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圆桌论坛系列之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主    题：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时    间：2016年7月22日

主 持 人：

王  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参会嘉宾：

欧晓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司巡视员

卜永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所副所长

陈  欢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办公室主任

雷咸成  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

曹红辉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刘  鹏  商务部综合司副处长

王学德  科技部中国智慧城市研究院执行院长

罗雨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研究室主任

刘乃柱  山东临沂天元建设集团海外公司总经理

周润凯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助理

侯晓轩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科技投资杂志社副主编

相均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会议背景

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基础设施先行不仅是贸易畅通的根本保障，也是“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日前，李克强总理出访蒙古并出席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提出，要加强中蒙在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与“草原之路”对接，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由此，加大金融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近两年来，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成立并投入运营，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下一阶段，金融（包括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等）如何更好地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如何更好地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等问题已成为各界关切的热点，探讨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推进我国金融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我国进 一步扩大开放和经济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国办信息公开办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拟于7月22日下午联合举办第28次文津圆桌研讨会，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金融机构和企业代表深入研讨，为金融更好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走出去”献智献策。

主持人：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研讨会，今天的主题是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话题。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人大金融重阳执行院长王文。

今天的会议非常有意思，政策界、金融界、对外投资，尤其是对外金融服务的、企业界的代表一块来探讨这个话题。

那么在目前我们运作“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金融支持应该怎么做，是否已遇到了问题，就这些问题我们能否提供一些建议、能够有对老百姓解释得通的一些说法。

一、“一带一路”融资机制仍需改进

雷咸成：目前国内融资成本比较高。一般来讲，基础设施需要的是金额大、周期长、低成本的资金。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信贷资金看起来成本较低，但和国际上比还是偏高，因为发达国家都是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比如日本。这导致有时我们能成功支持的是发达国家觉得风险比较大，不愿意支持的项目。

还有就是优惠贷款需要走很多审批程序，对资金运用方向、利率、期限都有限制性规定。“一带一路”国家和我们谈项目都希望要优惠贷款，但我们很多都支持不了。所以与国际上相比，我们在优惠贷款管理方面还需要有一些改进。

尽管我们设立了不少投资基金，比如丝路基金，但运作效果还不理想。这些投资基金需要市场化运作，需要对股东负责。这样其投资既要讲效益又要讲风险，就很难做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那种真正的政策性投资基金，由国家财政给予风险补偿，让基金更加注重社会效益。“一带一路”国家的项目大都资本金不足，需要这样的投资基金来支持，然后再到银行融资，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贷款。这样融资成本也不高，风险还小。我们应该设立这种政策性基金。

另外，“一带一路”风险补偿机制还缺位，对金融机构投贷的风险国家应有相应安排。企业目前也缺乏相应风险补偿和风险控制机制。

同时，汇率风险也较大，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项目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人民币环境。这也需要国家做一些相应的安排，以降低其汇率风险。

曹红辉：跨境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机制长期以来存在缺陷，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对外投资主体依然缺位。前年搞的丝路基金其实搞成了靠市场运作的私人股权投资，是要赚钱的，而非开展战略投资的机构。我们内外市场化的力量仍然不够，内部市场的资金成本高，外部资本市场则由于国内管束比较严格，也没法有效发挥作用，充其量在香港、伦敦发发几十亿人民币。此外,既有对汇率稳定的考虑,也有我们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

刘乃柱：我觉得目前民企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融资。一去谈项目，对方就是要优惠贷款。但是民营企业运作优惠贷款很难。这里面需要国家再多给我们一些倾斜政策。再有一个就是担保问题，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我们现在走出去担保机制基本上是靠中信保来做，需要对方拿国家主权来担保，但很多外国地方企业没有办法拿国家主权来做，所以很多项目做不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能否适度放开非主权类担保。二是民企和央企在融资担保方面待遇差异太大，很多好的民企做的很大、信誉很好，但很难拿到免担保、免抵押的纯信用额度，企业自身融资难度很大。三是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机制来解决我们民企在境外投资内保外贷或出口买方或者出口卖方贷问题。

