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时期新建的重庆长风化工厂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地处西南的重庆作为“三线建设”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以重庆为中心，用三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建立起一个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有相应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机械制造工业的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历时10余年(1964—1980年)的“三线建设”，对重庆的工业经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加快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
1964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10月，规划小组编制出《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该《规划》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有200多个，仅重庆地区的投资即达42亿元。1965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任主任，下设朱光、鲁大东等组成的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负责指挥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的第一步，是沿海大批企事业单位内迁。具体实施方案为：1964年下半年迁建少数工厂作试点，大部分工厂作好搬迁准备，1965年开始大规模迁建。迁建主要采取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的形式，即有的厂全部内迁，有的厂部分车间、工段内迁并与重庆原有厂合并，或在重庆建设新厂。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6年，涉及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12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地区，内迁职工达43 488人。此外，1964年下半年至1967年，在重庆地区进行的“三线建设”项目中，国家还安排了59个大的骨干项目和配套项目的新建和改扩建。
首先是兵器工业的改扩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主要包括原有7个老厂(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长江电工厂和嘉陵机器厂)的扩建和一批机械厂、研究所的新建。新建的机械厂有：红山、庆岩等14个和62，54两个研究所。
其次是船舶、电子、航天工业项目的建设。在船舶工业的建设项目上，以重庆为中心的永川、江津、涪陵、万县沿江一带，从1965年开始，相继建成了较为完整配套的船舶工业基地。到20世纪80年代，重庆地区建成的造船工业有前卫仪表厂、重庆造船厂等近10家。在电子和航天工业建设项目上，国家在重庆地区先后扩建了重庆无线电厂、重庆微电机厂和巴山仪器厂，新建了3个微电子研究所。与之配套，重庆还先后新建扩建了测试仪器厂、无线电二、三、四厂等，从而形成了有30多个电子工业项目为依托的又一电子工业基地，能够生产国防和民用的电子产品14大类320余个品种。
第三是对冶金、化工、机械工业项目的配套建设。在冶金工业方面，如重钢、特钢及三江钢厂的改扩建，西南铝加工厂、重庆铜管厂的新建和重庆铝厂的恢复建设。化学工业方面，国家投资建设了四川维尼纶厂、重庆氮肥厂、重庆磷肥厂等一批骨干化工企业，改造扩建了天原化工厂、长寿化工厂、重庆化工厂等一批老企业。机械工业方面，先后改扩建了矿山机器厂、起重机厂等一批老企业，新建了四川仪表总厂、实验设备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到20世纪70年代“三线建设”末期，重庆已经形成了冶金、化工、机械、纺织、食品五大支柱产业。
第四是对交通项目的建设，主要有川黔、襄渝铁路的修建，嘉陵江大桥、涪江大桥、朝阳桥的建设，以及各港口、码头、机场的新建和改扩建。
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至1980年，“三线”新建企业加上原有兵工厂，重庆地区拥有38个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固定资产原值达18亿元，占全市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20％。改革开放后，这些在“三线建设”时期建立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经过调整改造，在向军民结合型转轨中发挥了巨大潜能，形成了诸如摩托车、微型车、小轿车等在全国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对振兴重庆经济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襄渝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成的成渝三条铁路干线与长江黄金水道，共同构成重庆对外交通的4条大动脉，再加上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大大改善了重庆的交通状况，使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便利的交通还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使重庆初步形成了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镇体系，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三线建设”在国家急于备战的情况下匆促上马，并且受到“文革”动乱的冲击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因此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规划投资综合平衡不够，配套建设跟不上，布局过于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等。这些问题，对重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田 姝)
