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相关经济数据的发布，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也逐渐显现出来。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很难将其简单概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形势？经济发展面临的旧症新疾何在？艰难态势中又呈现出哪些亮丽之处？未来稳增长该如何发力？长远发展态势又会怎样？围绕着这些问题，《瞭望》新闻周刊约请国内多个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

6月12日，第3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23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现场

    讨论嘉宾（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晓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王  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卢  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  伟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匡贤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经济运行总体在预期范围内

    马晓河：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延续了5月份的平稳微升势头。1～5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10%，比1～4月回升了0.1个百分点。5月份消费增速也比上月略快0.1个百分点。这些都说明宏观经济指标有了些许改善。不过由此判断经济回稳或好转还为时尚早。

    结合当前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具有的空间来看，尽管面临下行压力，但经济增长不会出现硬着陆。这既与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关，也与政策工具的强力支持分不开。去年以来出台的诸多政策措施，都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托底的作用。中国经济下半年有可能止跌企稳。

    匡贤明：上半年经济趋势总体在预期范围之内。初步估计上半年GDP增速为7%。二季度经济增长有望接近或者到达中期经济增长的底部。未来1～2个季度，经济增长有望保持相对平稳，全年经济增长在7.1%～7.2%。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下行压力比较大。一是银行的不良率在上升，这有可能形成新的风险源，根源在于下行压力下实体经济面临困境。二是产能过剩突出。产能利用率跌破75%，客观上形成了通缩的压力。三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趋势明显，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但艰难中也有不少亮点。结构调整在加快推进，并且取得比较大的进展。比如，服务业比重有望保持提升态势。一季度服务业占比达到51.8%，创历史新高，产业结构调整在加快推进。消费在增长中的贡献将进一步扩大。短期内的经济增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的进程。结构调整进展较大，不仅可以为短期增长提供一定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中长期的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元春：面对中国宏观经济回落的压力，自2014年四季度已经采取了常规性的“微刺激”。一是各类投资项目持续扩大；二是进一步明确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定位；三是陆续推出各类结构性改革。但2014年四季度到2015年一季度的常规“稳增长”政策并没有收到较好的效果，宏观经济出现加速回落，甚至部分区域和行业出现塌陷式的下滑。这促使政治局在4月30日召开会议，要求把“稳增长”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各类“微刺激”政策全面加码。一系列政策举措开始在6月份收到成效。

    一是工业景气状况得到局部逆转，PMI出现回升。6月PMI指数达到50.2%，已连续4个月超过50枯荣线。这意味着制造业景气开始逆转。二是房地产市场销售逆转，5月单月，全国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5%，销售额增长24.3%，比1～4月各参数的累计增速分别提升了19.8个百分点和27.4个百分点。三是消费者信心保持高位水平。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107.6，比去年同期回升2.8个百分点，呈现出趋势性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标的变化不宜进行过度解读，它们仅仅意味着经济下滑开始止跌，经济短期探底的迹象开始出现，宏观经济要出现稳健的反弹，还需进一步巩固其基础。

    张立群：对于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消费的托底作用比较明显。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按照可比价格同比增长10.2%，增速较4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因城镇化瓶颈对汽车消费的抑制作用，近年来消费总体保持了平稳增长态势，没有出现增速换挡。

    外需方面，美国经济恢复的态势仍然比较明显。在量化宽松政策和欧元区政府财政合作的支持下，欧洲经济也将继美国经济之后出现类似表现。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环境初步显露筑底迹象，中国出口增速由降转稳的条件正在形成之中。

    投资方面，投资增长由降转稳特点也在形成中。考虑到政府在相关资金方面做出的综合性安排，预计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未来趋向加强。随着过剩产能调整和市场需求趋稳，订单水平、开工率水平趋稳，预计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稳中趋升，制造业投资增速将趋稳。

    夯实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

    匡贤明：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仍是我国巨大的内需市场。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我国新消费业态不断涌现，消费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规模的扩大，投资需求正在出现并且成为增长的主要力量。比如，随着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服务业的投资有望出现快速增长。此外，各地PPP项目清单的制定和出台，将为社会资本拓宽投资空间，其中一些项目预期陆续将进入到实施阶段，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减政放权的推进和结构性减税的实施，民营企业的活力将逐步释放出来，这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王军：自2011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历史性超过二产以来，最近几年一直保持这一态势。在工业增加值只有6%左右的情况下，按以往的结构，GDP增速只能达到3%～4%，但现在却保持在7%左右，这正是得益于摆脱了对重化工产业的高度依赖。

    在产业结构内部，偏重工业门类的投资增速都在放缓，而轻型工业的投资增速和增加值都在增加。具体到投资上，投资的主体和结构都在发生变化。过去是以政府投资为主，现在社会投资的比重早已远远超过政府投资。投资的门类也有别于过去的制造业等领域，向着高新技术、轻型化方向发展。长远看，经济增长还是有赖于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张立群：在加大稳增长政策力度，防止经济持续下行的同时，也要注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稳增长、调结构，必须着力培育增长的动力源泉。目前形势下，首先要更好地发挥传统引擎的作用，通过政府主导的建设投资稳投资、强基础。为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同时要更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增强动力源泉，更要注重打造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市场主导的新引擎。而打造新引擎，更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改革力度，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简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同时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快建设政府为企业和社会服务一张网，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刘伟：经济下行主要缘于需求疲软，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投资为什么疲软？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国有企业、大企业融资渠道没有问题，主要是升级上不去，再投就是重复建设。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宏观上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之间，劳动者收入增速最慢，微观上劳动者内部差距扩大。

