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哪里也没去，就在家看看全球金融市场走势，思考一些问题。这不，年后就到G20‘中国时间’，紧接着又进入两会‘晒国家账本’时间。”3月2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接受《经济日报》金记者采访时说。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资料图

楼继伟在思考哪些问题？对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可谓重点。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前后，“新广场协议”被频繁炒作。“‘新广场协议’是子虚乌有的说法。”楼继伟笑称，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前几天也提到，当年“广场协议”签署的前提一是全球经济面临较大危机，二是存在严重扭曲。现在G20没有面对较大危机，也不存在严重的扭曲，因此不具备签署的条件。

“近期的市场波动，并没有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这也是G20各国总体的看法。”楼继伟说，当然还须正视问题和风险，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波动、世界经济面临一些中长期挑战，需要考虑如何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

楼继伟形象地举例，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刚发生，大家站在悬崖边上，都积极同意改革；那么，如今就好比远离悬崖，不易形成改革共识，且现阶段各国经济复苏阶段不同，如何使用政策工具、侧重点在哪，各国还存在分歧。以财政政策为例，有些国家主张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但有些国家反对，认为这只会掩盖经济风险，且没有充足的政策实施空间。而对于货币政策，大家在肯定其应对危机作用的同时，却在负利率政策的利弊上争论激烈。

“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认为QE是通过‘买时间’来进行结构性改革。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了，不少国家担心负利率环境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恶化，如果负利率政策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话，银行体系还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楼继伟说。

众口难调，但维护和增进经济复苏态势的目标是一致的。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各国在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上达成一致。接下来，结构性改革如何推进？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的两大成果建议“出炉”，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即构建结构性改革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建立结构性改革进展评估的指标体系。

“结构性改革是要讲顺序的。”楼继伟说，见效快的措施先实施，比如提高行政效率。“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我邀请所有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到中国很多城市去看一看。那里的行政服务大厅普遍提高了行政服务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楼继伟说，过去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办不下来的事，现在几天、几周就办成了，极大地促进了创业和创新。但是，并非所有的改革都是既惠当前又利长远，不少改革短期会很“痛苦”，但长期将发挥很大作用，比如去产能。楼继伟说，像这样的改革就需要提前“拉单子”，早着手准备。

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对G20各方凝聚共识、树立典范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楼继伟印象深刻的是，在3年前G20会议上，中方强调应深化结构性改革时，有的国家不予理会，有的国家则当场反驳，而今已成为各国共识。这与当前各国面临的中长期改革问题紧密有关，也与中国先行先试、创新实践带来的成效有关。

如今，中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为66.4%，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为50.5%，在适龄劳动人口逐步减少的情况下，这样的经济结构能够支撑中高速增长不易，未来更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更大的增长潜力。

“目前，中国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和巨大的改革空间保障中高速增长。”楼继伟说，供给侧生产要素效率的改善、配置扭曲的解除、交易成本的下降，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在财政政策工具里，债务也有一定空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的赤字率标准并不是太客观，即使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当前的赤字率也不到3%，不是很高。”他说。

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债务状况？会否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隐患？

“当期债务可控。”楼继伟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去年，中央和地方直接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接近40%，有的发达国家达到70%到80%。而对于政府或有债务，需要评估代偿率。“代偿率是不断变动的，经济好的时候隐性担保债务大部分都不会实现，但经济下行的时候，隐性担保债务实现可能性就比较大。因此，有的国际组织估计我国政府债务率略高于40%是可以理解的。”楼继伟表示，今年还将继续置换到期债务。因为预算法只允许省级政府发债，各省到期债务规模都有统计，以省为单位看我国政府债务是可控的。

“不过，要把政策空间用好，需要将短期就能见效和长期才能显效的措施搭配推进。”楼继伟说，在中国，现在很多措施已经见到成效。未来，除了实施简政放权、鼓励创新和投资的减税政策，还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包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义务教育资源的可携带，统筹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养老保险，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定居，使得劳动力按照其适宜的配置要求流动。

楼继伟认为，“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等短期可能是紧缩性的，但是中期是扩张性的措施，必须推进、必须过关。“我们的储蓄率还较高，必须要有投资而且是高质量的投资和创新性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