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的政策性应用很难被民众所理解，现代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也呈现爆炸性增长。“当今世界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已渐成共识。而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也明确指出：“用现代经济学分析经济现象常常‘捉襟见肘’，一般只能起到‘事后诸葛亮式’解释作用，而不能进行预测”。

史实表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国台湾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同步进入中后期，政府决策部门和经济界对产业如何升级转型分歧很大。

曾任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会工业研究组组长并因撰写《台湾经济发展之路》而蜚声学界的王作荣和时任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蒋硕杰①，通过报刊投书与社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辩论，当时业界形容这是一场“李斯特（政府干预）大战史密斯（自由市场）”的辩论，并影响了台湾日后的经济结构调整走向。

王作荣与其他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蒋硕杰之间的根本分歧，与其说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毋宁说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职能边界究竟何在。在这一点上，王作荣深信政府不仅可以清楚的认定“关键性的战略产业”何在，而且可以通过政府积极干预、甚至公营为主的办法，来推动其更好更快的建立；蒋硕杰则倾向，政府不仅不能干预，而且连对“关键性的战略产业”都并无真正有能力认定，反而可能陷入积重难返的寻租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认定问题，必须交由市场自主选择。

台湾政府决策部门及时从这场大辩论成果中汲取了政策建议，有效避免了重大的经济决策失误，以致于三十年之后，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台湾当局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可以得“高分”。

当前，我国“保增长、抗通缩”和经济的整体“升级提效”与当年台湾相比，无论是外部环境或内部的规模和差异性等方面都要复杂许多，尤其是当前热点之一“供应侧改革”都与里根时代的美国的国情、全球化、信息化程度截然不同，更需要学界公开、持久、有序的学术公开辩论来为国家高层经济决策服务。

除此之外，为了超越国际上所谓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者和乐观论者各自片面的角度，也应尽快在主流媒体上设立“经济政策”辩论频道，使国际学术界和实业家们就我国体制改革方案与重大政策开展讨论，这不仅有助于吸收他们的真知灼见为我国高层决策所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有针对性及时地消除偏见，让能影响各国领导人意见的经济学大咖们接受中肯的批评，约束那些对我国经济前景和决策极端不负责任的指责。

：蒋硕杰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师从哈耶克，又有在IMF工作的经验和在美国大学与同行交流的条件，在可贷资金问题等金融理论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创造。从20世界40年代起，他就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存量分析方法提出批评，他关于“瓦尔拉定律”及其误用的分析，不仅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他认为资产组合平衡不宜作为货币理论的基础，存量分析方法不能代替流量分析方法成为货币市场分析的主要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国际经济学，提出了远期汇率决定理论，并建立了外汇投机与国际资金流动的理论框架。蒋硕杰把他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从而主导了20世纪后半叶台湾的经济政策。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既是对蒋硕杰理论的经验实证，也丰富了他的理论。

仇保兴

简历：

男，1953年11月生，浙江乐清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工学博士。高级规划师。曾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2015年2月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简历来源：国务院参事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