周润凯：民营“一带一路”融资机制仍需改进。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银行给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上的金融支持力度还不够，尤其是工程履约保函额度太小了，我们在海外开展业务总是不够用，银行给民营企业的一带一路的融资优惠政策跟央企、国企是不一样的。我建议应该对一些优秀民营企业或行业龙头企业设立“一带一路”融资配套优惠政策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享受“一带一路”融资优惠政策，这样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的同时，又能推动民营企业在海外业务的迅速发展。现在很多小型企业在海外陌生环境由于没有行业龙头企业的带领是缺乏安全感的，所以，银行应该给予优秀的民营企业或者行业龙头企业更多融资优惠政策配套支持。优秀的民营企业或龙头企业在海外迅速发展壮大了，自然会带动产业链上的很多小型企业走出去的。

刘鹏：现有融资模式相对比较单一，目前大部分境外项目融资支持都是以主权借款和以能源、资源做抵押的借款。有些借款已受到国际债务警戒线制约，引起了IMF和World Bank等一些组织的质疑。现有融资规模也比较小，国内金融机构普遍缺乏长期稳定、低成本的外汇资金来源，开展外汇贷款的意愿不是很强，信贷业务总体规模受限，政策性金融支持的规模有限。国内银行的美元信贷利率比外资普遍高1.5到2个百分点，抬高了我企业境外融资成本。而且这样一来，政策性贷款并没有比商业贷款便宜太多，跟国外相比还是比较贵。

二、“一带一路”政治、经济战略统筹还需加强

主持人：以上我们说了融资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从更宏观的方面来讲，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理念、协调、组织上是否也存在不足呢？

曹红辉：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还是缺乏统筹，不仅与国外政府和企业缺乏统筹，且与国内各部门也缺乏统筹，政商之间缺乏统筹。当前，各个机构、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版本的“一带一路”方案，内容相互重叠，这就需要理顺关系。

陈欢：我从亚投行的角度说一下这个协调和统筹问题。亚投行不是专门为一带一路设计的机构，但如果“一带一路”有好的项目，亚投行也可以支持。另外就是“一带一路”要本着“双赢”或“多赢”原则。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如果只体现中国战略或利益意图，或企业只有消化国内过剩产能，抢占资源与市场的心态，从长远看，是行不通的，也不利于我大战略布局。

欧晓理：“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亚投行的关系是相互配合、相互借力的问题，亚投行是独立的，不是专门为“一带一路”服务的，但我们之间很多是相通的，这样的关系。而丝路基金是非常明确为“一带一路”服务的。

三、我国“走出去”企业自身仍有不足

主持人：以上各位专家都阐述了体制、机制方面的不足，那么具体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体，我们企业又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呢？

雷咸成：我们企业面临一个转型问题，以前企业走出去都是搞工程承包，建完了走人。但这些项目所在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管理和运营能力都很差。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搞好运营，即便没有精力，也应帮着做未来经营方案。这个目前企业是做的不够的，跟不上他们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

曹红辉：企业尤其是国企动力不足，民企又实力不济。这里面，我们的企业在成熟的市场中呆习惯了，自身的能力建设不足，对外部那种不成熟的市场和法制环境不适应。但“一带一路”说的就是对外投资、对外合作，关于对外资本输出的事。

相均泳：“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都是硬骨头，仍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参考，需要我们企业不断去探索，不断去实践，不断去创新，并进行持续的总结、评价和推广，但是目前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没有相应的评估机制。

四、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主持人：面对融资机制、协调组织方面遇到的困难，以后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又该如何进行下去呢，请各位专家和学者均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曹红辉：应该明确“一带一路”战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三年多来，大家说了这么多了，也做了不少事情，但对“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实施要进行一个整体性评估和战略性评估，以确认战略方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后再具体说说问题和解决办法。

首先，必须明确，“一带一路”不仅在经济上是有合理性的，而且在政治、文明交流等战略层面，也是正确的事情，必须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其次，这件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充满艰巨性、复杂性的挑战，是落实中国梦的长期宏观战略，即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制造业中心，构建欧亚大陆新政治、经济文化格局。这是改变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事。最后，前几年，政府在“一带一路”上面做得比较多，而今后应该让整个社会都参与到“一带一路”的运作和发声的过程中。否则的话，会给人造成一种模糊的、不好的印象，即这是政府推动的事，而不是市场和民间自发形成的。国外就会有人质疑你背后是否有什么地缘政治企图。国内，也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这么做，说是明明国内这个没做，那个也没做，为什么不先集中力量先做好国内的事。所以说，我们首先需要做一个总体评估，说明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应该怎么做，然后再继续推进。

