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更多是强调一种发展理念。如今，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这已成为一种现实，因为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走不下去了。”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如此分析绿色发展的紧迫现实。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决策层连续强调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性，在“新常态”的基调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思路成为新的发展主线之一。

　　过去30多年来，在我国传统经济模式的高速增长下，一方面，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甚至达到上限，规模驱动的神话不再。2014年，全国有30个省份经济增长未能达到预期增长目标，传统资源大省经济尤为艰难，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之一，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中国向全世界作出“中国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承诺。　　

　　这意味着，倒逼经济转型绿色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已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势所趋。对此，李佐军认为，此次变革的难点和关键，就在于改革以GDP为利益导向的考核机制。“要真正把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指标考核权重的政策落到实处，将考核的指挥棒扭转过来，才能引导各个主体真正关注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开启低碳绿色增长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能源消费量刚刚超过6亿吨标准煤。不到20年，这一数字就翻了一番多，在2000年达到14.5亿吨。而后到2013年，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多，飙升到37.5亿吨。目前，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2%，但是，能源消费量已超全球的五分之一，碳排放量接近占全球的30%。

　　事实上，从资源禀赋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条件优越的国家。譬如，石油、天然气这样的战略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即使是储量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　

　　进入2012年后，高增长、高耗能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之下又产生了新压力，雾霾形成的公共环境恶化问题受到全球关注。相关专家以首都为例介绍说，从2013年开始，北京启动5年投入1万亿元治污的计划，占未来5年北京新增GDP的10%。

　　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正是对环境领域严峻形势的呼应，生态建设被列入中央治国理政的五大布局之一，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此背景下，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式道路已走到尽头，中国发展调整正在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评价说，与之前单纯追求财富、GDP的血拼式竞争不同，新常态下进入了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即“尽管‘致富’还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还要考虑资源、环境、民生等问题。”

　　因此，“绿色发展是应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走出这次经济低谷的需要，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下，绿色发展可以扮演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角色。”李佐军说：“印钞票、发债券、放松信贷、降低利率、政府大规模投资、搞各种大项目都不是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有的甚至为下一轮危机带来更大的隐患，只有通过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推进绿色发展，才是出路。”

“绿色发展”关键在发展　

　　绿色转型的梦想令人憧憬，但是中国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难题是，在工业化尚处于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中，如何把握好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平衡，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顺利地走过转型的独木桥，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金碚的观察中，中国大多数地区都还没有形成深厚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基础，距离发达工业国家标准还有很长一段路程。

　　如果将视野放宽到整个经济领域，尽管中国已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无论是人均GDP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在世界上处于中下等水平。金碚按照经济增长趋势预估，中国实体经济和工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大约还需要二十年，才能在财富总量上达到美国和日本的水平，而人均物质财富拥有量差距更大。

　　正是如此，在前不久“绿色低碳发展变革力”年会上，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提醒，所谓绿色发展、清洁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发展，但是不能再拼资源、拼环境，而是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深以为然，他说：“绿色低碳发展不是限制发展，而是以新的模式重塑经济。低碳同样可以通向富裕和现代化。”

　　欧洲和日本都是成功的案例，它们均以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1/2，碳排放只有美国的1/3到1/2的条件，实现了和美国同等水平的现代化。为此，金碚认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工业转型，绝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强工业化，“即实现工业发展的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

“碳生产力”如何提高　

　　方向既然明确，下一步在于抵达目标的路径。李佐军以“碳生产力”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简明的思路，也即碳生产力=GDP或者国民收入/碳排放量。推进绿色发展即要减小分母，扩大分子。

　　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采取包括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能源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等一系列途径。他指出，其中能源结构调整是重中之重。

　　目前，中国传统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仍然高达90%左右。“新能源比重偏低的原因之一是新能源发展的成本偏高，原因之二是传统化石能源的垄断限制了新能源的发展。”李佐军分析说。

　　按照中国目前的计划，即使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也只到15%左右，构成这15%的能源则包括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多位受访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提高传统化石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损害成本；另一方面，则需要对节能环保产业给予更具实质意义的支持。国际节能环保协会秘书长李军洋进一步阐释，节能环保不仅是产业、技术、项目，更是绿色低碳转型的构成要素。“环保是一门经济，不能被动防治、做消防队，我们要主动出击。”他说。

　　与减小碳排放量相比，扩大绿色GDP更为艰难。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依靠牺牲环境制造了巨大的GDP，同时又将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计入GDP。因此，新常态下，保持国民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倒逼地方要更多地依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等新的方法。　

　　正如金碚所言：“中国产业要从追求规模转向‘登峰造极’，即力争在每个行业、每一个环节上，都要造出世界最好的最精致的产品，占据产业技术制高点，‘登峰造极’的产业必定是绿色化的产业，这才是产业升级的目标。”

价值导向是转型成败关键

　　在李佐军看来，手段只是为目标服务的，在某一个时期内，哪种手段能够尽快实现目标，就使用哪种手段。就推进绿色发展来说，无非主要有行政和市场两大方式。

　　“中国特色管理行政体制决定了在现阶段，在某些领域行政手段是比较有效的，譬如在节能减排领域就如此。”李佐军说，“行政手段有较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从长期看，还是要更多地使用市场手段，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近年来，市场手段的方式已经开始起步，在某些领域，有明显成效，譬如，碳交易、水权交易等在一些地区就实现了比较高的效益。

　　当然，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还需要考核的转向。李佐军以为，沿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转变发展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以GDP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尚需时日。

　　近年来，实践中已呈现出积极变化。前不久，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接受一家境外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现在更关心环境数据，“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空气质量数据，晚上睡觉前也一定要看一下。”今年初，上海宣布将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上。

　　受访的专家一个共同的观点是，只有进行制度的改革，扭转长期形成的“GDP增长主义”价值导向，才能真正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起飞。李佐军一直认为，解决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制度变革、要素升级、结构优化“三大发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改革，后两者是被动的变量，都依赖于前者”。（李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