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上一直是给别人‘出力’，现在不光要‘出力’，还要‘出智慧’。”11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如是说。这话既点出了当前中国产业链上的不足，也指明发展的方向。

    “出智慧”的一个具体形式就包括服务外包，当天的常务会议就是部署加快服务外包产业、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长期以来，我们的服务业比重都偏低，更不要说服务外包业。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才首次超过工业，不过我们周边几个发展中国家却比我们早了很多年，印度服务经济产值占GDP比重早在1990年就已超过农业和工业，而菲律宾的服务业则在1986年就成为第一大产业。

    尽管上述国家当时的服务业未必有很高的含金量，但是这种服务业领先的趋势却是也给我们诸多启示。尤其是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已经是全球的巨头，截至到2014年3月，印度服务外包产业拥有企业16000多家，其中软件公司3000多家，总收入达1050亿美元，占GDP比重达8.1%；出口860亿美元，占总出口比重约四分之一，直接带动就业达310万人，间接创造就业则高达1000万。

    中国发展服务外包业，很明显也会有三大好处，首先就是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够采取外包的服务业多是技术学、知识型，尤其是软件企业，它能大量吸引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同时也能激活他们的创造力。

    其次，服务外包业可以跨越地域，为中西部发展带来机遇。工业或者农业都会极大地受制于区位优势，但服务业却可以相对灵活，尽管对于一些高素质从业者，生活环境的要求也不低，但是中西部这方面反而比东部沿海地区有优势，后者的商务成本、人力成本较高，如果转移到中西部就更具竞争力。

    再次，服务外包业并不只是服务海外客户，也可以服务国内企业。尤其是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金融、政府服务等领域的服务外包，它们也能推动这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给服务外包业提供机会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

    就目前而言，国内对服务外包的重视也毋庸赘言，它的发展势头也不错，我国今年前十月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达818.4亿美元。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颁布了系列优惠政策，推动服务外包业的创新发展。

    尤其是增加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量，相应扩大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其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部分实行税前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范围。试行国际服务外包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政策。这些“真金白银”的实惠会大大有利于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有数据显示，全球服务外包市场2005年规模6000多亿美元，2007年1 .2万亿美元，2011年达到了1 .39万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全球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将超2万亿美元。如今中国正在积极地抢食全球服务外包的蛋糕，并以成倍的速度追赶印度，但是我们的挑战也有多重。

    一方面，人力成本高企，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务成本和人力成本逐年走高，已经让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优势下滑。有报道显示，江苏无锡服务外包企业薪资每年保持在10%以上增长，对能够提供咨询、实施等综合服务高级人才，涨幅甚至达到30%。这种薪资涨幅幅与印度等企业争夺外包订单时，没有了成本优势。

    另一方面，即便开出较高的价格也难以招聘到足够多的服务外包人才。印度在外包服务也上的优势，不仅仅是在薪酬成本上，还有英语的普及，他们在涉国际外包服务时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而这恰恰是中国大量高校毕业生欠缺的一点，基本本科乃至硕士研究生毕业，他们的英语水平也不容易应付工作要求。

    此外，中国服务外包业还是相对零散，布局不尽合理。尤其是它们主要还是以以发展国内业务为主，缺少到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动力。这些不足都说明，发展服务外包业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把人力成本、人才资源以及产业布局等问题纳入全局考量。

    此番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指明了一些发展方向，确定了政府对服务外包产业的支持力度。不过，最重要的还需要一个关于服务外包业的产业发展规划，2012年12月，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面向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规划。

    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发布时间稍晚，如今2015年即将到来，应该加紧2016到2020的产业发展规划的调研和编制，甚至应该形成一个十年左右的行业发展意见，如此才能更加高屋建瓴地引导外包行业的发展。 诚如李克强所言，“我们今天制定政策，要为未来的创新留下足够的空间。”（田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