设立市场化机制、聚拢资金。这些年，我们搞了不少的基金，总共有几十家了。但“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光靠中国的钱来建，大包大揽既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即所谓独唱与合唱的问题。因此，要建立一个机制，一个动员区域内乃至全球金融资本参与的市场化机制，把大家的钱组织起来，通过股权结构多元化，把各方的劲头聚在一起，也把风险转出去。

设立开发性金融机制。我们一些人总说“一带一路”周边国家法制不健全、市场不规范、治理不完善，怎么办呢，总不能等它都完善了再去呀。为此，应该在境外欠发达地区，建设开发性的金融机制，主动与当地政府、企业沟通、合作，共同把市场培育、建设起来，推行开放性金融的国际实践。在欠发达地区，不可能吃现成的。而且这方面，中国有着三十多年的经验，比如以往这个项目赔钱，那个项目赚钱，就把它们打包起来，全部都给做了。

设立政策统筹机制。当前，急需建立一个专门加强政策协调和规划统筹的部门，如同发达国家的国际开发署一样的机构。现在，对外投资额和增长都已是世界第一，但还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统筹政策和规划，各部门间协调成本太高。

创新防范风险机制。除了大家说的政策性保险、海外安保体系外，还要采取多种手段来分散和防范风险，更多地通过商业化保险机制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比如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成立新的专门服务一带一路的保险机构，建立海外保险产品的交易市场等。

雷咸成：优化融资渠道和手段，提高融资效率，防范风险。一是降低融资成本特别是政策性金融资金成本。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多元、稳定和低成本的本外币资金筹集渠道，以便更好地发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对于国家优惠贷款的管理办法应该做一些修改和调整，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规模要适当扩大，利率要做相应调整，审批程序要尽量简化和优化。

二是设立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专项建设基金。现在外贸形势严峻，出口企业不仅需要融资支持，也需要资本金的支持。应该借鉴目前国家支持稳增长、调结构而建立的专项建设基金的运作方式，建立专门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专项建设资金。也应该有一个专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真正政策性的专项基金。

三是应该推动企业以及金融机构联合“走出去”，降低商业和金融风险。在“一带一路”过程中，企业之间、企业和金融机构应该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国家和市场的风险，这样做起来能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最后，金融机构的支持也需要做改进，需要适应新形势，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服务能力，更好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欧晓理：明确“一带一路”战略重点，进行政、商分工。“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大战略，我们必须搞清楚哪些是必须干的，由谁来干，怎么干。比如我们应该做一些研究，把这些内容分门别类，搞清楚哪些是需要政府干的，哪些是商业性的，哪些是政商结合的；哪些对中国是有战略意义的、有什么战略意义，哪些又是市场的性质更多，是赚赚钱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布一些“闲子”，以备不时之需。

陈欢：认识“一带一路”政治、商业战略的不同。政商还是要分离，政治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战略，比如我们的“一带一路”上的外交战略重点怎么考虑，应该扶持什么国家，这些问题在国家决策层应有比较明晰和比较统一的思路。我认为，中亚，中东和海湾地区某些国家（不是所有国家），如伊朗，应是我们的战略重点。当然要从我国外交大局，尤其是中美关系大局，考虑这个问题。但随着各国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像英国，我们一直说英国是美国小弟，但是实际上他跟随美国都是有战略考量的，对于亚投行这事情，他就没有跟随美国。所以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在“一带一路”上的战略布局。

至于融资机制和企业资质认定，我认为，首先，属于国家战略的，国家应出钱，或国家与企业（包括受援国国家或企业）共同出钱；属于企业商业行为的，就企业自己干，不能什么都国家包办，要分清楚；其次，应当承认，我们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还很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对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从企业文化到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其中，企业文化是关键。如果企业把傲慢自大，坑蒙拐骗，偷工减料，行贿受贿（指定某企业中标，或必须购买某企业产品等）这种落后文化带到受援国，对中国的形象将是灾难性的。换句话说，企业资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国家援助层面。

重视“互联互通”的软件部分。既要重视硬件上的互联互通，软件的互联互通同样重要。比如海关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调互通，陆路口岸的通关机制的互通，这些问题同样重要。

