先请演员王刚先生谈学习、使用和推广普通话的经历和体会。
[王刚]:大家好！刚开始进会场的时候我就想，我这样一个形象大使开场白该怎么说，结果听了袁处长、柳主任，我的老师前辈、张颂老院长讲了一番以后，我脑子开窍了。可以这样说，对自己当这个推普大使，它的意义，还有具体怎样去做，才心里有点谱了。
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天天儿特好，好象是入秋以来最好的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但是全国各地的天是不是像北京今天的天这样晴朗，我牵强附会地把它推到这次会上。真的是各地都有各地不同的天气，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方言，有些是我们能听得懂的，有些干脆是一点点都不懂，似乎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我知道这样一个概念，所谓书同文、语同音，秦始皇那个只做到了书同文，可是真正说语同音，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真正的办到。
我记得在袁先生关于推普的小书里介绍了几个小故事，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其实从宋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慢慢东移再往北移，北京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之后，最早推普工作一直在不断地在学者、文人、帝王之间在进行者。比如说雍正八年左右，雍正接见广东潮州的一位官员，他进献了新鲜的荔枝，雍正皇帝问他，荔枝有没有核，潮州官员诚惶诚恐的回答“无”，哦，那就是没有，雍正帝很高兴，剥开一咬，里面很硬，雍正皇帝大怒，明明有核，你怎么说无，这个潮州官员吓的战战兢兢，好在殿前有懂潮州话的官员，马上回皇上汇报，潮州话“有”即是“无”，“无”是“mou（没）”，雍正皇帝大概受这件事情的启发，在这件事情不久，在广东、福建两地要成立类似于推普培训班，以至于告诉你举子今后要进京赶考要先学官话。一直到晚清，到民国，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有点前仆后继的意思。
我就记得1956年、1958年这两年，忘了具体的年份，忘了是推广新汉语拼音还是推广简化字方案，总之在街头我们有一个监督岗，我很荣幸做一个监督员，刚上小学不久，拦截过往行人，说，对不起，你给我念念这个（汉语拼音），好象是1958年，我们最早刚入学时有点像老的汉语拼音，现在台湾还在用。那时候觉得很光荣，大概那个时候以后我们就以学说普通话为荣了。
我是在东北吉林省长春长大，截止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那个年级，我文革的时候刚开始上高中二年级，基本上都学说普通话。长春普遍流行的“是的”，或者“答应”的意思就是“嗯哪”，相当于英语的“yes”，好多人改不过来。我1966年随着大串联到我姑姑家，有一个字我改不过来，取东西的取，东北人说“qiu”。我大概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经历和赶上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走到今天，很重要一点还得益于我普通话说的还不错，这一点如果作为大使，可以作为一个亲身体会来告诉大家。
另外，通过以上几位老师的讲话，其实普通话说好了，不仅仅是一个交流方便的问题，它有着很重要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乃至政治上的意义。当我们国家强大、昌盛、强调统一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在推广普及全民族统一的语言，反之，这个理念受到冲击的时候，就如刚才张颂老师所讲的绝不是危言耸听那样一个局面。如果我小时候作为新汉语拼音的监督岗也算做了一个推普的小尖兵的话，那个时候只是纠正各个地方的语音，现在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如此了，我几次去台湾，我刚才说“台湾”的“台”字都要转调，我曾多次说过我“我去过几次台湾”，一班记者围着我在书店里问我“王刚先生，你知道吗，现在在我们台湾年轻人当中，要求我们自己独立呼声很高，您怎么看？”我说还用说嘛，我们周围的书印的什么字啊？“中国字”，你我之所以沟通，咱们说的是什么话？“当然是国语”，你们叫国语，我们叫普通话，基本上是一码事，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两个国。单这一点上就是不可能的，记者不说话了。有的时候在政治上搞分裂的时候，首先上要从语言上完善一些。
如果我们自己的播音员、主持人在这一点上原本就应该有的东西不把持住，应该怎么形容它呢，东施效颦，恐怕严重性还不足如此。刚才举了一个希拉克总统的例子，反过来还有一个法语的例子，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因为法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这个疮疤就永远难以愈合，每年他都要闹独立，当然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我想如果当初加拿大真是把英语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就是国家语言，是官话，是普通话，我想这个事态也许有可能缓解或者根本不可能出现。
现在再回头想想，任命我为推普大使，尽管任重道远，但是我愿意和我的老大使王小丫携起手来，共同地为推普工作做出我们的贡献，而且此刻我也由衷地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他们曾经在半个世纪以来，正像刚才柳部长讲的，这件事情诚然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它似乎变得不被人那么看重的时候，把工作做到这样的程度，我致以由衷的敬意。谢谢！
[王登峰]:谢谢王刚先生，下面请王小丫谈一谈学习、使用和推广普通话的经验和体会。
