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改革并举。”针对降准降息的同时，放开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表示，这标志着货币政策从数量型为主转向价格型为主又迈出关键性步伐，为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及高效配置金融资源提供了制度基础。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8月2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同时，自2015年9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是决定政策调整的主要触发因素。”陆磊分析称，国际经济低迷促使我国以扩内需作为主攻方向恰逢其时。7月进出口总值同比负增长8.2%，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负增长0.7%。外需的波动性要求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我们到了以降息促使企业财务成本进一步降低、以降准促使金融机构具有更充分的金融资源调配能力、以定向降准推动金融机构支持消费的时间窗。”

    陆磊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利率与汇率政策配合恰逢其时。近期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兑主要货币中间价报价机制实施进一步完善，势必对金融体系本外币流动性构成结构性影响，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实际上为金融体系注入了无期限流动性，可以有效增强金融机构针对货币市场波动实施流动性管理的能力。

    2015年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3%，增速较上月末提高1.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6.6%，增速较去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本外币贷款余额96.00万亿元，同比增长14.4%。

    陆磊指出，今年早些时候的降准在供给端增强了银行的放贷意愿；降息则引导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在需求端提振了经济主体的贷款意愿。此次“双降”有助于巩固政策成效，更好地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陆磊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的畅通性。首先，基于物价走势、实体经济部门盈利水平与名义融资成本的比较，“双降”政策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营造了中性适度的货币环境，但同时需要实体经济部门的“有效”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的高效率金融服务供给加以配合。

    同时，考虑到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40个月以上负增长，需要高度关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配合，尽可能降低理论界通常所认为的货币政策存在“治理物价上行效果优于治理物价下行”非对称效应。

    还有，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仍然在于中国处于“新常态”环境下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的塑造，货币政策为经济运行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真实经济增长则需要依靠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良性互动。（记者 马常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