卜永祥：要处理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的关系。我觉得我们要处理好“一带一路”中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之间的关系。政策性金融就是国家兜底，财政照单全收的，主要发达国家都设有对外援助机构，这些机构对外提供国际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体现自己的国际义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发挥对外援助机构的作用，当然，我们定向支持谁和支持多少要心中有数，心中有谱，实现我们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开发性金融，就是首先要有开拓性、创造性的进入某些目前其他机构不愿意做、没有回报的领域，并充当酵母，带动商业性金融进入，把该领域盘活、做大。开发性金融不需要多大资金，一个一百亿项目，开发性金融可能也就占几亿，但是这个几亿的资金可以把商业性金融的大钱吸引来。所以，资金量的重头我认为还是商业性金融。但无论如何，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讲究回报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不做亏本买卖。

“一带一路”金融支持应配合国家产业布局和开放政策。我觉得我们“一带一路”金融支持方面最好能够和我们国家总体开放战略相结合，比如和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政策、和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相结合等。

另外，“一带一路”金融支持政策应该配合我国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做。比如如何对接我们的去产能的结构性改革措施，通过“一带一路”实现产能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还是要强调对外投资方式的多元化，比如更多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采取民间资本和政府公私合营的方式等。

王学德：PPP模式或大有作为。我主要做智慧城市，这个和“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有很多重合部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总结出一些经验。比如参与我们的企业也没有钱，但是我们用PPP的模式，好像就比较好，政府出一部分充当引导资金。企业出一部分，再有一部分社会资本的介入。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信息化程度。“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也要加强信息化建设，一方面是方便这些设施更加高效的管理、运营，比如相关互联网建设，一方面是为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做一些未雨绸缪，比如相关数据库建设。

罗雨泽：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要有四种思维：

一是系统思维。从讨论题目上看,涉及了“五通”中的两“通”：一个是设施的联通，一个是资金的融通，但我认为这并不仅仅是两通的问题，应和另外三通联系起来。

要实现资金的融通，对设施支持，政策沟通很重要。首先高层要通过沟通形成一定共识，有政府担保在里面，风险就会降低。第二个还需政策方面的支持，比如我们现在就需要解决海外资产不能作为贷款担保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一般资金占用量大，一旦投下去，不能作为抵押或担保贷款，投资者资金压力就会很大，外保外贷如果能够实现，将减轻投资者不少压力。另外就是贸易畅通方面的，如果贸易不畅通的话，意味着商业环境不行，花了很多钱的基础设施就不能盈利，就不可持续，所以贸易环境也非常重要。还有一个是民心相通，如果反华情绪严重，即使他们的市场比较好，商业环境比较好，我们的资金也有保障，项目也很重要，但也要谨慎投资，因为这里面的社会风险非常大。所以，在考虑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认为一定要跳出资金和基础设施这两个领域，至少在五通的框架下，思考这个项目的经济性、方案的可操作性和风险大小。

二是互动思维。我们要从双向的角度综合思考并实施我们的项目，而不仅仅是从金融如何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角度，而且还要发挥金融对项目选择的引导作用。金融要让项目选择者明确自己的偏好，比如盈利性、资金安全等。互动思维里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和国家的产业布局结合起来，比如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园区相关，那么它可能就有盈利潜力。如果这个基础设施能够联通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那它的效益也就可能比较好。举例来说，中亚、中东地区好的项目一般基于能源、矿产资源，是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和这些项目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金融吸引力也就比较强。

三是开放的思维。第三个思维，就是要有一种开放的思维，因为“一带一路”不能变成中国一家独奏，要跳集体舞，需要设立一种机制，把人家拉进来做，通过商业模式的设计，融资模式的设计，充分整合外部资源。

四是内外统筹的思维。内外统筹，就是要统筹利用我们的资源。比如现在常说的PPP模式，它对法律环境和信用环境要求比较高，国际上实施要比在国外难度大。一味强调在国际上使用PPP模式尤其是在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可行性并不强。相反，我国是一个强政府，并且正加强PPP方面的立法建设，在国内推行PPP模式更为可行。在国内通过PPP模式，多利用民间资金，从而节省出政府资金和开发金融机构资金，用于境外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或许更为可行。对于国际上，如果条件成熟，就用PPP，如果条件不满足，也不要刻意为之。

主持人：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大家谈的非常透彻，有表及理、由浅入深的讨论了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问题以及未来的建议。效果非常好，大家辛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