[王小丫]:我特别喜欢今年推广普通话的宣传画，因为我终于和王刚老师站到了一起，其实我我来担任推广普通话的形象大使，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为什么呢？因为到现在为止，我的普通话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比较紧张得时候，还是会犯一些错误，尽管我时常都在想着袁处长告诉我的说话前要想一想，但是我急于表达，说话的时候一种习惯就出来了。这一点可能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广普通话，为什么？我想至少可以给大家一些信心，因为像我这样生长在有严重方言的人都在说普通话。我是出生在四川凉山，是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我小时候听说过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彝族话，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叫凉山彝族自治州，还有一种语言就是当地各种各样的方言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有上海人跟东北人结了婚，他们就成了一种上海普通话、上海东北话或者东北普通话，然后有四川人和湖南人在一起，又是属于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普通话，各种各样的话交织在一起，既不是普通话也不是四川话，也不是彝语，就这样一个话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
后来我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爱犯一个错误，我分不清前鼻音和后鼻音，记得我刚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我们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读错一个字要扣两百块钱，当然这个工资是经不起错几次，更重要的是你的上级也得捱罚，你的主编要罚一百块，你的主任要罚五十块，我不想连累大家，我比较慎重。有一次我在念稿子的时候不明白，我问一个朋友，说你帮我查一下那个字典，你看看这个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他说什么鼻音都没有，你还是不要说什么鼻音。
说普通话我的体会是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第一次也就是六年前，袁处长还有语委的领导告诉我说，小丫你是我们普通话推广的形象大使，我受宠若惊，恨不得捋直我的舌头，第一句话我就问袁处长，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能再说四川话了，我得把这个弄清楚了，因为我和我的家人在一起，难免会说四川话。到现在我爸我妈基本上在有人的时候是说普通话的。
其实普通话不是一个特别难的语言，像我从小在彝语还有各种各样的方言环境当中长大，现在都还可以来说，我想大家都会有信心，大家都会觉得慢慢普通话就会越说越好，越来越规范，卷舌不卷舌也能分清，前鼻音、后鼻音也能分清，各种各样的轻音和重音能够把握的住，我觉得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语言更多的是一个习惯，如果一直觉得应该说一个很标准的、很规范的普通话，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个个人素质的体现，如果有这样的观念和意识，一定能够说好普通话。谢谢！
[王登峰]:感谢王小丫和王刚给我们做的介绍。我们下面进行记者招待会的最后一项议程，请新闻界朋友们自由提问。
[京华时报记者]:这次主聘方是出于什么原因考虑任王刚先生为形象大使。还有他们两位是不是终身制，以后还会不会聘其他人为形象大使？
[袁钟瑞]:形象大使应该是大家都喜欢的人物，五年前我们聘王小丫同志，是她长得漂亮和高的文化品味，以及她所主持的《开心辞典》受到了广泛欢迎这样几个因素。举个例子来说，在小丫担任形象大使之前，第一届、第二届，当时的宣传画弄得很呆板、很生硬，贴到哪儿没有什么人看，自从小丫的宣传画贴出去，贴在校园里，白天贴出去，晚上学生就把她揭下来贴在宿舍里。我们想到形象大使这样一个有亲和力，人们一看以后能够喜欢她，她所宣传的、她所推行的那些东西自然而然就能够深入人心。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聘王刚先生也是同样的考虑，大家非常喜欢他在屏幕上的形象，他的语言是非常的标准。我想这一点用不了多解释。至于说终身制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任期，那就是无限期地担任下去。至于今后还会不会增加新的形象大使，我希望大家提建议，我们听大家的建议。
[中国改革报记者]:国家公务员当中要力推普通话，因为我们经常要出去开会，公务员发言真的不敢恭维，不知道咱们宣传周在公务员会不会以后做一点力推或者怎么样？现在公务员在考试当中有没有“普通话”这一项呢？
[袁钟瑞]: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之前，教育部、国家语委和人事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公务员普通话培训的通知，1999年有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法律里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达到普通话的规定的等级。五年来，各省、市语委和各省、市的人事部门密切合作，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然，我们对公务员提的普通话的水平要求要实事求是，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达到播音员的一级甲等的水平，我们只是要求公务员达到三级甲等，三级甲等就是一个相互能够听懂，不至于产生误会的水平。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年龄的界限，1954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公务员，鼓励他们学习普通话，使用普通话，到快退休的年龄，让他改掉家乡话，恐怕是太困难了。
[袁钟瑞]:我们希望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公务员能够在语言素质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提高。公务员参加普通话的培训测试，各省都有安排，比如今天发给大家的资料里就列举了一些省市在推普周期间要搞一些公务员的活动，比如上海对上海市人大和政协的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我们教育部早就搞过了，教育部所有的干部都接受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当时我们国家语委主任，就是前任国家语委主任袁贵仁同志取得了二级甲等的好成绩，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的副司长成武在这儿一举拿下一级甲等。
[香港东方日报]:在香港推行普通话结果怎么样？有没有计划在香港推行普通话。刚才谈到公务员的问题，内地的公务员和香港公务员沟通很困难，他们基本上不讲普通话，请问有什么具体措施?