    所以解决中国经济下行问题，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核心要解决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问题。要实现中国经济均衡增长、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这依赖于发展方式转变，而发展方式转变又靠创新驱动。创新驱动首先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依赖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就需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真正解决民主与法治的建设问题。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推动技术创新，推动增长方式转变，才能真正缓解和克服中国经济失衡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宏观政策进一步加力增效

    马晓河：为了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过大偏离预期目标，今后我国宏观政策的方向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强化微刺激力度，加大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

    一是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部署方面的投资，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费侧的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同时，还应从财政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决这些人群住房、就业、上学、看病、养老等基本需求问题。

    二是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力量，推动稳定经济增长。运用有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增加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信贷规模，解决它们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可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向市场适度增加货币供给；另一方面可继续放宽金融市场进入门槛，允许并支持社会资本依法建立民营金融机构，从制度上扩大金融供给。

    三是加快改革落实工作，选择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优先、重点推进，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审批权限、垄断行业限制、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

    刘元春：针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有效落实的现状，政府应当在积极推行财税体系改革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过渡机制，缓解经济下滑和改革所带来的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失灵的问题，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利用国债发行规模的提高来增加政府支出能力，突破2015年由于名义GDP增速下滑带来的财政困境。考虑到地方债市场容量的狭小和制度的不完善，建议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核心渠道是提高中央的财政赤字率，不宜过度提高地方债的规模。

    二要关注局部区域财政收入增速崩塌的问题，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突变带来的各种民生问题，建议扩大财政平准基金的规模，设立过渡期基层财政救助体系。在进一步扩大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适度弱化财政收入的目标，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和非税收等方式，变相增加企业的负担。

    三要明确投融资平台的过渡措施期限，同时，要防止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绑架银行和民营经济强制性发行地方债券和实施PPP项目。快速启动过渡期的财政支出新措施，改变目前财政支出难的问题，要在“堵歪门”的同时，快速出台适应新时代“开正门”的各项措施。

    王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证创业创新的资金需求。针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国内通缩预期增强、各类金融风险加大等错综复杂的新情况，要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要加快资金周转，优化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

    未来良好局面可期

    刘伟：处于上中等发展阶段的中国，距离工业化完成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距离城市化完成还有一段距离，距离现代化还稍微远一些。按照我们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小康，基本实现工业化，2050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发展阶段还处于比较高的增长区间。

    从要素分析来讲，影响潜在增长率的无外乎劳动增长量、资本形成的增长量和全要素效率三个变量。目前除了劳动增长量增速开始放慢之外，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其他因素并未发生严重逆转。即使是劳动增长量也是正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缓。所以没有更充分的理由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没有实现之前，中国潜在的增长率会大幅度下降。按照有关测算，2020年之前中国潜在增长率应当在7%左右，2025年之前应该在6%～7%，2030年之前6%左右。这还是比较保守的。

    卢锋：早在2008年时经济结构已经开始调整了，因为那时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化等已迫使我们对政策作出调整。但由于外部危机，考虑到当时特殊的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实施了四万亿刺激政策。四万亿刺激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使得结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面对全球范围的投资的错配，本就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再叠加了一个四万亿后，资源配置的扭曲越加严重，因此这一轮调整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

    如果各方面政策不出现太大的变化，今明两年有可能走出宏观经济周期调整最困难的时期，看到新的经济增长局面。

    一是随着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改革逐步加强，包括十九大以后改革轨迹的持续延伸，中国经济体制会发生全面而又深刻的转轨，有望初步建成一个开放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架构。展望未来，“十三五”时期体制改革会取得新突破，民营经济将发挥更大作用，现在已经看到这个势头。竞争充分程度会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效益的目标重要性会进一步增强。

    二是中国和美国处于不同的周期和时点，中国现在是市场调节处在下行阶段，蓄势待发往上走，美国总的来讲是在周期的高点，再往上走的可能性小于往下走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有望在“十三五”末期在总量上接近或者赶上美国。那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会进一步提升。

    三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会进入一个历史性的阶段。从我们的调研情况看，重工业的数量扩张可能已经接近顶点。中国城市化外延快速推进的高潮阶段可能也会在未来五年接近尾声。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中高增长，需要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内涵、集约的方向发力。

    四是中国经济未来领跑全球经济的地位会进一步加强。在金融危机前中国已稳居全球经济增长增量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和深度会逐步加深。不光是中国在存量国际治理结构中地位提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意味着中国会主导一些国际治理结构增量的改变，用增量带动存量的改革。这就意味着中国保持加强领跑者地位的同时，会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