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７月３０日电 简政放权，不等于“一放了之”。

    ７月２２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将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促使市场主体自觉守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既不能越位、错位，也不能缺位——政府在市场中如何找准自身定位？

    记者近日兵分多路调查发现，各地围绕“放管结合”，在完善监管体系、丰富监管方式等方面积极展开探索，成效初显，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合力尚未形成、基层配置有待“下沉”、社会组织仍需壮大规范，成为直接影响“放管结合”、政府“强身”的三道坎。

    从“等人敲门”到“上门找人”，事后监管如何形成合力？

    日前，吉林长春１８家不法投资公司携带市民委托投资的近亿元血汗钱跑路。这些注册资本数千万元、获取投资者信任的民营投资公司，实缴资本为０元。

    “０元公司”诈骗现象引发热议：商事制度改革、市场放宽准入条件后，如何加强市场监管？

    行政权力，该放的要放彻底，该管的要管到位。

    “以往工商部门是要等开办企业所需证件办齐后，再发执照，是‘守门员’；现在前置审批条件都改成后置，企业获得工商执照等于拿到‘入场劵’，但并不意味着就能上场踢球。”一位工商部门监管人士这样比喻。

    近年来，商事登记改革持续推进，１００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放宽了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据业内人士介绍，以前是所有证件都拿齐了，才能办工商执照，企业为了正常营业，必须主动去敲审批单位的门；现在是先颁发执照再办证，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工商登记部门从过去的“守门员”变成了“收票员”，但需要审批单位主动出击找那些拿到了执照的企业，这就为找得准、管到位增加了难度。

    “打个比方，开餐饮企业，以前得先拿许可证，现在注册一个公司，经营范围里有餐饮，如果没有经过噪音、油烟测试，没有拿证的情况下就营业，监管部门就得主动到市场上排查。”上述人士说，涉及养老、食品等一系列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监管，不仅不能放，还要抓得更紧。

    事实上，市场经济越发育，监管难度越大。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说，在审批减少、宽进严管的监管新需求背景下，继续停留于“审批依赖、各管一段”的传统监管理念和方式，必然难以应对新增市场主体“鱼龙混杂”的新挑战。

    如何让事后监管更加有效？一些地方正在试水“合力监管”。

    “我们将食药、质监、物价、知识产权等市场监管职能整合成立市场监管局，实现一支队伍管市场。”在湖北襄阳高新区，新成立的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永娟说，借助网格化、清单式监管，市场监管局真正实现了对市场主体“一巡多查”，做到应查尽查，有效解决以往分段监管、多头监管的弊端。

    王永娟说，以前多条热线、多头反馈，存在着民众不知向谁投诉、部门相互推诿的问题；执法时也会存在工商查台账、食药监查安全、质监查电子秤等分头行动，上门就要好几次。现在一支队伍统一响应、执法，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也消除了监管死角。

    “管烟花的”变“管危化的”，基层监管“接得住”吗？

    简政放权大背景下的监管，重点在基层，难点也是基层。

    “以前食品监管是‘橄榄形’结构，中间人多，两头尤其是基层执法力量弱。”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阎祖强说，现在上海划转和下沉给基层的执法人员超过１７００人，市、区县、街镇三级执法形成１０：２５：６５的“金字塔”结构。

    伴随着简政放权的持续推进，大量审批、监管权限下放至基层，基层“人财物”能否配足、配强，直接影响简政放权放权能否放得好、管得住。然而，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基层地区人手缺乏、人员培训没有及时跟上，“接不住、管不好”等问题仍存在。

    中部地区一基层政府探索审批集中，将原本分散在数十个部门的审批权，集中在一个部门行使，一个工作人员要负责数十项审批业务。

    “现在我们部门统筹管理１８个窗口、８个局几十项业务，我自己要负责２０多项，很多业务需要熟悉，一整天神经都是紧绷的。”上述地区窗口工作人员小鹏拿着一本几厘米厚的册子说，过去只要管烟花爆竹产销，现在得负责危化品、职业病等８０％以上的审批条例，此前工作中从未接触过。