[王登峰]:推广普通话主要在内地，香港、澳门目前还没有要推广普通话。我们要按照香港和澳门的基本法，基本法里面对这个方面没有要求一定要讲普通话。另一方面，从香港和澳门的实际情况来看，两地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非常之高，最近几年也在香港、澳门组建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站，国家语言文字测试中心也在那边提供指导，香港和澳门的同胞他们如果要学习和测试普通话，我们会给予全力支持，并不会主动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在两地沟通过程中，确实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内地很多无论是官员也好，做生意的人也好，他们对粤语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还需要借助其他的帮助，比如说同声传译来进行交流。我们感觉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随着香港和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澳门和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趋向同步，内地、香港、澳门在这方面共识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从进一步发展趋势来讲，从语言文字方面会越来越接近。就目前来讲还没有具体的怎么去促进或者进一步分开的措施。我相信到了一定时候，这方面的工作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看香港、澳门那边的积极性，中央政府才会有进一步的考
[柳斌]:香港、澳门的公务员，就我接触的人来讲，他们讲普通话的意识很强，而且应该说是香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包括他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都是讲普通话，即使个别的语音方面还有一些问题，但是非常努力，讲普通话的意识比内地一些公务员要好。
[瞭望周刊记者]:刚才张老师说的推广普通话，去年“两会”的时候，地方政协讲要保护我们的方言，据我所看到的报道，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杭州，真的实实在在讲这些东西，大概的意思跟你说的差不多，这对于推普来说确实是一个反面的作用。
[袁钟瑞]:关于方言的问题，我有这样一些想法，刚才柳斌主任和张颂先生都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方言和普通话应该是和平共处、各司其职、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方言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普通话也是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很多方言的词汇还在不断地被普通话吸收，而普通话本身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基础上确立下来的。方言和普通话应该和平共处、各司其职、共同发展，该说方言的时候可以说方言，该说普通话的时候一定要说普通话。
举一个例子，1992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过两次热线直播节目，接过一个打进来的电话，一个河南小伙子打进电话讲，他说袁老师我特别喜欢说普通话，但是我上街买菜一说普通话，卖菜的就以为我是外地人，就会向我多要钱。我们推广普通话是要求在会议上、教学上、庆典上等正式场合，至于买菜，是生活场合，买菜的时候，哪种话省钱就说哪种话，这就是各司其职，因为方言和老百姓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密切相关，而且方言还承载着非常丰富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有些词用普通话无法表达，非用方言不可，为什么东北话“忽悠”，随着方言电视剧的播放传出来了，因为在“忽悠”这个词在普通话里找不到一个现成的可以和它完全对等的词，所以人们觉得它很生动就搬进来了，大家都懂了，就自然而然地进普通话了。
我们宽容地对待方言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机关公务，包括各位记者的采访活动，包括教育教学，包括广播电视，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为什么法律选用“基本”两个字，就是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必须借助方言，比如您采访一个农村的老人，他听不懂普通话，您只能用方言来进行采访，但是报道的时候应该用普通话来报道。我想只有语言和谐了，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和谐，互相听不懂，总不是一件好事，互相听懂以后，你爱用什么话那是悉听尊便，当然正式场合必须坚持说普通话，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王登峰]: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推普来讲，并不是要消灭方言或者说去干预方言的使用，但是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几个重要领域来讲，像公务活动，像教育教学、新闻媒体、公共服务等等领域，因为是面向所有人的，所以一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主要是这些领域。关于保护方言的呼声，只要它在适当的范围里，应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把保护方言扩大到某个讲这个方言的地区，就只讲方言，在公务活动，在其他的教育教学、新闻媒体都讲这个方言，这是不合适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像刚才王小丫讲的，你去点菜的时候是讲方言还是讲普通话，或者买菜的时候讲什么话“省钱”，或者朋友之间交往是使用方言还是普通话，这是个人自由。
有一种情况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提示，有的时候在国外遇到一些朋友，都是内地的，或者有的是从香港来的，有的是从台湾来的，如果讲方言，最后过渡到只能用英语来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都讲普通话，就不会出现都是中国人碰到一起还用英语来交流，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从这里可以看到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几个老乡在一起都会讲普通话，都会讲方言，讲方言感觉更好一些，这个无可厚非。像刚才张颂老师提到的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对于保护方言的要求有点过高，或者说超出了方言它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或者水平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张颂]:方言播音在广播电视里面，如果经过批准，可以用方言，现在中央电视台也有方言的节目，但是没有经过批准，方言节目的泛滥这是不允许的。
[王登峰]: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今天的记者招待会由中国网进行现场直播，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感谢各位领导、嘉宾，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