    类似情况在一些街道办事处出现。不少办事处工作人员说：“上面机构精简了，下面该做的事却越减越多，但人还是那么几个。”

    “简政放权，到了我们这一级，就成了简政‘放责’。”不少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在基层，时常出现“放责不放权”的现象，由于权责不对等，导致许多下放的事项难以推进。

    “我们可以进行安全生产方面的检查监督，但是没有处罚权，所以就算检查了对方也不当回事，通知他参加安全生产会议，也不来。”湖南某市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说。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表示，政府权力下放后，基层监管执法任务繁重，应为其配备与其责任相符的人员与执法权限。

    目前，一些地方已着手探索，通过监管执法权限“下沉”、配强基层力量。例如，为了解决非法采矿，地处湖南省湘潭县南部的中路铺镇将国土、安监、环保等７个职能部门的１３项行政处罚权，下放至乡镇。

    中路铺镇党委书记李洪运说，过去乡镇没有执法权，只能上报县国土部门处理。而国土部门执法大队人员有限，有时等到执法队员到场，非法采矿人员早已转移。“基层执法权限和力量充实后，‘放管结合’彻底改变了以往‘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等窘境。”

    “红顶中介”加速脱帽，社会组织怎样“接棒”？

    政府“瘦身”之后，一方面半官方性质的“红顶中介”正加速与行政职能部门脱钩；另一方面不少原本由政府承担的管理服务职能，改由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承担实施。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新的管理服务主体能否“接棒”？

    不少业内人士介绍，社会组织一般不具备行政强制权力，其参与市场管理主要是依靠行业约定、技术标准、资质认可、等级评价等市场手段，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相关企业在技术、信用、安全等方面的参考指标，起到“表彰先进、监督落后、净化市场”的综合作用。

    近两年来，国家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各地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增长速度保持在１０％左右。但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吴曙光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当前经济发展和简政放权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

    政府管理职能下放给市场，首先要有相应的专业性社会组织来承接。“环评下放后，有的环评机构竟是环评对象的子公司，有的地方连环评公司都没有。”王满传说，这种情况下，环评放下去后，能否发挥出应有的监管职能明显存疑。

    社会组织需要具备足够专业实力，才能承担起市场监管职能。武汉市一家商会组织介绍，针对豆制品小作坊脏乱差问题，政府曾委托当地豆制品商会来调研整治市场环境。商会组织只能通过商会约定来对会员单位规范管理，但大部分豆制品企业、作坊，连豆制品商会会员成员都不是。“一个覆盖面非常有限的商会组织，要承担起全市整个豆制品市场的管理，从何谈起？”

    要管好相关行业领域，社会组织“打铁还需自身硬”。不少企业反映，一些行业协会类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有限，却利用资质鉴定、检验检测等行业垄断职能大肆敛财。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投融资中心主任尹斌说，企业反映参加的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商会等社团组织数量普遍都有５至１０家，多的甚至高达二三十家，每年每家协会会费少则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元，多的达数万元，其中很多协会收费多服务少，甚至是不服务。光收钱没服务的协会，无法让企业信服，怎么来发挥规范、净化市场的作用？

    “完善的社会组织，是实现大市场、小政府的前提条件。”湖北襄阳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鲁大全认为，目前需要做的，一方面是降低社会组织成立门槛，打破行业垄断，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产生一批覆盖面广、运行规范、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在针对社会组织的法规、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对违规、违法的社会组织加以惩处，“这样政府下放的管理职能，社会组织才能接得稳、用得好、管得住”。

    简政放权，放管缺一不可。不少业内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迈过管理体系、基层配置、社会组织三道坎之外，还得继续增强各方依法履职能力，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效能，更加宽松地放，更加科学地管，让市场与社会实现“活而有序”。（记者 李劲峰、关桂峰、袁汝婷、周琳、凌军辉、毛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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